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國現代文學與整個中國現代文化一樣是在同中國傳統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對抗中脫胎而出的，這一事實理所當然地就把它與“反叛者”的形象聯係在了一起，與之同時，掙脫傳統羈絆尋找新話語的急迫性又促使它不得不一再求助於激進主義思潮，一再呈現出自身的文化先鋒姿態。無論今天的人們如何來看待這一結果，反叛與先鋒都已經成了中國現代文學自身發生發展的客觀事實。我們的研究沒有理由對此視而不見。世紀之末，是到認真清理這一精神財產的時候了，清理是為了我們的自我反省，也是為未來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提供參照，它或許還能啟發我們，如何從永無休止的“現代”、“後現代”、“後後現代”甚至“後後後現代”的追尋中清醒起來，把目光更多地對準我們自身。
我首先注意到了這種反叛和先鋒具有比較明顯的地域特征。在現代中國的反叛與先鋒追求的整體背景上，有那麼一個地域的作家群常常將這一追求發揮得淋漓盡致，反叛和先鋒似乎與這個地域文化的某種特質有更緊密的聯係。這一地域就是四川。於是我願意首先探究這種“來自巴蜀的反叛與先鋒”，可能正是在這種探究之中，我們可以更清楚地揭示出現代中國文學反叛與先鋒追求的顯著特色，追溯反叛與先鋒的文化淵源。
20世紀的四川是一個不斷湧現“反叛”人物的地方。割據的軍閥自霸一方，與中央政權爭權奪利；專製腐朽的統治又孕育著揭竿而起的逆子貳臣，無論是渾濁的秘密組織（袍哥、“邪教”）還是覺悟的革命政黨，都曾上演過一幕又一幕的激動人心的悲喜劇，巨大的軍閥割據的陰謀、分布得十分廣泛的民間秘密組織以及蔚為大觀的革命家群體都一同出現在這一地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複雜地顯示了巴蜀人桀驁不馴的反叛姿態。
在20世紀的四川文壇上，因“大逆不道”而遭驅逐、迫害的何止是政治家鄒容和思想家吳虞，當獨立的思想裹挾著藝術的天賦與才情呼嘯而出，那隆隆的雷聲可能更具有穿透力，又餘音不絕。於是，我們注意到了這一批方頭不劣的現代四川作家。
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蕪、陽翰笙、羅淑、林如稷、何其芳等絕大多數四川作家都卷入過學生運動，有的是學界聯席會議的代表（其中郭沫若、李劼人、陽翰笙是重要的領袖人物），郭沫若、林如稷、何其芳都因學運而被除過名，陽翰笙則遭了通緝，李劼人憤然自行退學，巴金參加的是無政府主義的“適社”，他出版書刊，印發傳單，鼓吹社會鬥爭。他們也不僅僅是熱衷於政治活動、政治鬥爭，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學習與工作的過程中，也不時有離經叛道、膽大妄為的事情發生。羅淑16歲著男裝入私塾讀書，成為那裏唯一的女弟子。何其芳被萬縣中學除名後，與家人不辭而別，獨自溯江而上重慶，在那裏投考了治平中學。康白情、沙汀自小便被袍哥組織所裹挾並混跡其中。康白情年僅9歲便操了袍哥，後來又升任“吉”字義安公社社長。如果不是舅舅鄭慕周的思想發生變化，沙汀也必將成為哥老會成員。有意思的是，不少四川作家都有過調皮搗蛋、浪擲光陰的求學經曆。9歲的康白情因不服塾師用“界方”打人而逃學。沙汀發蒙上私塾，依仗母親嬌寵，讀的是“耍耍書”。年幼的艾蕪先後師從威嚴的祖父和父親念書，他也曾以種種的理由逃學。學生時代的郭沫若更是以貪玩、放任和惹是生非聞名，據他說：“這在當時的學生界是最流行的風氣，而我又差不多是十處打鑼九處在的人。”直到1937年，他還饒有興趣地引述了李劼人小說對自己的描述，並不無自得地向讀者宣布這個“姓鄒的學生”就是郭沫若！
一個姓鄔的學生就最不規矩，有土端公在場，他一定要做些花樣出來，表示他那反抗的精神，以及輕蔑的情意。叫不要咳嗽，他總要大聲地咳幾聲，叫大家留心聽話，他總東張西望的擺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態度。
二
這一批自來就離經叛道的四川作家闖人中國文壇，立即就刮起了一陣標新立異的大風，無所顧忌地取法異域，大膽銳利地進取開拓，放言無忌地否定批判，這些都讓中國讀者為之震撼。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係列“首開風氣”的事業都建立於四川作家。
1.詩歌領域
自晚清“詩界革命”到“五四”新詩的誕生，其中的幾個關鍵性的轉換環節都是有四川詩人參與其中。江津詩人吳芳吉在“詩界革命”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嚐試以口語人詩，建構長短不齊的句子，是為“新歌體詩”，這些詩歌已經預示了未來白話新詩的演變方向。在“五四”初期的白話詩運動中，安嶽詩人康白情是主要的倡導者之一，他認定“新詩的精神端在創造”，一部無韻自由的《草兒》以嶄新的格調曾使中國不少的青年為之傾倒。茅盾評價《草兒在前》是“當時最能脫離了傳統”的新詩，朱自清認為當時的詩壇上“似乎隻有康白情先生是個比較純粹的詩人”。當然，真正體現新詩“創造精神”的是郭沫若，《女神》標誌著新詩現代形態的確立，“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二十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恢複》又首開了無產階級革命詩風，《新華頌》則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頌歌之首。樂山女詩人陳敬容是較早接受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詩風影響的中國詩人之一，廣漢詩人覃子豪則成了台灣現代詩壇的領袖。
