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晉西北，農民主要甚至完全以從事土地生產來維持生計，其經濟生活因土地占有多寡亦即收入高低而不同，地主、富農生活相對優裕，普通農人生活則倍加艱苦。惡劣而封閉的生態環境，使這裏的農民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依然使用著十分簡陋的生產工具，並躬耕於碎化的土地上，生產技術、經營方式多少年來未曾發生多少改變，農業生產力水平異常低下。絕大多數農民終歲辛勞，卻僅可勉強糊口或即便省吃儉用也隻能維持最低層次的生活標準。
（一）普通農民的家庭生活
晉西北地區是典型的雜糧生產區，人們一般種植什麼，收獲後就食用什麼。在這裏，農民日常飯食以苦菜、馬鈴薯和雜糧為主，明顯地帶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小農經濟社會的基本特點。小米在晉西北被視為“細糧”，不是人人或家家經常可以果腹的食品，白麵在這裏則更是極為奢侈，隻在經濟優裕的人家或年節時才能看到。本著節約珍稀糧食的意圖，人們精打細算，通常根據自己的經濟能力和農業生產季節的不同，以“忙時多吃，閑時少吃”的原則來安排進餐製與飲食組合。農忙時一日三餐，食物的質量與分量亦會提升，以吃“稠”食為主；農閑時則以吃“稀”食為主，條件差的人家甚至采用一日二餐製。飲食方法很簡單，“平日不吃菜，吃起菜時，就做一大鍋，盡夠吃”，並常以冷水解渴。生活方式極其簡陋，根本不講究什麼形式。
社會生活以男性為中心，婦女地位極其低微，性別之間仍延續著傳統而古老的社會分工形式：男主外，女主內。婦女一般不參加生產勞動，其生活待遇自然不及男性，這在飲食方麵有著具體的體現。例如，當地許多地主本人平常吃“家長飯”，食物質量在當地屬上乘，如白麵、蓧麵、蕎麵等麵食且頓頓吃菜，甚至每月尚可以兩頓或兩頓以上的肉食進行調劑。而同屬一個家庭的婦女和小孩，其飲食與地主本人卻大不相同，他們通常與長工一樣，日常飯食乃是穀麵窩窩和豆麵等。
該地區代代傳承的民間俗語——“穿衣吃飯亮家當”正說明了衣食的品質或質量與家庭經濟條件密切相關。衣食質量優劣的背後透射出的是一定社會和家庭經濟水平的高下。在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飲食取決於社會習慣與經濟條件的共同作用。1941年興縣楊家坡村雇工調查資料顯示，楊家坡農人的飲食分為兩類，每類又分為3等。第一類應是經濟條件比較優裕的人家，上等之家早晨和中午飯食分為3個檔次，即戶主本人早晨食用最好的麵條和稀飯“打豆腐”，婦女、小孩食用次之的綠豆和豇豆稀飯，雇工則食用稠米飯；中午戶主食用蓧麵、蕎麵或白麵，有時還有土豆粉條和豆腐（當地稱豆腐菜或大燴菜），婦女孩子食用撈飯、麵湯和穀麵窩窩，雇工隻食用穀麵窩窩；晚飯一律是江綠豆稀飯。中等之家，早晨一律是稀飯、炒麵（一般是五穀雜糧混合而成）；中午穀麵窩窩、綠豆湯或麵湯；晚飯為稀飯。下等之家，早晨是更稀一點的稀飯和一些粗製炒麵，中午穀麵窩窩，晚上稀飯。年節的食品是年糕、饃饃（1人分兩個）、餃子（隻一頓），正月初一吃饃饃，初二吃糕。第二類是普通農人，上等人家，早飯是小米稀飯、苦菜、酸菜；午飯一家之主與老人吃撈飯菜、豆麵、蕎麵，婦女、小孩與雇工吃穀麵窩窩或糠窩窩。中等之家，早晨亦是稀飯、苦菜、酸菜；午飯是穀糠混麵窩窩、苦菜、酸菜與蔓菁；晚飯是稀飯。下等之家，早晨是黑豆“枕枕”、苦菜、酸菜；中午糠窩窩、稀飯或與早飯相同；晚飯不吃或吃剩飯。晉西北社會經濟落後，普通農人生活艱苦，鹽、油、醬醋等調味品少得可憐，白麵、豬肉更是他們終年難以一遇的佳肴。歲時歲令在飲食上對於他們來說幾無特別意義，豆麵、蓧麵也隻在很少家庭的餐桌上才能見到。大部分農民忙碌終年，到頭來僅能解決最低標準的糊口問題，所食之物既談不到營養，更談不到適口，隻是為了果腹或滿足生存需要。他們的糧食所得常常無法滿足全年的需要，野菜、南瓜、豆角、馬鈴薯等均成為其主要替代物，“糠菜半年糧”就是其生活的真實寫照。
