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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為四個部分：《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的由來。簡述了集字事件的始末。因為本文是為國際書學研討會寫的，所以這部分是向國際友人介紹的；該作品的“貢獻”。概述了它的開創性集字工藝以及由此而引發的集王字曆史風潮，並在編排過程中解決了某些審美問題；該文的“曆史功績”。敘述了在保存王羲之的真跡、建立對其他王字的鑒證標準，培育了諸代書法家，開創了一代秀麗、流暢的藝術典範等方麵的功績；對作品《集王書聖教序》的曆史評價，從肯定和否定兩方麵闡述，並以“肯定”為絕大多數書家讚許而定尊。
王羲之，一顆永遠不落的明星，照耀著燦爛的中國書壇，他的藝術光輝，沐浴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書法藝術家，從而把我國的書藝從一個高峰推向另一個高峰。
王羲之藝術創作的範圍甚為廣闊，被書法界所尊崇的《蘭亭序》，其重要意義首先是在文學領域。在玄學思潮影響之下的東晉，詩歌成為玄學的奴婢，而在散文方麵，除稍後的陶淵明的作品外，《蘭亭序》是當時一篇難得的佳作，它不像那種充滿哲學語言的東晉“玄言詩”，而是“言語文字平易清雋，既無深奧之疾，亦無枯槁之病”的抒情作品，筆調瀟灑，著眼高遠，其風格正是王羲之書法風格的絕妙寫照。王羲之一生的經曆證明，他不在乎世俗的榮辱得失，而是一個追求精神升華的人。這種審美觀念在文學上和書法上的體現就是《蘭亭序》的文風和《蘭亭序》及其代表作的書風。
在現存眾多的王羲之書法作品中，有一些是假冒作品，而像《喪亂帖》、《初月帖》、《孔侍中帖》、《快雪時晴帖》、《姨母帖》、《寒切帖》等優秀作品隻是一部分，其代表作品除《蘭亭》外，就是《懷仁集王書聖教序》。《蘭亭序》的研究，世人論述甚多，其現有版本據《蘭亭全編》統計不下三十餘種，但均為臨摹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各自摻雜自家習氣”，“於王右軍本來麵目不無增損”，但其筆法、結字、章法及其藝術風格基本一致。綜觀其成，可以基本反映王羲之的審美觀和藝術特征。它被前賢頌之曰“天下第一行書”是當之無愧的。
與《蘭亭序》聯袂的《唐懷仁集王書聖教序》是王羲之的另一部重要書法作品。雖然兩部作品合璧傳世，但其曆史與現狀完全不同。《集王書聖教序》的字不是臨作，而是根據當時王羲之的真跡“集”起來、並借以碑刻保存下來的，中間不存在“轉手”的問題。在彙集和雕刻的過程中，對真跡某些部分可能有所損傷，但字的主要部分，特別是主要特征和風貌還是存真的，劉熙載評道：“唐懷仁集《聖教序》，古雅有淵致……今遺帖之是非難辨，轉以此證遺帖可矣。”《集王書聖教序》的重要價值正在於此。
本文分為四個部分論述：《唐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的由來；懷仁法師對《集王書聖教序》的貢獻；《集王書聖教序》的曆史功績；《集王書聖教序》的曆史評價。
《唐懷仁集王書聖教序》的由來
