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與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這是一個大題目，更是一個意味深長的題目，特別是“學術”的意義在當今中國社會又被重新推崇、被強化的時刻，我們將郭沫若這位文化巨人置放在“學術文化”發展的背景上來加以認識，這裏可以重新思考的東西就十分豐富了。
在目前一般可以理解的意義上，我們都會為郭沫若在20世紀中國學術事業中的貢獻而感佩不已。僅僅可以羅列出來的反映郭沫若學術貢獻的領域就有：中國古代曆史研究、中國古文字研究、考古學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等等。以上這些研究領域當中，郭沫若一經涉足，往往都有重要的獨創性的研究成果，並由此而成為了相關學術史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都是郭沫若研究以及20世紀中國學術史的共識。
但是，我們卻也可能在對郭沫若學術意義類似的肯定中忽略了另外一方麵的重要事實，即郭沫若進入學術研究的方式與一般學術人的明顯的區別。
我認為，郭沫若的學術活動與20世紀中國學術文化，特別是與這一文化的主流-學院派學術追求恰恰呈現了重要的分歧。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追求是伴隨著科舉製度的取消而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在這一過程當中，知識分子角色出現了由“王者師”向著“專門家”的曆史性轉換。隨著從事學術活動的知識分子從現實官場被剝離，現代學術事業開始與現代政治事業相分離；也隨著現代學術的主要活動空間出現在了集約化的現代教育機構，因而又出現了學術活動場景與一般社會生活環境的分離，這樣的分離最終決定了現代中國學術的主流必然出現在大學學院之中，學院派知識分子就是這一學術追求的主體。
學院派知識分子所麵對的兩重分離——學術與政治、學術與社會便從根本上構建起了他們的姿態：“學術”是一種相對獨立而封閉的圍牆內的活動，它不是以對當前社會與政治的激烈參與為目的的；“學術”也是與知識的傳承與整理為基本特征的，所以它主要是在史料與知識的內部尋找自我的表達，甚至這種史料的梳理和咀嚼本身就足以產生相當的吸引力；“學術”也是一種穩定的人生形式，因而它更適宜那種客觀、冷靜、不動聲色的思維運行模式。正如王富仁在分析20世紀20年代以後現代教育的發展對於一代學人的影響時所說：“在這裏，文化就是知識，知識越多文化修養就越高，在學校是掌握知識的過程，進入社會是運用知識的過程。在他們的觀念中，知識多的人就有理性，因而理性就等於知識。至於情感和意誌，則是與理性對立的，它們隻會起到破壞理性思考的作用，越是愚昧的人，越被情感和意誌的力量所左右，做出許多不理智的事情。”“他們最重視的是社會的安定。”“不論現實政治統治者把多麼荒謬的法規強加於民眾，他們也首先做到遵紀守法，並且自覺維護現實的法規，反對因任何原因而違反社會法規的人。”這就是學院派知識分子從事“學問”的精神背景。
郭沫若，除了曾20年代短暫的學院從教外，主要還是作為一位政治文化部門的實際工作者與社會活動家而存在，盡管他並不乏從事書齋生活的機會與能力，但就其總體的興趣而言，顯然還是更願意作一位時刻關心現實與人生的“社會中人”。
於是，郭沫若從事學術活動的諸多方式均與上述的學院派姿態有異。
郭沫若的學術研究從來就不是純粹“知識”的靜態發掘，他總是將“知識”的問題與更廣大更迫切的現實問題將連接，甚至，首先就是因為出現了現實的問題，後來才在這些現實問題的推動下進入了曆史與學術。在20、30年代中國聲勢浩大的社會史論戰與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對其中的問題原本無甚研究的郭沫若主動介入了，為的就是他自己關於中國現實發展的理想，為的就是能夠給未來中國以希望的唯物史觀合法的地位；為的是駁斥某些以“國情特殊”阻擋中國呼應世界共同進步道路的論調。郭沫若構築了一個唯物史觀的中國古代文化研究體係。“想就中國的思想，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曆史，來考驗辯證唯物論的適應度。”對於當時學院派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整理國故”，郭沫若明確批評的就是這一活動與現實的脫節：“國學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國學，這是他自己的分內事；但他如不問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問社會的需要如何，孰緩孰急……”直到50年代末，他還在太湖題寫道：“人是活的，書是死的。活人讀死書，可以把書讀活。死書讀活人，可以把人讀死。”的確，時刻想到“社會的需要如何”，時刻充滿為了“活人”的意識，這就是郭沫若學術活動的根本出發點。郭沫若說得好：“為什麼要搞曆史？不是為了崇拜古人，而是為了今天、明天，找出曆史發展規律，用曆史上的人民生活鬥爭教育人民；把優秀的曆史人物介紹出來，鼓舞人民；使人們從小就養成唯物主義的曆史發展觀。前人有一句話說得好：‘溫故而知新。’我們是站在更高的階段來回顧過去，來研究曆史的，不能被曆史俘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