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位喜談故鄉人，他的《反正前後》一開篇，就為我們描繪了那多山而又平坦，封閉而又膏腴的四川。文中寫道：
我們在這兒可以想象一下罷。請以成都為中心，以三四百裏路的距離為半徑，向周圍畫出一個圓形來。四川的盆地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因為是廣闊的盆地，而且是很膏腴的盆地，所以從古以來四川號稱為“天府雄區”。
郭沫若的這番描述實際上道出了四川自古以來在人們心目中的最基本的形象：這是一個封閉的盆地，但又是一個“內涵”寬廣的盆地，是聞名中華的“天府之國”。“盆地”是它的自然地理環境，而“天府”則是它的物產生態特征。在人類文明不斷演進的過程中，地理因素是最穩定的，地理環境的穩定性又影響了與之緊密相關的某些物產生態特征的穩定性。所以我們今天論及現代巴蜀的文化環境，就還得從這些相對穩定的、給現代人的感受也最深的地理、生態特征談起。
在中華大地上，在我們所熟悉的一些區域中，四川的疆界可能是最穩定最少變化的地區之一。《華陽國誌》稱西周以前，巴蜀二國的疆域之合是東至魚腹（奉節），西抵峨（峨眉山）、嶓（嶓塚山），南接於黔（貴州），北連於秦（陝西）。固然在史家看來，此言多有虛妄之處，但至少在秦統巴蜀設郡之時，就已經確定了以奉節-黔涪-青衣-秦嶺為界的廣大地區，這卻是人所共知的事實。比照今天四川省的行政區劃，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2000多年來，巴蜀主要地區的位置是相當穩定的。
顯然，這與四川的地理環境有很大的關係。打開地圖，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盆地的四川，綿延不盡的崇山峻嶺聳立在它的周圍，它的東北為大巴山，褶皺重迭，海拔1500～2000米，東緣有巫山、七曜山與湘鄂西部山脈相連，南部是海拔1000～1500米的雲貴高原，北部秦嶺山脈海拔800～1500米，劃開了中國南北兩種不同的自然區域，西緣以眠山、龍門山、邛峽山，夾金山和大涼山與巨大的青藏高原連成一片。今天，當我們乘著列車蜿蜒蛇行在遮天蔽日的秦嶺、大巴山中，或乘著客輪一路峰回路轉，穿越長江三峽東出夔門，將能夠深刻地感受到這種連現代交通工具也很難改變的地理事實。
地理條件總是將它的影響顯示在人們最基本的生活活動和文化活動之中，這就出現了由地理所決定的“文明”。盆地的四川千百年來一直都表現著它作為“盆地文明”的種種特征。
環繞的群山將四川和外麵的世界分割開來，這即是“庇護”，又是“封閉”。
高聳入雲的奇峰峻嶺，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雄關鳥道，似乎足以隔斷外麵世界的戰火，護衛政治家們偏安一隅、割據稱王的美夢。除了唐玄宗這樣暫避蜀中的一國之君外，更多的“庇護”之夢還是誕生在地方豪強那裏。庇護的受蔭者是有限的，而割據的欲望卻是無限的，這是一組無法解決的矛盾。於是，盆地的庇護功能倒引發了無窮無盡的“蜀亂”，從開明時代的蜀巴內戰一直到現代四川的軍閥混戰，大大小小的戰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其頻繁程度堪稱中國各大區域之首。“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的千古名言不徑而走，影響著人們對巴蜀社會的基本認識。李白是熱愛故鄉四川的，但對蜀亂卻不能不心有餘悸：“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四川現代作家也飽受了蜀亂之苦。吳虞的妻子、女作家曾蘭就是在逃避戰亂中患病死去的；戰火曾阻止了郭沫若首次出川的計劃，奪去了艾蕪舅父的生命。周文回憶說：“當我17歲那年，在一個部隊裏當一個小‘軍佐’的時候，第一次看見一場戰爭是在家鄉的一個山坡上……隻見坡上的石板橋橫呀順呀的躺著十幾個屍體，有的雖還沒有死，但衣服已被剝去，全身和全臉都凍得慘白的帶土色，而且發抖，恐怖的兩眼一翻一翻地看著我們這些勝利者的敵人跨過他們的身邊。”這難忘的一幕在後來影響了周文人生道路的選擇。
“封閉”的高山形成了“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阻礙著盆地中人與外麵世界的交流。漢樂府《巫山高》，李白《蜀道難》，杜甫《劍門》，李賀《蜀國弦》，陸遊《入蜀記》，範成大《吳船錄》，楊慎《嘉陵江》，吳芳吉《巫山巫峽行》，郭沫若《過瞿唐峽》，葉聖陶《我與四川》，曆代出蜀的川人和入蜀的客人都一再為我們描述蜀地行路之難，寫得驚心動魄、扣人心弦。對讀南宋範成大的遊記《吳船錄》和本世紀40年代葉聖陶的日記《我與四川》，在那亂石穿空、驚濤拍岸的文字的險境裏，我們發現，700餘年的曆史幾乎就沒有對這川東惡道有什麼影響！
封閉的巴蜀成了遠離王化的“西僻之鄉”，直到抗戰以前，這塊土地也從未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蜀門去國三千裏”，這既是巴蜀與中國政治文化核心區域的地理之差，也是一種文化之差。宋以前，它的發展速度不及中原，宋以後，它的發展速度也不及江南。雖然我們不難從巴蜀史上找出一些居全國領先地位的文化成就，但這也不能從整體上改變巴蜀文化始終都在“求學”於先進區域的事實。比如，中原地區在先秦時代就掌握了較高的冶鐵技術，鐵器得到了普遍的使用，但在同一時期的巴蜀考古文物中，卻尚未發現。種種事實表明，是秦並巴蜀以後，才給這塊盆地帶來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巴蜀地區的學校教育，是由西漢蜀守文翁開始倡導的，直到漢景帝末的這位文翁入蜀以前，蜀地仍是“鄙陋有蠻夷風。”宋明清三代，出自江南的進士不可勝數，而巴蜀卻寥若晨星，在人們的傳說中，偌大的巴蜀直到明朝才出了第一個狀元楊升庵，而到清朝光緒時又才出了第二個狀元駱成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