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家雖曾殷實一方，但自1938年3月父親去世之後，家境日漸清落。及至我啟蒙，即住在街道路北的院庭，街道路南的另一院，曾是過世的三叔父住的，早已連同莊基典賣於現在的朱家了。當時的北院居家，曾是標準的北方四合院。我和母親住在東廂，二叔父一家住在西廂，北邊堂屋住著留著稀疏胡子性格活躍的祖父；正廳上掛著三個黑底金字的大匾，是什麼名流送給祖上的；廳門是六屏二開，門的下部有人物浮雕，上部是空心鏤花，匾和廳門的油漆都已脫落，匾上的金字已淡然無光，而且廳門已露出木質年輪紋，多處見到裂口。回想起來，頗感淒涼；南邊一棟四間房，自東向西是車房、磨坊、農具房和牲畜房。四合院以外的北邊和西邊，有一個相連的拐彎形大空園子，也是屬於張家的，但已經荒蕪了，時有野兔出沒，不知原來是花園還是莊基，不過作莊基似乎太大了點。
我六歲就學，偌大的紅布書包是母親親自為我縫製的，背著它直打腿，裏麵裝著六塊雞蛋大小的四方紙片，上麵是啟蒙老師李老先生用禿筆寫的“日、月、星、天、地、人”六個字，後來紙片多起來，但都是紙片。
幾年後的一天，我心血來潮，就在北邊空園子的堂屋北簷下靠著牆的一個角落用磚砌起一個小磚桌和小磚凳，是母親幫我砌的。桌麵有兩塊磚大小，這並排著的兩塊磚麵，便是我的“紙”了；母親給了我一個有缺口的碗，權作“硯”，裏麵加上水，泡上黃土，即是“墨”，那裏有用不盡的黃土。桌麵小，原本也矮，土硯台自然放在地上，用起來倒也方便；一枝七紫三羊，就寫起來。那是一個幼小心靈無限歡樂的小天地。有一天傍晚，我記得是個初夏的傍晚，太陽已經下了大園子的西牆，晚霞染紅了高高的天空，我又高興得坐在我的小字台前了，張開了稚嫩的幻想翅膀，任憑彩色的影幻在晚霞中翱翔。正寫著字，突然響起了沉悶的隆隆聲，是日本飛機來了，嚇得我扔下筆就跑，唯恐炸彈落在小磚桌上。原本放在地上盛“墨”的碗，被我在驚慌中踢碎了，心愛的“墨汁”灑了一地，也濺滿了媽媽給我新作的淺圓口布鞋，為了這件事，我傷心地哭了好久。後來還是媽媽找了一隻木碗，媽媽說：“木碗是不怕日本飛機的”，我一下子也樂了，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1948年7月，二嬸去世，時年29歲，此後家境更加清淡，這年我12歲，已算是村裏“有文化”的人了。年末下了一場大雪，房前屋後到處是雪堆。在春節前夕的一天，我聽到一個人說共產黨是紅頭發，綠眼睛，長舌頭。正在驚恐之時，一個人要我寫對聯，但我們都不知道要寫什麼詞，為難了好一陣子。春節過後，我便收集民間對聯，走訪鄰村近社。母親為我訂了一個用針線裝訂的白麻紙本子，要我記錄。尚記得有“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麵不知心”的一首。初中一年級時，班長張雅蘭是我小學時的同學。班上辦壁報時用毛筆抄文字總少不了我。有一次報頭沒有畫，張雅蘭要我畫，畫的是海洋和太陽。貼出去一看，直害羞，因為在畫麵的右下角有一朵小浪花，畫得像個鬆樹枝。這個鬆樹枝的小海浪在我記憶裏一直保存了50年。初中畢業那年，學校曾組織課外學習小組。我加入了哲學組，初次接觸到胡繩、楊獻珍、孫定國的文章，後又學習艾思奇的文章。這個組到高中一年級時還斷斷續續學習過，可由於我是參加排演《窮人恨》、《梁秋燕》的伴奏，也熱心於讀《紅樓夢》，就把哲學學習擱置了。但哲學學習影響了我的一生。在大學時經常用很多時間苦讀哲學著作。
古詩的學習啟蒙於中學。考大學時，語文試卷裏就有對《石壕吏》的翻譯和思想分析一題，這組古典文學試題可讓我抓了一把，高興極了。究竟何時開始寫自己的詩，已記不清了。去年在編選詩集時，在日記本裏發現一首1954年寫的《月逢月圓辭樓地》的詩，而收到《詩選》裏的詩是從1957年開始的，全集收入古體詩歌83首，新體詩5首，詞8首，楹聯14幅，共計110首。時間截至1999年底。這些作品未必都是好東西，但她寄托著我對自己生活的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