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化走向世界的過程伴隨著對傳統文化的一係列反動，有意思的是，即便是最激進的反動也沒有能夠真正取消它在意識深層裏對傳統的承擔，反動裏的承擔和承擔裏的反動便是中國現代文化之於傳統的複雜關係。為了對這一複雜關係作出更清晰更有說服力的剖析，當代的闡釋倒有必要從那種激情主義的進化論模式中掙脫出來，由“先賦”地位的傳統文化入手，重新考察中國現代文化的發生發展，考察現代中國人是如何在先賦性的心理基礎上，迎納和擇取西方文化的，我認為，這應當是未來文化研究的重點。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儒家文化無疑居於主導性的統治地位。這裏擬以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兩大巨人——魯迅與郭沫若為對象，剖析他們所接受的儒家文化觀念，比較這種文化觀念給他們的人生理想、社會實踐、生命意識以及整個思維模式所帶來的深刻影響。也許正是在這樣的分析比較當中，我們可以對這兩位現代先驅者的精神世界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並最終獲得傳統文化之於中國現代文化發展的最寶貴的啟示。
一
儒家文化觀念的影響在魯迅與郭沫若那裏都是存在的。
五四反傳統的聲浪是異常激越的。唯獨郭沫若與眾不同，他反複地、有係統地讚揚了儒家文化的宗師孔子，說他是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是“人中的至人”，孔子思想也被視為中國先秦文化“澎湃城”中最優秀的寶藏。除孔子之外，郭沫若還竭力從另外的崇拜對象身上挖掘儒學的根係，屈原是他最崇拜的文學家之一，“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郭沫若認為：“屈原是一位儒家思想者，平生以康濟為懷，以民為重。”王陽明的“心學”也曾讓他如醉如癡，郭沫若特別禮讚了其中“成己成人”的儒家理想。相反，他對五四時代的某些批孔言論頗不以為然：“定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家’、‘大教祖’，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的罪魁’、‘盜丘’，那就未免太原誣古人而欺示來者了。”總之，郭沫若與儒家文化的聯係是相當緊密的，這種鮮明的聯係也正是郭沫若區別於五四時代許多文化革新者的獨到之處。
與郭沫若不同，無論是五四前還是以後的各個時期，魯迅都堅定不移地，毫不留情地抨擊儒家思想，解構它曆史的神聖性，掃蕩它現實的陰霾性。這些批評之犀利、尖銳，在現代史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正因為如此，我們便往往忽略了魯迅在意識深層裏與儒家文化的隱秘聯係。其實，作為曆史的“中間物”，魯迅幾乎也是無從拒絕地承擔了一係列的儒家文化觀念，魯迅自己就多次談到“我的思想太黑暗”、“正苦於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等等，不言而喻，儒家思想也應當就在這些“黑暗”當中，屬於“古老的鬼魂”之一。
具體來說，魯迅與郭沫若所接受的儒家文化觀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從人生理想來看，儒家文化的精髓在於所謂的“內聖外王之道”。在內強調個人的精神修養，在外倡導對社會義務的肩負。“內聖”促使其德性的覺悟和完善，“外王”完成社會事功；而且外王之道必須奠基在內聖之學的基礎上，內聖之學也終將在外王之道中得以施展。孔子“修己以安百姓”，“克己複禮為仁”，孟子“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說的就是這樣的道理。對於“內聖外王”，郭沫若頗為讚賞，認為這就是“要人們除掉一切自私自利的心機，而養成為大眾獻身的犧牲精神”。當然，這也就是郭沫若本人的人生理想，他“早就知道愛國，也早就想學些本領來報效國家，為了滿足這種誌願，離開了四川，一九一四年到日本留學，學了十年的醫。”自覺獻身於國家民族之大事業無疑也是魯迅的人生理想，從“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到“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追求始終如一。無論是郭沫若還是魯迅，在他們力圖解決現代中國的社會問題時，都先後不約而同地放棄了其他職業，轉向文藝，這顯然還是趨向於在思想文化的改造（“內聖之學”）中實現社會理想（“外王之道”），有的海外學者指出，這種思維方式合於“儒家傳統的‘整體性思考模式’”。
這又涉及到了兩位文化先驅的文藝觀。魯迅、郭沫若都曾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在不同的程度上提出過近似的文藝主張。這就是，文藝不能超脫於社會現實而獨立存在，文藝具有某種意義的功利性。魯迅認為文藝應當“療救”人生，應當是“引導國民精神前途的燈火”，郭沫若也在1924年以後公開宣稱“文藝是宣傳的利器”，魯迅和郭沫若都在不同的階段趨向於把文藝當作完成社會曆史使命的輔助性手段，很顯然，這便是對儒家“文以載道”傳統的曲折的承襲。在傳統儒家觀念中“文”的精神修煉也就是內聖之學的體現，以“文”來承載社會道義也就是以內聖之學，通達外王之道。
