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考慮學院派學術本身的有限性，考慮到郭沫若這樣的“社會中人”介入學術的獨特性，那麼我們就會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構成以及其中的多種精神狀態的價值作出更符合曆史的闡釋。曆史在造就像胡適這樣的有地位有身份能夠為現實所容納的知識分子的同時，也造就了像魯迅、郭沫若及創造社青年這樣的“另類”，他們或者家庭貧困，或者懷才不遇，總之是被這個有序的、已經利益分配到位的社會擠到了邊沿與角落。郭沫若曾經描述過他們創造社同人與飽受書局老板欺壓的遭遇：
有一天晚上我們同到四馬路的泰東書局去，隨便問了一下在五月一號出版的《創造》季刊的創刊號的銷路怎樣。書局經理很冷淡地答應我們：“二千本書隻銷掉一千五。”我們那時則生了無限的感傷，立即由書局退出，在四馬路上接連飲了三家酒店，在最後一家，酒瓶擺滿了一個方桌。但也並沒有醉到泥爛的程度。在月光下邊，兩入手牽著手走回哈同路的民厚南裏。在那平滑如砥的靜安寺路上時有兜風汽車飛馳而過，達夫曾突然跑向街心，向著一輛飛來的汽車，以手指比成手槍的形式，大呼著：“我要槍斃你們這些資本家！”
這是一個資本家與貴族的社會，也是一個可以容納溫良、恭謙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社會，但卻不會主動給這些沒有地位、學曆有限的青年以支持。除了反抗，除了從思想與精神上堅持社會改造的理想，劃開與既得利益者的距離，除了堅守“人民本位”，挑戰既有的社會秩序與文化秩序，他們的人生意義就無從獲得了。而一旦他們走上了反抗社會的道路，那麼，整體的思維方式就會與“常規”有異。當郭沫若也從事學術性的研究活動，他自然就與學院派的方式不同，在學院派的標準看來，郭沫若可能會常常“違規”，但問題是郭沫若的“違規”又往往與他的創造力同在，而且，比違規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關注和思考了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若幹問題。如果說，像胡適這樣的學院派開創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執著的專業追求，那麼，像魯迅、郭沫若這樣社會派知識分子則為現代中國人的生存、為現代中國社會的改革而殫精竭慮，他們並不都是成功的，也並非在所有的時候都堅持了自己的信仰的真實，但作為一個切近社會與人生的姿態，作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現實力量，無疑卻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