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受過一定的維新思想的影響，對孩子較為寬容，允許甚至鼓勵他們接受新式教育。羅淑的父親、林如稷的父親、郭沫若的大哥就是這樣。羅淑之父羅樹屏喜讀嚴複、林纖翻譯的西洋作品，又愛議論時事，在他的支持下，羅淑初著男裝人私塾，後又進了女子學堂；林如稷之父林冰骨係留日學生、維新運動支持者、同盟會員，還曾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他本人就不滿意四川的落後、閉塞，親自送兒子去北京讀中學，接受先進文化的教育。郭沫若的大哥郭橙塢也留過日，郭沫若說：“新學的書籍就由大哥的采集，像洪水一樣，由成都流到我們家塾裏來。”“除了父母和沈先生之外，大哥是影響我最深的一個人。”
這些四川作家少年時代的老師也有兩種類別：一類是比較通脫、開朗，並不苛求學生。巴金的啟蒙老師劉先生，他的教育是從識字入手，讀書在次，還因為善於臨摹山水人物而在孩子們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作為鄉村教師，艾蕪的祖父和父親也是這樣。陽翰笙在敘府聯中的國文教師思想開通，提倡學生讀小說，鼓勵學生不受拘束地自由作文，並謂之是“文從胡話來，詩從放屁起”。二類是本身就沒有“脫俗”，混跡市民村叟之中，並沒有知識分子的威嚴和尊嚴，這大概最具有巴蜀人的性格特征。沙汀的啟蒙老師孫永宜後來改行賣菜了；另一位老師蔣品珊興致一來，就會放下正在教的書，給學生大講《聊齋》；教過沙汀書法的張著成雖是留日學生，卻也“還俗”了，他最大的愛好是坐茶館，唱川戲。李劼人的小學老師則有著鄉鎮居民的惡習，可以當眾捉虱子賞玩。郭沫若的一位中學國文老師竟然不知“望諸君”是樂毅的封號，還想當然地將它稱為“盼望你們諸君”。周文的一位老師更無“師德”，為了一個“蠻娼”和學生爭風吃醋，並且暗派了一個掛盒子炮的親信棄兵用鐵器毒打學生。在四川，很少見到像魯迅的塾師壽鏡吾先生那樣不求聞達而以清高自許的人（據說，他上酒店飲酒和下河淘米時都盡量不讓學生看見）；也較少見到王統照的塾師王肖楠先生那樣精通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學之士（他讓小小的王統照“覺得《易經》比《尚書》還不難讀”）。四川現代作家的啟蒙教師們大都少了一些傳統知識分子的儒雅氣和書卷氣，少了一些那種與生俱來的“文人魅力”，也未必具備多麼博大精深的國學素養，這樣，實際上也就影響了現代四川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這當然不是說四川作家的傳統文化修養是淺薄的，而是說，同齊魯、吳越等地域的現代作家比較起來，傳統中國文化“內化”進入個人人格的深度，融進血液的濃度可能要相對小一些，或者說就是傳統文化與個人生命的膠合是在意識的上層進行的。現代四川作家當中相當一部分人對傳統文化的學習都尚未達到如醉如癡的程度，他們是“逃學一族”，即便是郭沫若這種天賦很高、主動要求發蒙的人也還是把習詩做對當作一種“刑罰”，郭沫若是在變幻不定的興趣中創造性地接受著傳統文化。相反，我們卻可以從少年魯迅、少年胡適身上找出一種接受的“自覺性”來；從少年鬱達夫的身上發現那種來自生命深層的與傳統文化的應和。
毫無疑問，意識上層與生命深層（無意識）對文化觀念的接受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情況，在前一種情況下，傳統文化對個體的束縛力要小得多，接受者同時也可能接受其他非正統文化的影響，產生眾多的叛逆的衝動，最終，也可能會把它迅速地掀了起來，而這，就是叛逆，不斷的叛逆誕生了先鋒意識。在相對鬆弛的傳統教育秩序和水平有限的傳統教育水準當中，現代四川作家走向了叛逆，追逐著先鋒。這正如胡適在為《惠的風》所寫的序裏所說：“少年的新詩人之中，康白情、俞平伯起來最早；他們受的舊詩的影響，還不算深（白情《草兒》附的舊詩，很少好的。），所以他們的解放更容易。”
四
到這裏，我們或許會問，難道在齊魯、吳越這樣傳統文化積澱深厚的地域就產生不了叛逆者麼？當然不是。問題在於，那樣的叛逆事實和結果與巴蜀地域都是很不相同的。立於深厚的傳統積澱基礎之上的叛逆與立於較淺的傳統積澱基礎上的叛逆，截然是兩種境界。
結合前文所述的傳統文化向個體輸入所抵達的兩種層麵（意識上層與生命深層），如果說巴蜀作家對傳統規範的接受以意識上層為典型，那麼在一些傳統教育氛圍濃厚的地區則是以生命的深層輸入為典型；如果說巴蜀因為較淺層次的接受而產生了叛逆行動的快捷，那麼較深層次的接受卻帶來了叛逆的審慎和延宕。因為，在後者，重要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行動，而是叛逆意識與自身其他傳統意識的交鋒，是新文化的需要與舊文化的規範在一個漫長的程序裏進行艱難的對話。當新的思想沒有能夠從整體上完成對舊有規範的代替，我們的作家似乎就較難義無反顧，這些作家當然也是舊傳統的逆子貳臣，但卻不都或不總是先鋒，特別是在自我否定一方麵，他們似要較巴蜀作家遲緩。
