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在整個國家中，沒有哪個人不是農民，因為不僅在農莊，而且在任何其他你未曾預料的地方，你都會看到他們的身影。”因此，農村問題曆來是一個關係到中國社會全局的根本性問題。國家的興衰存亡、社會的發展變動與農村休戚相關。正如1931年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成立宗旨所指出的那樣：“……隻有鄉村安定，乃可以安輯流亡；隻有鄉村產業興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隻有農產增加，可以增進國富；隻有鄉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算有基礎；隻有鄉村一般的文化提高，才算中國社會有進步；總之，隻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從曆代封建王朝到國民黨政權，再到共產黨政權，沒有哪一個政權不曾致力於農村問題之有效解決，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戰勝國民黨就是掌握了當時農村問題解決的主動權。然而，中國共產黨人盡管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改變了舊有的農村社會結構，使農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農村問題卻遠未能從根本上得以解決。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各領域高速發展，唯“三農”問題成為現代化發展的最大瓶頸。此乃近30年來曆史學界、經濟學界、政治學界、社會學界等同時聚焦農村社會的主因，從而將中國農村問題的研究推向新階段、新高潮。
回首檢視中國鄉村史研究，農村問題研究大致起始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挽救“鄉村危機”的呼聲中。當時，鄉村文化建設、鄉村社會結構、鄉村經濟等諸多內容均紛紛納入研究者的視野，但這些研究由於種種原因未能走向深入和持久。1949年後的30多年中，在近現代中國研究領域，有關農村研究主要集中於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土地問題等若幹方麵，而涉及鄉村問題者則難出土地占有關係和農民生活貧困化的窠臼。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農村經濟體製改革的進行，農村日益成為國人矚目的對象。在學術界，近代鄉村史亦因之成為人們關注的一個新的研究領域，不僅引起曆史學者的高度重視，亦引發經濟學者、社會學者、政治學者乃至倫理學者的濃厚興趣。
社會是一個多層次、多麵相並由多種元素構成的複雜“生態係統”，正如著名曆史學家魏宏運教授所言：“社會是一有機體，包含著諸多內容，而各部分內容又是相互關聯的，有人從地理環境中去研究，有人從政黨與社會變遷中去研究，有人從人口方麵去研究，有人從鄉村結構變化中去研究，有人從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上去研究，等等。曆史學者總是將社會發展和進步過程中具有重要性的問題拿來探討……”正是出於這樣的學術理念或研究路徑，筆者在南京大學曆史係攻讀博士學位時就選擇晉西北農村租佃製度和借貸關係進行了專題性的研究，並通過該項研究獲得了博士學位。之後一仍其舊，繼續圍繞晉西北農村社會的各個層麵或各個方麵的內容展開更加深入細致的探討。
筆者之所以將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晉西北農村社會作為研究地域和研究對象，除學界對該區域關注相對較少外，更主要的是由於20世紀三四十年代乃是晉西北近現代史上一個劇烈變化的時期。這些變化不僅表現在日本入侵引起該地區政治格局或地方權力結構重組以及中共對該地區的社會整合中，更表現在其由一個過去幾乎不為人所知的封閉的“邊緣地區”變成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開放”的“革命實驗場”及其逐步走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而且，在導致晉西北農村社會發生重大變動的所有可供考量的要素中，中共革命是最有影響且須首要考慮的變量元素。革命為應對日本入侵，整合了鄉村原有的資源配置，改變了鄉村原有的社會結構，引起農村社會經濟、政治權力與文化觀念的巨大演變；其中鄉村三種主要經濟關係（包括租佃關係、借貸關係、雇傭關係）及與之相聯係的土地製度變化最突出。本書就是以之作為研究視角，既考察它們本身在革命場域中所發生的劇烈變動，又通過這樣的“窗口”觀察晉西北農村社會是如何在革命中向“現代”社會演變，以及農村社會中地主和普通農民應對革命與戰爭的需要、願望及其所作所為。從另一角度而言，既然中共革命是推動晉西北農村社會重構的動力之源，故研究的重點還在於考察中共是如何麵對複雜的農村社會的，包括變革的製度安排、運用的手段、實現的目標及其整個策略選擇；換言之，即中共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晉西北農村社會經曆了些什麼或當時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圖景？
鑒於問題的選擇與研究的視角，本書在結構上主要由上、下兩篇組成，上篇考察了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區域地租、租額與租率的基本麵貌及其在戰爭和中共革命政策影響下所發生的劇烈變動，以及鄉村私人借貸關係存在狀態和中共減租減息政策在鄉村社會的實踐曆程；下篇分別就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區域的傳統“中農化”小農經濟、農村土地流轉實態、農民家庭生活（包括地主經濟水平）、農村雇傭關係與雇工生活以及戰時農民非常態分家行為進行了探討。
張瑋於201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