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越是到了今天，我們越是能夠深深地感到，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進入20世紀中國文壇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它清晰地凸現了20世紀中國文化人的複雜心態，滿足了20世紀中國社會進程中實際存在著的種種複雜的需要。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將20世紀中國文藝思潮中那本來就具有強大撼動力的社會功利主義批評推到了一個更加執著更加成熟，也更加具有理論姿態的層次，而定型後的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又最終確立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文藝思想發展的基本格局。在20世紀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對話中，觀念層麵的“文化衝突”似乎更屬於中國人自己的感受，因為，西方文化並沒有也不可能強迫中國文化接受什麼明確的理論和學說，恰恰相反，20世紀的中國對西方文化的接受，從根本上說，始終都是中國文化根據自己的內在需要作出的選擇。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決定於理論滿足於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之所以能夠在20世紀中國文壇後來居上，並最終取得了根本的支配性地位，左右了20世紀中國文藝思想的基本格局，也隻能從中國文化的內在需要這個角度才能得到完整的解釋。
中西方社會曆史進程的巨大懸差和由此造成的複雜的中國文化心態，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這一“舶來品”輸入中國的深厚的“土壤”。社會發展的懸差導致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不得不對中國社會作出深入的觀察和思考，促使他們趨向於從與社會現實的緊密聯係中來看待文學，確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出於“落伍者”對先進文化的關注，一種對西方新異思潮的急切的渴求也在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那裏暗暗地湧動著。而20世紀的中國社會這一“格局”與中國文化心理的“需要”最終都在外來的馬克思主義那裏得到了“適應”與“滿足”。
二
考察馬克思主義思潮進入20世紀中國文壇的過程，將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一點。1898年夏，一個名叫胡胎穀（一作胡頤穀）的中國人將英國人克卡普（Kirkup）的《社會主義史》（The History of Scialism）一書譯為《泰西民法史》，由上海廣學會出版了。該書第七章對馬克思的生平和學說作了專門的介紹。這是中國人首次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的譯介。從這以後，梁啟超、趙必振、朱執信、李大釗、陳望道、陳獨秀、李達等人都對馬克思主義有譯述。而從文藝批評的角度譯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第一人，則當推李大釗。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改造社會現實這一實踐性品格在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眼中顯得更加突出了。這更增添了他們對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新學”的興趣。李大釗正是從馬克思主義這樣一個“時代的產物”當中預見到了“現在正是社會主義經濟學改造世界的紀元”，而文學正可以擔當起改造世界，推動社會變革的使命：“新文明之誕生，必有新文藝為之先聲。”正是從李大釗這裏，我們洞見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潮的普遍心態，他們是在促進中國社會的改造，抨擊舊文明，推動時代進步這一“20世紀使命”的驅動下走向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觀之瞿秋白、馮雪峰、魯迅、茅盾、蔣光慈、成仿吾、錢杏邨等大批20年代中國的其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我們都不難透過那些越來越“馬克思主義化”的批評術語，觸摸到他們那怦然跳動著的關注中國現實改造、竭力推進社會進步的憂患之心。
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延伸，是馬克思從一個革命家的立場對文學所作出的判斷與解釋，它必然是從自身政治學體係引發出來而又符合自身政治學目標的一係列理論要求，服從於並服務於馬克思主義“改變世界”的根本任務。這從根本上規定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必然是一種“功利主義”的文藝思想。而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列寧對文學在無產階級革命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論述以及俄國早期的無產階級文藝理論家們的有關思想主張，也同樣地體現了將文學與社會現實的改造緊密聯係的功利主義特征。而在俄國，就一直存在著的以高度的社會使命感和責任感為思想之根，以諷刺和暴露現實黑暗為基本特征，以關注大眾生存和民族命運為指歸的俄羅斯文學傳統，無形中又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生根成長的天然沃土。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四”這樣一個本身就充滿了“功利主義”色彩的新文化運動中，這一俄羅斯文學傳統，很快就被致力於改造社會現實的中國作家們注意到了，不少的中國作家和讀者從“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他們從俄國文學“為人生”這一特質著眼，對俄國文學的“功利主義”色彩作了高度的評價：“俄國人視文學較他國人為重；他們以為這東西不單怡情之品罷了，實在是民族的‘秦鏡’，人生的‘禹鼎’；不但要表現人生，而且要用於人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俄國文學便“隻是介紹進來，傳布開去”，對中國新文學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波及中國之後，中國知識分子對俄國革命的急切關注，不僅促成了大批的俄國文學作品進入中國，而且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中國作家和讀者對俄國文學的接受心理，使俄國文學的價值從廣泛的“為人生”集中到了較為具體的“為革命”之上。早在1920年，瞿秋白就對當時的情形作了具體的描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