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說，應該長壽的是帝王，因為帝王得到最好的養生條件，最好的醫療服務，然而，帝王長壽者很少。中國一共出現過三百多個帝王，天殤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夠括到古稀之年的，不會超過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會超過五位。可是，在封建社會中，中國文人高齡者卻為數可觀。
值得指出的一點，凡是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之際，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殺，反而活得更堅忍，更結實，創造力不但不被杜絕，而是表現得更蓬勃，更生氣，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為，在中國曆史上，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不大“待見”文人，特別那些搗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個少一個，可事與願違，無論怎麼收拾，怎麼作踐，誰也不到閻羅王那裏去報到，一個個活蹦亂跳地等著看萬歲爺駕崩。
這頗使曆朝曆代的帝王傷透腦筋。
現在披一些史學家、文學家哄抬起來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證了。從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一百三十四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文人最走背字的時期，也是中國文人骨頭收得最緊、腦袋掉得最多的時期。雖然，玄燁活到六十八歲，胤稹活到五十七歲，弘曆活到八十八歲，但是，這三朝，長壽文人之多，稱得上是曆代之冠。
據不完全統計：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孫奇逢九十一歲，毛奇齡九十歲，沈德潛九十六歲；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八十二歲，冒辟疆八十二歲，黃宗羲八十五歲，尤侗八十六歲，吳曆八十六歲，朱彝尊八十歲，蒲鬆齡八十五歲，王謬八十五歲，胡渭八十一歲，梅文鼎八十八歲，趙執信八十二歲，方苞八十一歲，張廷玉八十三歲，紀昀八十一歲，趙翼八十七歲，袁枚八十一歲，姚鼐八十四歲，段玉裁八十歲，王念孫八十八歲。
達到人過七十古來稀者，查繼佐七十五歲，傅山七十七歲，丁耀亢七十歲，顧炎武七十歲，王夫之七十三歲，穀應泰七十歲，朱耷七十九歲，李蟄七十八歲，顏元七十七歲，陳維崧七十三歲，王士禎七十歲，孔尚任七十歲，鄭板橋七十三歲，盧文罥七十八歲，錢大昕七十六歲……對當時平均壽命不超過五十歲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文人群落中的壽星老兒，可謂多矣！
在這場統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較量中，強者雖強未必享壽，弱者雖弱未必殞折。於是，強者愈折騰，弱者愈健壯；
強者愈打擊，弱者愈來勁，強者愈壓迫，弱者愈長壽，強者愈摧殘，弱者愈不死。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頑強，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後來為文的我輩振奮不已。
所以，在文人與統治者的抗爭中，到底誰輸誰贏，把眼光放遠一點看，還真是很難說的。我始終記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會上，經過“文革”浩劫以後依然活著的作家、藝術家們，齊集人民大會堂，那一位位眉宇間的亮色，所流露出來的生命之光，足以說明時間最終是屬於文人一邊的。
因此，說一句非常賤骨頭的話，文人的“窮而後工”，其中的這個“窮”字，除去物質的“窮”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窮”，包括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折騰、打擊、壓迫，摧殘，還包括成年累月懸在腦袋上，不知何時掉下來的那把達摩克利斯之劍，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條件呢！
讀清人蒲鬆齡《聊齋誌異》中的一篇《鴿異》，足可悟出一些訣竅。
鄒平張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經以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遊”。
看來，製造緊張、製造不安，製造恐懼、製造痛苦的過程，有可能也是激活作家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過程。若果真如此，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說不定倒要向曆代製造文字獄的帝王鞠一大躬。於是，想起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倒有可能是一個眼前的、現成的、為大家所熟知的例證。
此公作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島，掙紮在死亡的邊緣多年，很悲慘，很艱難，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夠在活下來都不容易的煉獄中，以想像不到的毅力，寫出那部關幹集中營的皇皇巨著，著實令人敬佩。後來，他走運了，獲得了諾貝爾獎，後來，他更走運了，走出鐵幕定居美國。但始料不及的，在他向紐約港口那尊女神雕像禮拜的同時，有了自由，從此卻沒了文學，這真是欲哭無淚，無可奈何之事。
問題的症結在什麼地方呢？當他在古拉格群島飽受煎熬的年代裏，克格勃無所不在的恐怖，實際起到了蒲留仙筆。
那隻停不下來的“夜遊”效應，老用手槍頂住你的腦門，老用封條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繩索綁住你的手腳，老用死亡威脅你的生命，激發了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師，要在恐怖下寫作的強烈欲望。
後來，這個外部條件不複存在了，他的創造力也就無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說的“痹股之病”。我看過他在美國寓所的一張照片，站在門口，有點像伊凡雷帝的那個兒子，懨懨地甚乏生氣，估計，從今往後，他的文學的翅膀也許還能展開一二，但若想飛得很高，很遠，是不可能的了。
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堅“鴿舍”裏，再寫不出什麼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緣故。
《國語·魯語下》裏有一句精彩的論斷：“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沃土”或者“瘠士”，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作家賴以生存和寫作的“鴿舍”或者“鴿籠”。憤怒出詩人，苦難出文學，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連小命都會受到影響的。謂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詩人納蘭性德，則是證明這句古語的中國文學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無數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沒有一位比他更幸運。很長時間內，中國的索隱派紅學家，認定他就是賈寶玉的原型人物。因為他的確也是一位特別多情、特別浪漫的富貴公子。在文學史上，有人可能風流，可並不富貴，有人可能富貴，但並不風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討不來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寫得很撒爛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