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神》的評析與郭沫若屈原觀的討論曆來都是整個郭沫若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前者，西方浪漫詩學、個性主義、古今中外的泛神論思想都得到過深入的、全麵的和反複的闡述，對於後者，又顯然主要同一係列的學術研究及曆史劇創作聯係在一起；相比之下，屈原與郭沫若詩歌創作的關係，特別是屈騷與《女神》的精神聯係，則始終沒有展開過更細致更認真的開掘。我認為，這一現象（我稱之為“學術盲點”）的存在有它充分的根據，但也由此而失去了一個解剖《女神》內核的機會。
追溯《女神》研究史我們可以知道，聞一多1923年的兩篇評論提出了《女神》研究中最早的權威性結論：《女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但也顯得缺少“地方色彩”，即民族特色。無論後人對聞一多的這番評論作怎樣的修正，有一個基本的思路是不曾改變的，即都是將《女神》置於引入西方文化、西方詩學以改造中國舊文學、建設中國新詩這一背景上來加以認識，在這樣一個基準上，郭沫若的一些自述也就得到了格外的重視，比如他說：“我短短的做詩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爾式”，“第二段是惠特曼式”，“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
在中國新詩作為“史”的進步意義上，最充分地開掘《女神》的時代精神、外來影響這絕對無可指責，但是，任何理論性的闡釋在就對象作出更清晰的判斷之時卻也同時意味著某種令人遺憾的“遮蔽”。比如，當《女神》被視為西方個性主義、浪漫詩學的傳達也就“遮蔽”了郭沫若與其他一些“五四”作家所不相同的文化觀：在崇尚西方文化的同時，他又大聲呼喚“我們固有的文化精神”，在郭沫若的文化觀念中，西方文化、西方詩學往往沒有居於至尊無上的地位，它們總能與東方文化、中國詩學互相解釋、互相說明，來自西方的文化價值觀念都能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到相應的契合，而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又似乎總是以各式各樣的方式顯示出與時代精神、外來文化的呼應。所以說，《女神》的文化意義絕不是晶瑩單純的，它是一個由多種文化彼此結合、互為表裏的文化彙合體，並且恰恰是在那些富有時代精神、西方印跡的詩歌當中，我們往往可能發現郭沫若自覺進行中西聯絡的傳統文化精神，以及不自覺狀態下浮現著的傳統詩歌的“原型”模子。
從“有記憶的二三歲時”所暗誦的“唐人絕句”，到家塾裏讀的《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當然還有《詩經》、《楚辭》，郭沫若所接受的中國傳統詩教相當豐富，我認為其中最值得我們仔細分析的就是《楚辭》，特別是屈原的作品（即屈騷）。
按照中國傳統的蒙學慣例。屈騷即使不是郭沫若最早的詩教也肯定是他較早接觸的古典詩文化讀物，而且顯而易見的是，一旦郭沫若進入到這一瑰偉的藝術世界，其所產生的影響就將再難抹去了。詩人後來說：“屈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小時候就愛讀他的作品。”在保存下來的郭沫若少年詩稿中，與屈原相關的詩句比比皆是，直到四十年代，他還在詩中滿懷感情地說：“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華夏今再生，屈子芳無比”，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郭沫若曾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這樣來描述屈騷的特征與地位：
“他在詩域中起了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他有敏銳的感覺性，接受了時代潮流的影響，更加上他的超越的才質和真摯的努力，他的文學革命真正是得到了壓倒的勝利。氣勢和氣質都完全畫出了一個時期。”
“屈原所創造出來的騷體和之乎者也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白話文，在二千年前的那個時代，也是有過一次‘五四運動’的，屈原是‘五四’運動的健將。”
郭沫若對屈騷的估價與今人對《女神》的估價有著多麼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當然不是曆史的巧合，而是充分地證明了，郭沫若是以“五四”時代的文化需要、文化追求來觀照屈騷，同時也意味著屈騷精神已理所當然地成為了他對“五四”文化思潮的一種闡釋方式，所以說，他在評述屈騷之時，也不知不覺地描繪了自己！
就在《女神》創作的1920年，郭沫若就曾公開自比為屈原，他的詩歌創作觀念深深地為屈騷精神所感染，他是在與屈騷的自覺應和中開始了《女神》的精神展示。
二
翻開《女神》，也翻開兩千多年前的屈騷，我們不難辨認出兩者在藝術表現上的諸多共同之處，諸如絢爛奇幻的浪漫想象，璀璨繁豔的詞藻，豐富多彩的比喻藝術，以及“覽相四極”式的恢宏壯闊的時空意識。但是，我認為，對於認定文學革命“第一義是意識的革命”的郭沫若而言，我們更應當透過這一係列的藝術表現的因素，深入到詩人內在的人格追求、人生理想中去，從中尋找《女神》與屈騷的深層聯係。正是從這一人格追求出發，郭沫若才可能在“五四”那樣一個文化移植、文化變革的時代，納故而又鼎新，熔古今中外的詩學精粹於一爐。
作為“五四”時代的返照，郭沫若理解的屈騷洋溢著自由與抗爭的意識。郭沫若緬懷著那體現“我們固有的精神”的先秦時代，而又常常把屈騷作為這“反抗宗教的，迷信的，他律的”先秦文化的集中體現，他說：“假使中國當時不是由秦國來統一，而是讓楚國來統一了，文化發展的情形必然有些不同……中國由楚人來統一，我相信自由空氣一定更濃厚。”“屈原是永遠值得後人崇拜的一位偉大的詩人……中華民族的尊重正義，抗拒強暴的優秀精神，一直到現在都被他扶植著。”
就在這類不乏“創造性的誤解”中，郭沫若打通了屈騷與時代精神的聯係，屈原的所謂自由與反抗構成了《女神》融會西方個性主義與浪漫詩學的重要基礎。
在《女神》裏，既有直接表述屈原襟懷的詩劇，又有抒寫詩人個性意識的詩歌。西方浪漫主義的個性不時閃爍著屈騷式自由與反抗的印跡。屈原的感懷之辭也包含著郭沫若“五四”時期的個體特征。如詩劇《女神之再生》頌揚“女神”放棄補天而進行自由創造，詩劇取材於《列子》、《山海經》，但在它抒情的高潮卻化用了《九歌》中的詩句：“萬千金箭射天狼”。（“舉長矢兮射天狼”）又如《鳳凰涅槃》中“鳳歌”雲：“宇宙呀，宇宙，/你為什麼存在？/你自哪兒來？/你坐在那兒在？/你是個有限大的空球，/你是個無限大的整塊？/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那擁抱著你的空間，/他從那兒來？/你的外邊還有些什麼存在？/你若是無限大的整塊，/這被你擁抱著的空間，/他從哪兒來？/你的當中為什麼又有生命存在？/你到底還是個有生命的交流？/你到底還是個無生命的機械？”這樣的挑戰式懷疑精神也容易讓人想起《天問》：“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普暗，誰能極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郭沫若在1923年總結了新文學的反抗精神，認為“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彈來打破這毒龍的魔宮”《女神》就是“新詩壇上一顆炸彈”與之同時，詩人又認為屈騷是“有時像狂風暴雨快要來的一樣，有時就竟直像狂風暴雨”凡以上均可謂現代詩學與屈騷精神的聯係。《創造十年》中，詩人又追述說，《湘累》中“屈原所說的話，完全是自己的實感。”這又顯然是在屈原那裏灌注了現代的意識。總而言之，郭沫若從屈騷中所辨認的自由抗爭精神已經與現代浪漫主義的個性意識深深地結合在了一起，在通向現代詩學的道路上，屈騷的原型意義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