從山東作家王統照、浙江作家魯迅、茅盾、鬱達夫等人那裏，我們都會發現這種情況。最有說服力的一個比照性事件大概就要算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文藝觀的接受了。一方麵，“胸無城府”的郭沫若迅速地完成了自我否定，從個人主義者到集體主義者，從自我的表現到堅決鏟除個性的自由，他又一次成了時代的先鋒。緊隨他的步伐迅速投入這一思潮的李初梨、陽翰笙、沈起予等也是四川人；相反，浙江人魯迅、茅盾卻頗為謹慎，甚至連郭沫若的創造社同仁鬱達夫也一再表現出猶疑遲緩之態，在郭沫若方麵看來，這樣的落伍都是難以忍受的，也實在不能理解。今天，關於20年代末期的那一場論爭已經有了多種多樣的解釋。在我看來，從地域文化決定的兩種反叛境界的差異上也可以獲得某些說明。在郭沫若等“四川集團”一方，根本沒有感受到來自傳統文化的壓力，他們一心進取、求新，麵對新生事物不願出現絲毫的猶豫，也不理解他人何以這樣的滯後，這正是巴蜀人無所顧忌的激進；在魯迅等“浙江集團”一方，因為深深地體驗到了傳統文化的壓力，因而也較多地考慮到新思潮引進和建構的艱難性，他們還需要思索，需要細細地觀察，他們還不願意輕而易舉就放棄自己已經取得的思想成果，這正是吳越人的審慎和延宕。
叛逆境界的不同也聯係著現代中國作家在各自地域的生存環境的差異。這倒又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反差：當我們對四川和對山東、浙江這兩組地區作文學意象的抽樣調查，將清楚地看到，作為沿海開放區域的山東和浙江分明受到了較多的外來文明的影響，異域的新的文化意象（如教堂、洋人、新式工廠等）並不難找到。深居中國大陸腹地的四川則死氣沉沉，被擱淺在“後農業時代”的自我封閉之中，是一個典型的“洄水沱”。新文明因子的滲透對應的卻是作家反傳統的審慎，而舊文明的繼續倒是叛逆的快捷。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這仍然與我們所討論的文化傳統對個人的不同層麵的規範、輸入相一致。重要的並不在社會表麵現象的新與舊，而在於這些地域的個體的人是如何來理解這些新與舊。沿海開放區域的新異景象並不是這些地區中國人自覺的選擇，而是外來勢力強製安插的，這些資本主義文化的東西仍然受到了中國人的深刻的敵視，像魯迅那樣上新式學堂在當地人看來是鄙夷不屑的，因為這是“將靈魂賣給了鬼子”，如果不是家道中落，迫不得已，我們似乎也很難設想魯迅會走上這一條道路；相反，四川的死氣沉沉卻仿佛更像是遠離海洋、遠離開放的無奈，四川的死寂主要表現於川人生活方式的陳舊，生活理想的幹癟，而不是他們自覺承擔傳統道德的結果，“洄水沱”的四川照樣充斥著許多毫無傳統道德，毫無傳統信義的蠻人，西僻之鄉的橫蠻在這裏暢通無阻，且引得了眾人之翹首，四川作家康白情、沙汀身後的袍哥勢力就是這樣。在四川作家私塾與新學的選擇中，我們幾乎就沒有看見如魯迅當年所麵臨的那種輿論壓力。沿海地域與偏遠內陸的這種反差仍然表明著不同文化區域的人所接受的傳統規範的深淺不同。相對而言，山東、浙江等地仍然是深的，而四川相對要淺淡一些。
當然，死氣沉沉、毫無生機的生存環境再削弱傳統道德的影響也不足以自我更新，因為在這樣一個“洄水沱”中，愈是削弱傳統道德的影響，可能隻是更多地滋生著擁有各種實權的蠻人，實力派攫取個人私欲、攪亂社會進步的行動會更加肆無忌憚（在四川作家筆下，我們已經讀到了許許多多的野蠻，一種根本不需要儒家道德麵紗的赤裸裸的野蠻），所以，所有現代四川作家的叛逆和創造都隻能在擺脫這一地域的束縛之後方能盡情釋放，隻有衝出夔門，才能揚帆遠航，奔向大海，這也是我們一再看到的文學事實。
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這兩種不同的叛逆境界實際上是一種互補，江浙等文化發達區域的叛逆帶來了進步的穩健，巴蜀式的叛逆則為文壇注入了活力。現代四川作家慣於首開風氣，而浙江、山東及其他北方中國作家則顯示出文學的實績。站在現代四川文學的立場上來看，似乎也可以說，如果勇於反叛、爭作先鋒的四川作家能夠注意避免一味求新逐異所造成的某些浮躁，向其他區域吸取堅實穩健的營養，那麼，則可能為中國文學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李劼人和沙汀的成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