大多數農民的穿著或服裝用棉布做成，他們一般買布自己縫製，隨季節的不同在一年中有兩三種類型的衣服，與山東台頭村農民的穿衣種類極具相似性：“冬天棉衣棉褲；春秋天穿有襯裏的上裝，拿掉裏襯的棉花的褲子”；夏天是單衣、單褲。農民“終歲不置衣者十室而九”，直至衣服穿到無法再穿時才可能更換新衣。據興縣楊家坡村調查資料，20世紀三四十年代普通農人上等之家，不買新的，穿舊衣服；中等之家亦不買新衣，穿“娶妻褂子、袍子、皮衫、白衫”等已經多年的衣衫；下等之家，買軍人的破衣服或者買估衣穿，甚至有人無衣可穿而又無力購買。由於農人整日辛苦勞作，衣服易於磨損，加上無衣可以替換，時間不長新衣就已破舊，故而常常衣衫襤褸而等不及更換，甚至十月份穿著單衣、六月份穿著棉衣的現象亦不鮮見。農人居家用品都很簡陋，全家隻蓋一條棉被，出門替換穿褲子的現象並非少數。多數情況下，即使這樣最低水平的生活仍需他們靠借貸來維持。
在晉西北廣闊而起伏不平的田野中，很難看得見房屋。農民們多少世紀以來“都是在那些黃土山裏藏身的”，“是在那堅硬的淡褐色的山壁上掘洞而居的”。這種住屋被稱作“窯洞”。由於深入黃土層中，冬暖夏涼，在北方寒風凜冽的冬季比房屋更適合於居住。其結構簡單，易於建造，並且建築成本低廉，所以“就連最富有的地主，也往往在山上挖洞為家”。農民貧窮與富裕在住房上的差別是：窯洞的有無、數量的多少以及設備、裝飾的繁簡與好壞程度。貧苦的農人大都住在土窯中，窯洞設備簡陋，年久失修，光線極暗，一遇雨水滲淋便存在極大危險。有些農人甚至連這樣的住處也沒有。富有者往往擁有不止一間屋子的住宅，他們中的很多人家既有窯洞也有房屋，且“設備和裝飾華麗，石鋪的地板，高敞的居室，光線從牆上的紙窗透進室內，牆上還開有堅固的黑漆大門”。至於普通農人家中器具設備，一如喬啟明在20世紀20年代對晉、冀、豫、皖、蘇、閩6省11縣2370戶農民生活程度調查研究中所描述的那樣：“一進農民房屋，所看到的，不過是些日用必需的少數東西。什麼睡床、臥炕、碗、筷、鍋、籠，還有幾條爛板凳舊桌子，此外就是一些必要的農具了。”
晉西北農村溝壑縱橫，道路迂回曲折而崎嶇不平，交通極為不便，在缺乏現代化運輸工具的條件下，貨物運輸主要靠驢騾牲畜搬運或農人肩挑背扛。因而挑夫和養驢“趕腳”從事運輸變成了一種職業，成為脫離土地的少數農民的謀生之道和部分缺地農民生活來源的一個重要補充。另外，“出門走親戚，男子均步行，婆姨們有騎驢或牛的”。也有乘坐畜力車的。
農民生活程度極其低下，諸如教育、娛樂與交際等心理、精神與智識方麵的生活對他們來說則遙不可及。正如徐特立所描述的那樣，“除了少數地主、官吏、商人以外幾乎沒有人識字。文盲幾乎達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在文化上，這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個角落。”在他們日常消費或生活支出結構中，食物占據了絕大部分，社會文化消費則少而又少，甚至根本就沒有。為了謀生，甚至“三歲幼童已牧牛於野，七十老叟尚躬耕在田”。孟子說：“就死唯恐不贍，何暇治禮儀哉。”