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情況還見於陽翰笙、邵子南以及何其芳。左聯時期的陽翰笙自覺地否定自己20年代後期的小說創作，認為那是“革命的羅曼蒂克”，他決心“糾正過去的錯誤，向著唯物辯證法的現實主義的道路上走”。由此劃開了自身創作的兩個階段。邵子南抗戰以前，主要以自己流浪的見聞為題材創作寫實性較強的小說。抗戰爆發後，他奔赴延安，服務於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為了革命鼓動的需要，他變成了一位十分活躍的詩人，創作了大量的街頭詩、小敘事詩和歌詞。《毛澤東“延講”》以後，他自覺貫徹文藝大眾化的目標，再次轉換方向，創作了《李勇大擺地雷陣》等革命通俗小說。延安地區特有的政治氛圍與文化氛圍也導致了現代派詩人何其芳迅速完成自我的更新，這就是從夢幻、禾農麗、“純詩”的《預言》時代擅變到開朗、樸素、“散文”的《夜歌》時代。這個深受唯美主義與現代主義影響的詩人似乎樂意放棄舊我，向著現實的土壤降落，解放後的何其芳更是投入到現實主義藝術理論的研討之中。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大概再沒有比郭沫若的自我否定更堅決也更義無反顧的了。就詩歌創作來看，他自己總結說：“我短短的做詩的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泰戈爾式，第一段時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詩是崇尚清淡、簡短，所留下的成績極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這一段時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詩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熱情失掉，而成為韻文的遊戲者。”這不僅僅是“創造十年”結束後郭沫若的自我小結，如果考慮到抗戰和解放以後的實際，那麼就還有第四段、第五段的變化。就文藝思想來看，“五四”時期的郭沫若提出：“文藝是出於自我的表現”，“文藝的本質是主觀的，表現的，而不是沒我的，摹仿的。”1926年的郭沫若卻認為：“我們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根本鏟除，我們對於浪漫主義的文藝也要取一種徹底反抗的態度。”郭沫若的自我否定，最能說明四川作家的自我更新是如何保證了他們在時代浪潮中的先鋒地位。
三
四川作家的反叛精神和先鋒意識並不僅僅屬於20世紀，它們有自身深厚的地域淵源。
“毋庸置疑，文化是人類的適應方式。”在適應生存環境的基礎上產生了文化，文化又通過一係列的習俗、規則、禮儀來自我說明，並讓個體的人再度適應它；文化傳統的穩定性就來自於個體對這些習俗、規則、禮儀的認同和適應。在中國的各區域文化的發展中，齊魯文化首先建立了體係完備的儒家道德規範，以後隨著中國文化的整體化進程，這套規範又向各大區域傳播開去，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整合”各個個體的主要基礎，在中國北方地區以及吳越地區，先後都覆蓋上了比較深厚的“規範”的土壤，在這些土壤裏，孕育了較多的文化傳統的認同者、適應者；然而，巴蜀地區卻因為深居偏僻的內陸腹地、遠離王化統治而相對有所不同，最能鞏固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始終沒有能夠占有一個特別顯赫的位置。巴蜀曾是道教的主要發源地，江蘇人張陵學道於蜀，創“正一道”，又稱“五鬥米道”，這是後世道教直接的前身。在曆史上，頻頻活躍於四川政壇的不是儒學大師而是道教領袖與道教信徒，蜀學中發達的是史學而非經學，而較之於北方洛學，蜀中的理學也更偏重於對釋、道二家思想的吸納。由此表明，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居於柱石地位的儒家文化並沒有像在北方與吳越那樣鋪下自己深厚的“規範”的土壤，因而它也沒有孕育出更多的認同者、適應者，在巴蜀地區，中國文化傳統本身也就相對顯出了某種動搖性，較多的反叛者由此而出。
曆史上的巴蜀素以出產割據政權與傲性十足的文人聞名。這兩件“產品”其實都充分反映了儒家規範在本地區的相對鬆弛。前者是對儒家政治理想與政治秩序的反叛，後者是對儒家理想人格的反叛。披閱史冊，從反叛立國的遠古開篇，直到近代軍閥混戰方才進入20世紀，“周失綱紀，而蜀先王，七國皆王，蜀又稱帝。此則蠶叢自王，杜宇自帝”。恃才傲物的巴蜀文人也似乎層出不窮。陳子昂馳俠使氣，李白“天子呼來不上船”，雍陶自負“矜誇”，蘇舜欽“蹇若傲世”，蘇轍有“狂直”之名。當然在巴蜀文人背離君子風度背後，更有一派“未諳教化”的社會性景觀。《華陽國誌·蜀誌》即稱此地“小人鬼黠”。