鑒於這次學術會議的國際性，有必要把《集王書聖教序》的由來向國際書友作出簡要介紹（英文摘譯附後）。《聖教序》是《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的縮寫。現在中國書法界所遵奉的《聖教序》帖主要有三個版本，分別從三個碑刻上拓下來的，這就是，公元648年禇遂良寫的楷書《雁塔聖教序》，653年立，原碑現存西安大雁塔之下；另一個也是褚遂良寫的楷書《同州聖教序》，該碑原存陝西大荔（同州），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此碑是褚遂良因反對高宗立武則天為皇後而被貶至同州後書寫的，663年立，亦即在《雁塔聖教序》之後；第三個即是《弘福寺沙門懷仁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大唐三藏聖教序》，行書碑刻，672年立，該碑原存長安弘福寺，現存西安碑林博物館。除此三個碑刻外，尚有王行滿等人書寫刻碑的《聖教序》，均不足稱。
《聖教序》是唐太宗、唐高宗為玄奘的梵文佛經的中文譯集寫的序文，並由於誌寧、來濟、許敬宗、薛元超、李義府等人對文章潤色。一代君王何以為一佛經譯集洋洋灑灑地寫下近兩千字的序文呢？除過李世民的治國方略需要佛教思想支持外，玄奘的作為及其功績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玄奘，隋文帝仁壽二年（602）生於河南陳留（今河南偃師市緱氏鎮）。十三歲出家，二十五歲（627）發現佛典及其釋文多有訛誤，次年即上表要求赴印度取經考察，因國事未平，有安全之憂，未獲太宗批準。貞觀三年（629）八月（作者注：在玄奘645年給太宗上的“表”上寫作四月）私自隨賈離長安西遊，曆經秦州（今天水），涼州（今武威）、瓜州（今安西）、伊吾國（今哈密）、高昌國（今吐魯番南）、阿耆尼國（今焉耆）、屈支國（今庫車）、姑墨國（今阿克蘇），然後，西北行翻淩山（蔥嶺北部騰格裏山穆蘇爾嶺），過熱海，抵達碎葉城（今哈薩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邊界的托克馬克，距其東北的阿拉木圖150公裏）。然後南下，穿過塔吉克斯坦、經阿富汗東北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及拉瓦爾品第地區、克什米爾，入那仆底國（今印度與巴基斯坦邊界處的羅茲布爾）。貞觀五年（631）十月入佛學最高學府那爛陀寺（在今巴特那市東90公裏的巴臘貢）從師戒賢法師，進修五年。貞觀十年（636）玄奘經孟加拉國西部沿印度半島東部南遊，至半島最南端，欲渡海去獅子國（今斯裏蘭卡），因其國內亂未遂，乃沿印度半島西部北上，遊西印度，到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然後北上穿巴基斯坦全境進入克什米爾查謨地區，再折向東南返回那爛陀寺。沿途亦求學亦講經。經過在印度十年的走訪、學習的玄奘，此時已成為名蜚印度的佛學大師。
貞觀十五年（641）臘月，由稱霸五印度的戒日王主持，在曲女城（今恒河西岸的卡腦季）與小乘派、婆羅門教及尼乾外道等舉行了大辯論。與會者有印度18國的萬餘位名僧學者。結果玄奘以高論稱尊，引起全印各界之轟動。在婉言謝絕留居印度主持佛事後，於貞觀十六年（642）玄奘攜帶大量佛經從那爛陀寺出發回國，途經印度北部，巴基斯坦西北，進入阿富汗加茲尼地區，向北越過喀布爾河，折向東北，至瓦罕地區，越過瓦罕河進入塔吉克斯坦，在帕米爾地區經過明鐵蓋山口，翻過蔥嶺（喀喇昆侖山北端）進入新疆塔什庫爾幹縣，經英吉沙、疏勒、喀什、折向東南至於闐國（今和田）。在於闐，玄奘向唐朝上表請求接應。貞觀十八年（644）接旨啟返，經且末、若羌、樓蘭以南地區、安西於貞觀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回到長安。