也就是說，他們連最起碼的糊口問題都難以解決，其他方麵又談何容易？這也正好驗證了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即最低層次的需要無法滿足，更高層次上的需要根本不會成為題中之議。美國人卜凱曾根據自己對中國各地上千個農場的考察，生動地描述了中國農人生活：“收入方麵既是渺小的可憐，而且其中大部分還是僅僅用於維持物質生活方麵的要素。生活必需費用雖占入款的大部分，可是食物既缺乏營養，且又終年不變，衣服極粗，僅足蔽體，住室簡陋，聊蔽風雨，絕無舒適美觀可言。近代的教育、宗教，以及社會生活，和他們風馬牛不相及……而社會生活絕為枯燥單調，娛樂消遣，頗為缺乏。”在此之下，煙草、鴉片與賭博很自然地被“看作調劑沉悶而單調的生活的娛樂活動”，成為其“牛馬生涯中的一點小快樂”。例如，興縣楊家坡雇工楊迎命父子秉性好賭，一次一夜之間父子兩人輸掉白洋20餘元，次日將幾十石糧食變賣出去，整年勞動所得付之一空。楊迎命在1941年3月支領相當於自己全年工資12%的4.5元用於償還賭債。保德縣賈家峁3戶富農在1936～1940年間的消費項目中，除1938年外均有吸食鴉片的記錄。這些例子都很典型地說明了農村社會文化生活的實際麵貌。
大多農人胼手胝足，“樂歲終身苦，豐年不免於饑寒”，正常年景的生活已是捉襟見肘，而一旦遭遇災禍，則會立即陷於像山西振務委員1929年11月所描寫的那種悲慘境地：“羅掘既盡，少壯散之四方；采剝無遺，老弱轉乎溝壑；離父別夫，裏巷哭聲烏烏；幼夭長亡，道旁新塚累累……”農民的生活缺乏必要的保障，沒有抵禦災禍的能力，倘若遭遇災禍，就會徘徊於死亡邊緣。正如英國曆史學家陶內在20世紀30年代觀察中國時所指出的那樣，“在許多地區，鄉村人民的處境，就像一個人永遠站在齊頸深的水裏，一個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受經濟條件的限製，農村衛生環境惡劣，“蒼蠅滿村飛，常伴農民們的飲食和睡眠”。醫療條件十分糟糕，缺醫少藥，農民生活清苦、營養差而易得病又無力醫治，若遇疾病就可能遭受滅頂之災。興縣楊家坡村1940年夏天因病而死的農工就有數人，“這是雇工最感困難的地方”。農民的家庭常會發生意想不到的變故，如楊迎命的妻子病逝、劉老蛇的大哥早世，就使各自的小家庭崩潰。楊家坡中農楊篤清之母、兄、侄兒、侄女、弟媳5人在1941年夏由於傷寒相繼病逝，兩個家庭頃刻破解。富農楊篤厚兄弟兩人在31年裏先後娶了7位女子進門，到1941年除他自己的第4個妻子尚健在外，其他6人先後病逝，其弟在此時仍是一條光棍。最普通的疾病是傷寒、疥瘡，興縣趙村1942年春患此病者就有50餘人。農人生病一般不找醫生，頭疼腦熱的小病完全靠自己堅持、等待自然痊愈，有了大病才吃點藥或求神拜佛以期度過危難。由於無法改變自身的境遇，“農民對於他們自己的單調的平凡的生活，常視為一種命運。所以對於鬼神天地風雨山水，絕對的信仰，為生活上之主宰者”，他們在悲苦無告中寄希望於鬼神，在無助無奈中認定“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讓“天”來決定自己的生死與命運。因而，在他們貧苦的生活中，絲毫也不吝惜對鬼神的敬奉。例如，臨縣窯頭村農民李興中1940年總收入86.6元，而在其年度花費項目中“敬神3元”、“埋母親、給父親過周年80元”。調查統計顯示，晉西北每年上墳祭奠用紙就需300萬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