2.小說領域
吳虞之妻曾蘭是新文學最早的女作家之一。成都李劼人是最早發表現代白話小說的中國作家之一，甚至到魯迅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之時，他就已經發表了7篇白話短篇小說，此後，他的“大波”三部曲又成了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長篇曆史小說。郭沫若《牧羊哀話》是現代中國最早的一批浪漫主義小說之一。以四川作家陳翔鶴、林如稷、陳煒漠為骨幹的淺草社、沉鍾社的小說創作較早接受了西方“為藝術而藝術”思潮及“世紀末”意識的影響，為中國現代小說向個體情緒層麵的拓進作出了貢獻。
3.戲劇領域
曾孝穀是中國現代話劇初創的功臣之一，他與李叔同、歐陽予倩等人在日本共建“春柳社”，改編上演七幕新劇《黑奴籲天錄》，這是我國早期的第一個完整的劇本，標誌著中國話劇的發端。蒲伯英大力推進傳統戲曲向現代戲劇的改革，他提出“以民眾的精神為動力”的戲劇主張，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郭沫若是中國現代曆史劇的創立者，他以自己的實踐為這一劇種帶來了別具一格的詩化風格。
伴隨著四川作家在一係列文學領域內“首開風氣”的開拓前進，還不斷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叛傳統、否定前輩的文藝運動與文學思潮。在這些文藝運動與文學思潮當中，四川作家常常也是格外的活躍，他們特別潑辣淩厲，特別能夠求新逐異，似乎也更願意顯示自己年輕氣盛的一麵。從倡導無產階級文藝、左翼文藝運動到抗戰文藝運動都是這樣，在影響中國文學進程的這兩次大的文藝思潮與文藝運動中，四川作家都居於中心地位，他們投入了極大的熱情和心血，也充分發揮過自己的領導和組織才能。特別是在前一次，思潮與運動簡直就是以幾個四川青年（郭沫若、李初梨、陽翰笙、沈起予）為主幹向老一代作家、向我們文學的傳統公開挑戰而拉開序幕的。在那一篇又一篇火辣辣的求新逐異的“檄文”裏，我們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到那種勢不可擋的反叛精神與先鋒意識！郭沫若認為，從“歐洲的今日”來看，浪漫主義已經過時了，隻有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藝才“算是最新最新最進步的革命文學”。陽翰笙曆數西方文學從古典主義、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到新浪漫主義的發展過程，認為就當前而論，“反映這新時代而產生無產階級的文藝運動，已經挾著排山倒海之勢，在世界的文壇上洶湧起來了！”李初梨主張“普羅列塔利亞的作家”是“用前衛的‘眼光’去觀察世界”，“用嚴正的寫實主義的態度去描寫”。沈起予闡述“無產階級藝術，是傾向社會變革的藝術”。這些理論的底蘊，便是文藝思潮的“進化論”，是新的藝術主張、藝術趨向不斷完成對舊主張、舊趨向的更替，似乎隻有不斷地反叛、否定才保證了藝術家與時俱進，保證了藝術家的前衛性、先鋒性，而“最新最新最進步”的先鋒性又正是衡量藝術品價值的標準。當然，在這樣的先鋒意識的觀照下，不知是偶然還是必然，現代四川作家所參與的社團也大多帶有“新”、“青春”、“創造”之類意義，一股蓬勃向上的朝氣撲麵而來，如郭沫若、李初梨、陽翰笙、鄧均吾、沈起予所在的“創造社”，曾孝穀所在的“春柳社”，康白情所在的“新潮社”，李劼人、周太玄、王光祈所在的“少年中國學會”，林如稷、陳煒漠、陳翔鶴所在的“淺草社”，趙景深所在的“綠波社”等。在這“命名”的背後，是不是也暗含著四川作家的誓領一代風騷的心願呢？
四川作家不僅在許多領域首開風氣，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文藝浪潮，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藝運動，而且也比較善於自我否定、自我更新。
巴金30年代初的《滅亡》、《新生》、《愛情的三部曲》等充滿了浪漫的激情，他在當時也特別推崇《愛情的三部曲》，認為這是為自己寫的東西，是他“心靈的一角”；30年代中期，巴金又開始了對人性的探討，並逐漸趨向於寫實；到40年代的《寒夜》、《憩園》、《第四病室》，則出現了對社會的較為冷峻的觀照，浪漫的巴金發展變化為一個冷靜的巴金；到了晚年，他強調說最好的作品是《憩園》、《寒夜》及早期寫實的《激流三部曲》，《愛情的三部曲》已不再提及。“同時代一起前進”是巴金的願望，直到70年代末，他還念叨著在新中國“自我改造”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