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勝寬
郭沫若是中國現代少有的、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橫跨多學科的文化大家；而且，他“亦學亦政”，其後期還是國家領導人之一。他去世後，鄧小平讚譽他是繼魯迅之後的又一麵文化旗幟。
魯迅與郭沫若堪稱現代中國文化“天幕”中的雙子星座，都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在某種意義上，郭沫若的潛在研究價值甚至有可能超過魯迅。
這是因為，首先，郭沫若涉足的學術領域比魯迅更為廣博。除文學之外，他還兼治曆史學、考古學和古文字學，而且均成績斐然，卓然成家。魯迅和郭沫若在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中國學術史上，各有千秋，各有其不可替代的曆史地位。隻不過由於郭沫若的治學範圍太寬，致使多數專業知識單一的研究者像瞎子摸象似的，僅能領受其部分華章，而難以感知其整體風采。
其次，郭沫若比魯迅多經曆了從抗日戰爭到“文化大革命”的40年曆史風雲，而且他是與政治聯係得最緊密的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他一生多次從戎、從政，他“改造世界”的興趣遠遠大於“解釋世界”。研究他，可以從一個側麵見出現代中國複雜紛紜的曆史剪影。郭沫若留下的上千萬字的著述，都是他建構、闡釋、宣傳中國革命意識形態的記錄，憑借它們作為“以文證史”的文獻資料，構成了一個“郭沫若與20世紀中國”的大課題。
再次，郭沫若與魯迅各有不同的文化個性。如果說魯迅身上更多的具有值得知識分子效法的、讓人肅然起敬的“典範性”的話；那麼，在郭沫若身上則表現為“典範性與典型性的統一”。如果說魯迅身上更多的具有批判性的話；那麼，在郭沫若身上則表現為“批判性與建設性的統一”。如果說魯迅身上更多的表現為“獨立性”的話；那麼，在郭沫若身上則表現為“獨立性與順應性的統一”。魯迅與郭沫若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文化個性，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一生主要生活在體製外，郭沫若後期則是體製中人。事實上，郭沫若後期的思想文字在當時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身上的典型性、建設性和順應性，其實都是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共性。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在時代的感召下，自覺地向郭沫若看齊。所以，可以把郭沫若看作是當代知識分子的“精神鏡像”，研究他，不僅可以大致窺見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曆程，而且對當下中國知識分子如何走向未來，如何進行精神重建，均不乏啟迪意義。
郭沫若身上的時代印記是極為鮮明的，時代的豐富性和複雜性造就了郭沫若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它們不僅豐富了郭沫若研究的內涵，同時也使郭沫若研究相當地具有挑戰性。
由於種種原因，目前郭沫若研究明顯落後於魯迅研究。作為郭老故裏的專業郭沫若研究機構，四川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為了進一步深化郭沫若研究，拓展郭沫若研究，組織研究中心專兼職研究人員和全國郭沫若研究專家，圍繞中心重點課題開展研究，計劃編輯、出版這套“郭沫若研究叢書”，以此對郭沫若研究盡一份學術職責。
§§第一章 創作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