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是站在“今天”並且總是為了“現實需要”的郭沫若，毫不掩飾他在學術活動中的個人興趣與個性情感。他說：“我自己的興趣是在追求，隻想把沒有知道的東西弄得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寫出過，我便不想再寫了。這是我的一個毛病，也許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編教科書那樣的古典風格，我自己很缺乏。”又公開說自己對曆史人物研究“主要是憑自己的好惡”。
較之於學院派知識分子力求“客觀”、“冷靜”的事實陳述，郭沫若顯然更願意和我們分享他的思想。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作為中國當代一位文化名人，郭沫若在學術的許多領域都獲得了世所公認的成就。這種成就與其說在學術的某個方麵和某些具體的結論，不如說在於他的方法。換句話說，郭沫若的貢獻首先應該是思想史上的。”這不覺令人想起我們前些年“學術”意義上升時，關於“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爭論——這一事實說明，就是到了今天，按照“正統”的學術的眼光，“學術”也是與一般的“思想”有很大區別的，而學術活動中的思想的闡發至少也應該是一件值得警惕的事，我們似乎必須謹慎從事。
但郭沫若卻沒有太多的顧忌，他盡情地抒發著自己的興趣、情感與大膽的思想。他不無自豪地說：“我比較膽大，對於新史學陣營裏的多數朋友們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見。”於是，在當年的讀者看來，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就是在“繁瑣的中國考據學的氛圍圈裏投下了一個炸彈”，帶來了中國史學界的“狂飆突進”。“他那獨創的精神，嶄新的見解，掃除舊史學界的烏煙瘴氣，而為新史學開其先路的功績，自值得我們的敬仰。”
當然，在學院派知識分子眼中的郭沫若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形象了。例如胡適在《日記》中表示，郭沫若的“新詩頗有才氣，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功力”，這就是學院派知識分子的關鍵詞，其中包含的是他們對於“知識”本身的無上崇拜。
銳利的見解，生動鮮活的語言，郭沫若的學術研究總是與我們常見的關於曆史文化的學術研究大不相同。自然，其中也留下了不少值得商榷的東西。例如《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的史料鑒別問題，對曆史發展的多樣性予以充分理解的問題，《十批判書》中曆史人物評價及對相關社會曆史材料的使用問題，對一些文學現象的具體評價等等，從純粹學術發展的意義上，這些質疑與討論當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學院派學術規範的價值並非就是沒有限度的。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始終作為“社會中人”的郭沫若的自我表達的意義上加以讀解，或許就對他的真實而頗有認識價值的精神追求多了一份理解，認識一個傑出的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其意義絕不亞於信服於他的學術結論。在這裏，包括一些顯然大有問題的著作如《李白與杜甫》同樣也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走進郭沫若精神世界的機會。對於今天的我們而言，《李白與杜甫》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的正確性不一定都那麼要緊，重要的是郭沫若為什麼會推出這樣的一個文本？在那些明顯的學術“犯規”之處，他究竟想說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