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現代作家與鄉土文化的關係是在90年代以後漸成氣候的。從四川來看，樂山稅海模同誌對郭沫若與鄉土文化關係的討論，內江鄧經武同誌對四川作家與巴蜀文化關係的討論都先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作為全國範圍內這一課題的整體成果，則是由嚴家炎先生主持的一套大型叢書“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該叢書在1992年著手策劃，首批五種書目（包括上海、江蘇、山西、東北和四川）都在1995年8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這項工程還在繼續進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種研討有什麼意義，又為什麼在進入到90年代以後，這方麵的研討會特別的活躍起來？我感到，這是我們展開這一課題的思想前提。
我認為，鄉土文化（或雲區域文化）與作家關係這一課題的提出從本質上講得力於兩種力量的推動：其一是新時期以來對作家的社會學文化學研討的深化，其二是批評家地域體認意識的加強。前者顯示了中國文學研究走向成熟的趨向，新時期文學研究是在對“文革”十年庸俗社會學立場的逐漸揚棄中發展自身的，這種揚棄不是根本否定從社會文化的立場觀察事物，而是努力為這種觀察尋找到更方便有效也更適應於文學自身特征的角度。經過80年代的“方法論”熱潮，文化學的方法得以特別廣泛的使用，正是因為從社會的大文化的角度入手，比從單純的社會曆史背景入手更能切入文學的本質，也有利於我們對複雜的精神現象的梳理。而在進入90年代以後，人們又逐漸感到，80年代的大文化討論雖然打開了人們的思路，拓展了人們的視野，但往往流於空洞和寬泛，經常給人留下大而無當、似是而非的印象。對於中國作家研究就是這樣，我們比較習慣的是在“中國文化”這一寬泛的背景上討論中國作家文化個性，這種討論有利於揭示作家的民族性格，但在有些情況下卻也可能忽略了一些為中國文化的巨大背景所不能涵蓋的具體生存境遇，比如鄉土文化（地域文化）就是這類具體生存境遇中特別重要的一種。很明顯，在一個作家背井離鄉、彙入中國文化大潮之前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與其說他是生活在一個抽象的中國，還不如說是生活在具體而微的鄉土，奠定他生存感受的這最初的日子是在與鄉土文化的廣泛交流中度過的，此時此刻，他對中國文化的接受實際上也就混合著鄉土文化的特殊氣息，鄉土文化（包括地理背景、人文風俗）給予他生存的意象，影響著他思想和性格的發展，就是在他背井離鄉、遠涉他鄉之後，來自鄉土的記憶也依然是擺脫不掉的。
從第二個方麵來說，中國學術界在90年代以後強化起來的對地域文化的研究更為深刻地反映了當代中國出現的一種值得注意的地域體認意識，而這種地域體認的真正的基礎又在於自我意識的豐富和發展。近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曾經呈現著這樣一種姿態，即由極少數“得風氣之先”的地市將現代文化的信息“滴漏”給廣大的內陸偏遠地區。這當然是曆史無可奈何的事實，但也分明屬於文化發展的畸形，因為文化的成熟最終將體現為各地域獨特個性在現代條件下的再發現和再構造，現代中國文化的成熟應當是北京、上海、廣東、山東、四川等諸多地域的地域個性之綜合性成熟，這就好像是歐洲近代文化的發展：正是在歐洲各地域的民族意識的探尋和體認當中，歐洲走向了它的成熟。當然，對地域文化的自覺體認本質上又來自人們的自我意識的增長；是自我的“特異”需要促使他通過強化地域文化精神這一途徑與居於文化中心的權威話語相對抗一從這個意義上講，總是少數“得風氣之先”的地區啟蒙了人（更大範圍的更多地域的人），但啟蒙的結果卻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滿足於固有的文化結構，他將迅速以地域文化的形式完成邊緣對中心的反撥，從而將文化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曆史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