文化對個體的“規範”既然相對弱小，那麼離經叛道、標新立異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自古以來，巴蜀文人就敢於突破傳統，自創一格。“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陳子昂是唐詩開創時期在詩歌革新理論和實踐上都有重大功績的詩人，他的《修竹篇序》標誌著唐代詩風的革新和轉變；蘇舜欽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骨幹，他的創作“超邁橫絕”。除了首開風氣，巴蜀文人也靈活善變，不斷地自我調整以求適應時代的發展，反映在巴蜀學術思想史上，便湧現出了大量的關於“變化”的論述，清末廖平學術思想的“六變”最是有名。為了適應時代的變遷和西方文化的衝擊，廖平學說不斷地花樣翻新，一變再變，他自己也引以為榮：“為學須善變，十年一大變，三年一小變，每變愈上，不可限量，所謂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也。”曾任四川學政的張之洞就此總結道：“蜀中人士聰明解悟，向善好勝，不膠己見，易於鼓動，遠勝他者。”
當巴蜀式的反叛逐漸成為一個普遍的事實，這實際上就意味著傳統禮教的鬆弛已經構成了這一地域的特異的文化習俗，在與中國正統的儒學文化、禮教秩序稍有偏離的地方，巴蜀孕育著自己別具一格的“叛逆品格”，某種程度的反傳統成了傳統，部分的逾越規範成了規範。
巴蜀，叛逆的故鄉！
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現代四川作家已經浸潤在這一種特異，的地域習俗與品格之中，這些習俗和品格也就會繼續滋養和鼓勵他們的反叛、先鋒行為。所謂自覺，指的是他們對巴蜀傳統中叛逆行為的主動認同，特別是對巴蜀傳統作家人生態度與開創精神的欽慕、讚賞；所謂不自覺，指的是他們別無選擇地降臨在了這塊土地上，並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將不得不適應環境，接受“特異”地域習俗的養育。
四川作家大都具有濃厚的鄉土意識，他們嗜食川味，滿口川語，喜談川中事物，將四川老鄉呼為朋類，不少作家在外省居住多年也是如此，對巴蜀先賢名人更是推崇備至。我們注意到，每當現代作家談到巴蜀古代文人時，總是對他們放浪不羈、自由瀟灑的一麵格外關注，遊樂山淩雲寺，郭沫若、陽翰笙都吟誦著蘇軾的詩：“生不願封萬戶侯，亦不願識韓荊州。但願身為漢嘉守，載酒時作淩雲遊。”在這裏，顯然是蘇軾反叛世俗追求、掙脫功名羈絆的自由精神吸引了他們，於是，“在那澄清的空氣中有追步蘇東坡之感”。放浪形骸，“世人皆欲殺”的李白就更讓今人追慕不已了，郭沫若反複說：“至於唐代的幾個詩人，我比較喜歡李白。”“公平地說來，李白在封建時代的詩人中還算是比較有節概的”，“他能藐視權貴倒是事實”，“他的詩歌富有創造性”，“有時更有意在打破規律”。何其芳的性情較郭沫若要溫和持重得多，他對郭沫若過分揚李抑杜的說法並不同意，不過也還是認為：“李杜雖各有獨創之處，就整個作品精神而論，李白畢竟更高一籌，他更藐視封建統治、封建秩序，與人民有更多有形無形聯係，這種精神更接近人民，或可定矣。”“一個人在年輕時的可塑性最大，一個人要成為什麼，主要就在年輕時的教育。”
考察現代四川作家青少年時代的生存環境，我們可以知道，這是一個封建教育秩序鬆弛，封建正統文化傳授水準也不高的地區。童年的魯迅去看五猖會之前，還得被父親逼著背誦《鑒略》，童年的胡適在母親嚴厲的斥責下挑燈夜讀，童年的王統照被母親逼著“苦念”，這是多麼嚴格的儒家教育秩序，這些未來的中國作家就生活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中。而且，即使在紹興這個西方文化入侵得甚早的地方，人們也還對西洋事物充滿敵視，對上中西學堂的孩子充滿鄙視，封建正統文化觀念仍然深深地埋藏於人們的心底。相比之下，四川作家的童年卻要放任得多，在四川作家的家庭，我們最容易見到四類家長：
一是愛憐有加，弱於訓誡。如巴金溫和的父母，沙汀的母親（同樣作為寡母，胡適的母親望子成龍之心格外迫切，常常愛恨交織地責打兒子，沙汀的母親對兒子卻特別慈軟嬌慣，成為幼年沙汀貪玩逃學的“後台”）。
二是自己本身就混跡秘密社會，缺乏禮教信仰。如康白情的父親、沙汀的舅舅鄭慕周（鄭慕周把沙汀從循規蹈矩的生活軌道中帶出來，讓他很小就跟著“跑灘”、騎馬、送信、坐茶館、看殺人）。
三是絕望於功名，致力於實務，因而也就對子女的傳統教育淡而處之，反而鼓勵他們學習實際技能和本事。如艾蕪的祖父、父親，邵子南的父親。邵子南的父親一心要把兒子培養成一名中醫，在十一二歲以前，盡讓他讀中國醫書，對於傳統的文化教育卻毫不重視；艾蕪自述說，他的祖父、父親因為久試不中，“對於讀書這一道早已厭倦了，並不希望我在讀書方麵，有何成就”，“他們不勉強我讀書，不鼓勵我發憤，我也就趁能偷懶的時候偷懶，馬馬虎虎地讀讀算了。心裏一點也沒有起過大誌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