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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趙壹並非“專事抨擊草書”，而是反對當時習草中的不正之風；也不是“對從事草書研習的人們進行猛烈抨擊”，而是反對那些“不思其簡易之旨”的“今之學草者”。
論據：有六條：（1）趙壹在草書起源上，觀點是正確的；（2）他對草書的實用功能是予以肯定的；（3）他提出正確藝術個性早於曹丕；（4）對草書的功能給予“貴”和“讚”的評價；（5）“故不及草”是趙壹捍衛草書原則的具體表現；（6）趙壹把張芝、崔瑗、杜度和“不思其簡易之旨”的習草者是區別對待、區別評價的。
結論：趙壹不是籠統的反對草書。
名著《非草書》問世以後，一直被視做異說，被認為是趙壹站在“弘道興世”的儒家立場上，對“背經而趨俗”的草書張旗征討的一篇檄文。“自量可以比於虞、禇而已”的張懷瓘供奉就在其《書斷》一文中即稱“趙壹有貶草之論”，從而開創了千餘年來趙壹否定草書說之先河。後世從其說者眾矣！近數十年來，仍有著作認為“《非草書》一篇，專事抨擊草書”，“《非草書》一文的確達到了對草書和從事草書研習的人們進行猛烈抨擊的目的”。“像這樣一篇反書法的文章，從書法發展角度看，是與曆史進程完全背道而馳的。”
認為《非草書》是抨擊草書的論據，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據文中“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造”句，認定趙壹“信奉的讖緯學神話傳說，認為文字起源於河圖洛書”和“反書法宗旨”“草書‘非聖人之業也’與他所崇的‘聖人’是無緣的”。
——列舉“皆廢倉頡、史籀，竟以杜、崔的楷”為證，認為趙壹是用倉頡、史籀否定長於草書的杜、崔。
——“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善不達於政，而拙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以此為據認為趙壹把草書視做雕蟲小技，把習草之人視做無能小人。
——“餘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等等。
《非草書》的本意，果真是專事抨擊草書和反書法的嗎？筆者以為尚有商討的餘地。
第一，趙壹在《非草書》一文中，以其進步的曆史觀，對草書（注）產生的起因作了精辟的、符合事實的論述。“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它認為，草書的產生確實“非天象所垂”、“非河洛所吐”、“非聖人所造”，而是以社會活動的客觀需要為基礎的。這段記述，作為《非草書》全文立論的根據，及其在結構上所起的作用，作為辭賦家的趙壹，注：目前書學界普遍認為《非草書》所論述的指章草，而史學界如範文瀾先生以為是今草，張懷瓘亦認為“張芝變為今草”（《書斷》）。存疑，此不影響本文之論述。
不會無以所思。實際上，他在該文中引用崔瑗的話已作了正麵回答，“故其讚曰‘臨事從宜’”。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中國獨特的人文背景，常將物質和精神的某些產品，歸於某一聖人的靈機一動。書法的起源也是這樣，常歸於“眺彼鳥跡”、“依類形象”等天象地理、飛禽走獸的觀察啟示，抑或歸於伏羲作圖、倉頡造字、李斯構篆、程邈寫隸等個人所為。對於自然景觀在中國文字及書法發展史上的啟蒙地位，個人在書體演流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不應否認。趙壹的卓絕之處，就是將草書產生的原因置於廣闊的社會活動基礎之上加以考察。在《刺世疾邪賦》中，趙壹即認為社會的發展是“數極自然變化，非是故相反駁”。他以這種進步的曆史觀觀察草書的興起，既前無古人，又後啟來者。其後，蕭衍在《草狀書》中即談到“昔秦人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之草書是也”，正是對趙壹草書起源說的繼承。
抨擊論者以“上非天象所垂”之“三非”句為據，得出趙壹是“反書法宗旨”的結論，完全是南轅北轍，實際上，“上非”三句，雖然是一個（對草書）肯定判斷語句，但它是對其上“其於近古乎”問句的回應，也是為下句補敘張本，所以它並不是一個獨立判斷句。“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見”句，是相對“上非”三句而言。“非聖人之業也”和“上非”三句正好相反，是一個獨立判斷句，它是對“蓋秦之末”句的結論。所以“上非”三句與“蓋秦之末”句在文意上和文章結構上都是相關聯、相統一的，不能舍棄“蓋秦之末”句而孤立地以“上非”三句為據。這裏，對“蓋秦之末，……示簡易之指”段的描述，這一客觀事實（判斷根據）是否予以承認，至關重要。據作者所掌握的資料，無論對《非草書》一文持何種態度，但對這段記載，均認為是真實可靠的。所以把“上非”三句和“非聖人之業也”獨立地抽出來以為其據，是不能成立的，也不是趙壹的本意。
第二，對草書所具有的實用功能《非草書》是予以肯定的。“刪難省煩，損複為單”，“草本易而速”，“趨急速耳”，這些對草書功能的自覺描述，在書法史上是比較早的。它明確指出，草書解決了以前諸書體所無法解決的“寫書速度”問題，這是實用功能；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提出了“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和“學步失節”的問題，這是審美功能，待述。每一種字體的出現、發展和確立，包括書風的形成，都有它賴以存在的客觀條件。中國書學和文字發展的整個曆史表明，書法、文字是一個由簡到繁、又由繁到簡的往複過程，後者對前者既否定了繁瑣、難寫、不合時宜的部分，又保留了它的基本特征、可讀的連續性。草書的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的展現，正是這個不斷變化著的曆史鏈條上的一環。趙壹從主觀上，筆錄了這一曆史進程，在客觀上，從一個側麵闡述了簡繁互變這一發展規律，這是應該大書特書的。
第三，在文章的後半部分，提出了草書的審美功能和書家的藝術個性問題。一般認為，魏晉時期是中國藝術的自覺時期，其標誌之一即開始重視藝術個性。曹丕在《典論·論文》中即強調：“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所致。”這裏所謂的“氣”，即藝術個性。應該說最早注意（書法）藝術個性的，是趙壹。他在《非草書》中即強調：“凡人各殊氣血，異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強為哉？”強烈的藝術個性，必然產生出優秀的藝術作品，為趙壹讚賞的杜、崔、張子之草書，即屬一例。同時，趙壹對不具藝術個性、勉強而為的人，予以無情地批評和諷刺，“西施以疹，捧胸而顰，眾愚效之，隻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失節匍匐。”一方麵用西施捧胸之顰，喻指草書的靜態之美，用趙女舞姿之媚，喻指草書的動態之麗；另一方麵，對於裝模作樣、毫無藝術個性的“眾愚”和“學者”那種“隻增其醜”、“失節匍匐”之態予以揭露，接著在“夕惕不息，仄不暇食”一段中，又給以無情的諷刺。這些都反映了趙壹對草書的藝術特征和書家的藝術個性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