其時，唐太宗正在洛陽準備東征，敕令在長安主持朝政的房玄齡予以迎接。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到長安，二十五日入城，房將他迎入長安朱雀大街都亭驛。從迎的人如山似海、如雲如流、眾數十萬。應市民要求，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朱雀大街將奉回的佛經657部，部分佛像七尊，部分如來舍利五十粒以及花子等物展示。二十八日，遂將玄奘迎入弘福寺。二月初玄奘到洛陽，六日太宗在儀鸞殿召見玄奘。禮儀甚隆。談話之間，太宗感到玄奘知識淵博、雄才大略、為人寬厚，談吐典雅，是位難得的治國之才，遂要他還俗，參與朝政，玄奘答曰，我自幼信奉佛教，習研禪宗，沒有學習孔孟之教，如果聖上要我參政，無異於舟行於陸，我願終生習佛，以報聖恩。太宗未加可否，隻是要求他把西遊經曆寫出來，以留後世，但對玄奘要求到少林寺譯經的事未予允許。
貞觀二十年（646）三月七日，太宗東征凱旋回朝。七月，玄奘已譯完五部57卷經文。特向太宗上表，概述譯經情況，並告奉敕所寫的《大唐西域記》十二卷，已經完成，最後請太宗為經文譯集寫個“序”。太宗說自己“學淺識拙”，又不懂教義，“難以為題記”。玄奘再次上表曰“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頗有強求之意。太宗感到，自南北朝以降，連年征戰，民不聊生，貞觀以後，雖較為安定，但仍需避免戰禍，對庶民亦應施以仁政。佛教教義平和，主張凡事忍讓，此正和其意；再者“玄奘法師者，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乘危遠邁，扙策孤征”，曆經艱辛，取回佛經，“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對玄奘西遊之舉，甚加讚許，所以答應為序。雖然答應，但由於國事繁忙，一直沒有動筆。貞觀二十二年（648）六月，太宗在玉華宮（位今陝西銅川市北）召見玄奘，八月四日，序文完成，禦筆書寫，題曰《大唐三藏聖教序》，玄奘上表謝恩，太宗亦寫回信。太子李治在六月已讀完了玄奘的譯文，八月又讀了太宗的“序”，就寫了一篇《述聖記》，玄奘亦上書致謝，太子於八月三日回信自歉。
貞觀晚年，主持弘福寺佛事的是園定法師。從玄奘提出請太宗為譯文作序，到序文的最後完成，其全部過程他是知道的。當時社會上除佛教外，尚有道教、儒教、景教、祆教（拜火教）等流行，尤以道教為盛，所以園定法師深感序文意義之重大，於是就和京城眾僧商議，為了感謝聖恩，弘揚聖教，實際上也是為了加強佛教在宗教界的地位，決定把太宗的“序”、太子的“記”和兩封複信用王羲之的字鐫於碑石，珍藏於弘福寺。此事得到了太宗的極大讚許和熱情支持，釋界立即組成四十餘人的班子，委托素有書法聲譽的弘福寺沙門、右軍裔孫懷仁負責。集字之舉，自此展開。
懷仁法師對《集王書聖教序》的貢獻
王羲之書法藝術的特征，世人論述甚多，但《集王書聖教序》中的王字，是從王書的許多真跡作品中收集下來的，所以就具有真實性、綜合性的特征，從不同方位反映著王羲之的藝術風貌。如果說《蘭亭序》具有流潤豐妍的美，那麼“聖教序”則更多體現出王字矯健的美，遒、挺、矯、勁，但不是剛，它不像“玄秘塔”那樣劍拔弩張，也不似漢隸之敦厚、樸實，這個特點可以從對比“水”、“仰”、“右”等字中得出結論。
“集王書聖教序”碑之欲成立，應做四個方麵的工作：文、字、編、刻。“文”已由當朝二聖寫就，“字”亦由王右軍在三百年前完成，所以懷仁的任務是“編”。
采集王字是“編”前的基礎工作。懷仁受命之後，首先收集王羲之的真跡。宮藏王書既精又全，是懷仁的首選目標。太宗敕批借用。早在貞觀十三年（639），經起居郎禇遂良和校書郎王知敬奉敕對王書鑒定整理、典儀王行真裝幀的內宮秘藏王羲之真跡共有128卷，總計2290幅。這是集王字的主要資料來源。此外，敕令在民間征集宮卷中所沒有的少數字，也有個別字采用拚接、拆借甚或懷仁自書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