不過，儒家文化如此恢宏燦爛的社會人生理想（包括與之聯係在一起的文藝理想）卻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脆弱點，那就是，它往往都是知識分子主觀性的設計，往往都沒有以豐富複雜的社會現實為起點，尤其缺乏隨著曆史的運動變遷而自我調整的功能。孔孟作為“內聖外王”最早的渲染者，是把這一理想與構想中的早已消失在曆史風煙中的堯舜時代相印證的，而他們真正麵對的現實恰恰是禮崩樂壞，人心墮落，理想與現實相分離的痕跡最早就從這裏展開了。於是乎，為了竭力證明這一理想的完美、合理，為了維護自身傳統的嚴密性，儒家理想在社會實踐中又理所當然地轉化為一種二元並存模式，這就是在人世與出世，仕與隱，“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之間求得某種平衡。當理想能暢通無阻時，中國文人滿懷著人世的激情，求取功名利祿，當理想受到挫折之時，他們又“順乎自然”地自我收縮，陶醉在個人精神的小天地裏，自得其樂。人世給他們以活力，出世給他們以慰藉。所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等等，這種二元並存的實踐模式千百年來一直極深地影響著中國知識分子，常常決定了他們最基本的人生態度。可以說，直到中國社會整體文化背景及文化精神沒有根本性的變遷之前，這種二元並存的實踐模式都將無從徹底超脫。魯迅與郭沫若也不例外：他們都有入世的激情，魯迅說：“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人生現在實在苦痛，但我們總要戰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給後來的。”郭沫若認為，人生的幸福就在於像孔子那樣“不斷地自勵，不斷地向上，不斷地更新”，自強不息。他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過程稱為“動的、進取的”儒家精神。無論是在文學追求還是其他的社會活動當中，魯迅和郭沫若都絕不是那怯弱、膽小之輩，他們勇敢無畏、大義凜然，或者是無所顧忌地拋擲著投槍與匕首，同“黑暗”搗亂，為“真的猛士”呐喊助威，或者是轟轟烈烈，總是站在時代的浪尖，“凡事都想出人頭地，凡事都不肯輸給別人。”同樣，在人生的挫折和疲憊之中，他們也感到了倦怠，產生過避世全身的念頭，魯迅多次想到“玩一玩”，“改掉文學的買賣”，想到“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感歎“何以舉家遊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郭沫若從王陽明這位“儒家精神和複活者”身上看到了縱浪大化、物我兩忘的禪趣，他格外讚賞王陽明的一首禪詩：“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裏，月明飛錫下天風。”還稱“自己本是喜歡衝淡的人，譬如陶詩頗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詩中我喜歡王維的絕詩，這些都應該是屬於衝淡的一類。”在郭沫若“像一匹奔馬”般跳躍進取的多少個間隙，我們都能看到一個流連山水，蟄居家庭乃至遊戲人生的形象。比如他在“日本時生活雖是赤貧，但時有牧歌的情緒襲來”，慰藉他孤寂的心靈，比如他就形象地自喻說：“我在衝動窒息了的時候，又好像隻死了的河豚”，比如在致宗白華的信中，郭沫若又作了精辟的概括：“要有出世的襟懷，方有人世的本領。”古人雲：小隱江湖，大隱朝廷，這兩種形式的退隱自衛之術都在郭沫若那裏得到了運用。
在任何範疇的人生理想與社會實踐的底層，都流淌著人之為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意識，亦即生死觀念，沒有對生命的渴望和對死亡的恐懼，就根本談不上什麼理想、實踐，隻有在生的光華和死的陰暗的互照之下，理想才是必需的，而實踐才是有意義的。魯迅與郭沫若都在他們的言論中表現出了對生死問題的重視。在《野草》、在《朝花夕拾》以及自身生命曆程最後的一段日子裏，生與死的命題格外執著地糾纏在魯迅的心底，由此而誕生了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係列歎為觀止的莊嚴的話語；郭沫若一登上文壇，就高唱生與死的輝煌之歌，到了四十年代，又著意從社會文化的角度重新開掘生與死的偉大意義，尤其是死的種種景觀，更是召喚著郭沫若的靈感，“郭沫若是我國新文學中最出色的歌唱‘死亡’的詩人。”從總體上看，魯迅和郭沫若生死觀念的中心都是對現實生命的肯定和追求。魯迅的一生，都在為個人及民族的現實生存權利而掙紮、奮鬥，把：“生存”、“溫飽”與“發展”視作“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熱愛生命、捍衛生命是魯迅全部文學創作與社會活動的根本指向，盡管他也無數次的議論到死亡，但他關心的絕非虛幻的彼岸世界（無論是地獄還是天堂），就像他對虛幻的黃金世界毫無興趣一樣：“我本來不大喜歡下地獄，因為不但滿眼隻有刀山劍樹，看得太單調，苦痛也怕很難當。現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了。四時皆春，一年到頭請你看桃花，你想夠多麼乏味？”郭沫若大寫死亡，但他的死也往往是為了生，或者是證明了生的偉大、崇高，舍生而取了義，如曆史劇《屈原》、《虎符》、《高漸離》及詩《勝利的死》等，或者是向新一輪的更輝煌生命的過渡，如《鳳凰涅槃》等，無論是魯迅還是郭沫若生與死都不是思辨性的東西，它首先是一個現實實踐、現實人生態度的問題，這樣，他們的生死觀就與基督教觀念為中心的西方文化區別開來，其中顯然缺乏原罪、救贖，否定塵世生活，追求精神之超越這些成分。魯迅與郭沫若生死觀的淵源就是儒家文化的“貴生”觀念。孔子對鬼神所采取的疏遠態度，從根本上否定了以彼岸世界為極樂的生死觀念，孔子強調，生命的意義在於現世。一部《論語》，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外力可為的範圍內，反複論述社會之安定、民眾之樂業，至於死，那不過是人生勞作之餘的休息。在所有儒家文化所渲染死亡景觀的背後，都充滿了對生存的肯定和熱愛，“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絕非是熱愛死亡，而是反過來突出了生存的重要性，此外，建立在原始宗族意識基礎上的儒家文化還趨向於從個體與群體的聯係中來緩解死的痛楚，寬慰生的渴望，這在魯迅那裏也有明顯的表現，魯迅說：“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幹人們的滅亡，卻並非寂寞悲哀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