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地的封閉影響在近現代仍然是清晰可見的。直到抗戰，中國工業西遷以前，這裏的現代工業企業屈指可數，同時，在“四川盆地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生過有效的農村經濟近代化”，“1948年的四川農村比1911年的山東農村要落後得多。”清末新學出現，但“四川地處西南邊陲，交通不便，消息閉塞，引進西方國家學校的模式並吸收其教學內容是清政府頒布‘癸卯學製’以後，四川各地的儒學和書院等舊式學校開始瓦解，新式學堂才逐步建立。”戊戌變法前後，我國報刊業開始興旺，且發展迅速，到辛亥革命之後，全國各地大小報紙就有500多家，19世紀60年代以後，北京、上海開始出現官辦譯書出版機構，1897年，上海出現第一家私營印刷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我國私營出版業急遽增長，到1902年，僅上海一地加入上海書業商會的私營出版機構就有22家，相反，盡管四川的第一家近代報刊《渝報》也在1897年刊行於世，但四川報業和出版業在此後很長一段時期裏卻發展不大，在國內文化界的影響甚微。在郭沫若、巴金、陽翰笙、李劼人、沙汀等許多四川作家的回憶錄中，都曾提到成都的“華陽書報流通處”，這是四川接收先進地區文化的一個“窗口”，它的確把來自北京、上海等地的現代文化空氣傳輸給了這些閉塞中的莘莘學子。但是，整個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大潮卻僅僅隻能由這個小小書報站來“滴漏”，偌大的四川隻能通過這樣的“瓶頸”來吸取世界文明的養分，卻不能不說是盆地的悲哀！這種“瓶頸”式的文化吸取還直接影響到了四川現代作家群的出現。從總體上看，四川作家不像浙江、江蘇作家那樣從“五四”一開始就成片湧出，占據了文壇，他們是漸次而出，逐漸增多。“五四”前後大大小小的四川作家加起來也有10來人，但在文壇上很有影響的也就五六人，不像浙江、江蘇作家那樣水平相當，布成陣勢，隻有到了30年代以後，四川作家才蜂湧而起，以區域群體的優勢震動了中國現代文壇，這是因為，透過細小“瓶頸”的新文化“滴漏”是逐漸向著盆地內部地區播撒、蔓延的，接受新文化的啟蒙也隻能是循序漸進的。
由此也就自然產生了作家的“出蜀”與“入蜀”的有趣對流。從古到今的巴蜀文學史，都活躍著這樣兩支對流的大軍，一方麵，是司馬相如、揚雄、王褒、陳子昂、李白、三蘇父子、楊慎和所有的現代四川作家都出蜀訪學，揚名天下，另一方麵，又是高適、岑參、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李商隱、陸遊、黃庭堅、範成大及現代他省抗戰作家等等客籍人士紛紛入蜀，形成所謂的“自古文人皆入蜀”的現象。關於出蜀和入蜀的文學文化價值，我們將在以後的論述中加以討論，這裏想要提出來的僅僅是一個問題，即紛紛的入蜀既然已經證明了巴蜀的魅力，那麼為什麼巴蜀文人又大都隻有出蜀才能有成？我認為，奧妙其實還在“盆地文明”這裏，是前述的種種盆地環境（文化落後、社會有蠻夷風）阻礙了四川作家更大的發展，他們隻有衝出盆地的包圍，才能直接受哺於中國先進地區的文明，這與入蜀也並不特別衝突，因為，外省人入蜀常常並不像他們進入中原、江浙一樣是為訪學釋疑而來，他們的所獲多不在學問而在山水。
當然，崇山峻嶺將封建時代的正統文化隔在了巴蜀盆地以外，這也有利於巴蜀人的個性向著自由不羈的一麵發展，並為儒學之外的其他思想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從陳子昂、李白到蘇軾、楊慎，巴蜀作家多放浪形骸、不拘禮法之人，當他們出蜀進入到一個廣闊的天地，將有可能打破陳規，成為大膽開拓、勇於進取的先鋒。這種性格和追求在吳虞、郭沫若等現代作家身上也可以找到。四川引以自豪的所謂“蜀學”在宋代成鼎盛之勢，理學家陳摶、張拭、魏了翁，文學家蘇軾及史學家“三範”、“二李”等皆是蜀學的代表人物，較之於北方“二程”的洛學，蜀學大大地偏離了儒家正統思想，陳摶、張拭、魏了翁等理學家都注意將道家道教思想與儒家思想相互結合，“通脫”的四川人蘇軾對程頤作為正統儒士的迂腐之態就頗多指摘，“每加玩侮”，由此演成了曠日持久的洛蜀黨爭；相應地，關注現實的治史之風在蜀中頗為興盛，誠如近代學者劉鹹忻說：“宋一代之史學實在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