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一部很有文化品位的現實主義佳作，也是羅萌這三部長篇中最為好看和成熟的一部。
每次我都是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在匆忙中改就的三部書稿不免都會留有些許遺憾，但總體上看它們還都堪稱上乘之作，我喜歡它們，把它留在祖國時，還要帶走它們的影子。這影子伴我飛越太平洋，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久久揮之不去。情緒激越後的沉思是**、從容的，似乎在美國的土地上，我才找到了作家羅萌最初產生創作衝動時的那種感覺，也才找到了這國粹小說的真正魂魄。記得，羅萌跟我說“要用自己的小說參與神聖民族之根的‘續斷’大業”的情景，當時我隻是泛泛地聽聽，沒有深想。現在我知道了他不是唱高調，說說而已，這的確是他發自內心的真實感受。因為他講的那情境、那狀況，我在美國也親自感受到了，也便理解了他的話的真正涵義。
我常常想：羅萌何以能把國粹小說寫得那麼好?直接的原因當然是他原本當過文學雜誌的編輯，也寫過各式各樣的作品，有較紮實的創作功底，隻不過在這之前沒有寫過長篇小說罷了。但我更願認為，是命運使他一度脫離文學圈，因而與文學拉開了距離，距離產生美，更產生“旁觀者清”的效果。加之他去國外廣泛考察過，使他思想有了質的飛躍，看問題更加全麵、深刻，知道國內外讀者的閱讀興趣，了解文化市場的客觀行情，懂得雅與俗的辯證統一關係。此外，他的成功還應歸結於他的知識結構與文化修養。寫小說就是講故事，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敘述方式，便有了不同的風格。問題在於小說的故事雖然是編的，卻不能流露出編的痕跡，要能夠弄假成真，也要能讓人信以為真。羅萌顯然是個中高手，擅長編故事。我把這一印象對他說了，詢問他何以這許多新奇故事能信手拈來?他微笑著送我一本厚厚的《藝術情境定式法》。這是他與別人合寫的專門研究藝術情境理論的專著。他告訴我，藝術情境的構造技巧是藝術創作的最重要的技巧，掌握這門理論，就是掌握了藝術創作規律，編故事，製造懸念也就容易了——能把如何寫好小說上升到理論的高度進行闡釋，並從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進而創造出具體技巧與方法來，他能寫出好小說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成功根本因素還在於他的生活積累。記得，我們共同改稿的日子裏，他零零散散地向我講述過他的簡曆：他是成吉思汗後裔，生於錦衣玉食人家，幼從外公懸壺習醫，後家道中落，不得已空門求生，又入梨園從藝，兼習丹青。後因出身緣故被調整到農村，從知青到公社**書記、中學教師、縣文化館創作員、市文聯文學雜誌編輯、專業劇團編劇等。後又下海，做園林規劃師、證券市場弄潮兒，又先是參與、後是領銜進行治療艾滋病新藥的研製等等，功成名就後，又重返文壇來圓舊夢……他隨談話的內容變換著表情，喜怒哀樂溢於言表。談到在京劇團的學戲生涯，他還情不自禁信口哼唱了兩句言派名段《讓徐州》。想起這情形，我不能不深為感歎：坎坷的人生經曆是他創作的寶貴源泉——有幼年的“懸壺習醫”和下海後的艾滋病新藥研製實踐，才有今天的《杏林**》；有青春盛年時的“兼習丹青”，才有今天的《丹青風骨》；有當初戲曲學校的“梨園從藝”，也才有今天的《梨園風流》。這就是創作的根本規律，誰都不能從中取巧。
在洛杉磯，我找到一份中文人物雜誌的主編工作，社長對我很器重，這本來是件好事，可我最終還是放棄了這份工作，選擇了回國!在美國的親戚、朋友都不理解，為什麼等了十年才拿到別人豔羨的綠卡，同時又有了非常對口的白領工作，剛來美國半年就要重返故園?我告訴他們：我有個朋友在寫國粹係列長篇小說，我覺得很有意義，所以想回去幫他。
美國的親朋雖然一時聽不懂我話裏的全部涵義，但都明白了我的大體意思，知我是想回國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便都不再詫異。
回國後，我繼續完成《杏林**》和《梨園風流》的編輯工作。這兩部書稿的複審仍是彭沁陽，終審除高賢均外，又增加了前副總編輯何啟治。他們仔細、認真地審閱了書稿，不但給予了肯定、讚揚，同時也指出尚存的不足，並提出修改情節的構想設計，對我的責編工作有很大幫助。根據他們的修改意見，我進行了最後的發稿技術處理。在三審的編輯們與作家本人共同努力下，兩部小說更趨成熟、出色。
現在，羅萌的國粹係列長篇小說即將問世，分享這“續斷”大業的第一批成果的甘美，我的心很甜。
有位著名歌詞作家曾說，他很長時間不讀小說了，原因是現在的小說有俗無雅，沒有文化。這位歌詞作家的話無疑是有根據的，但在這篇編後文字的結尾，我很想向這位歌詞作家進一言：唐李頎在《聽安萬善吹醏篥歌》詩中，有“變調如聞楊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一聯，我這裏稍加篡改，可做“變調如聞新楊柳，續斷‘國粹’照眼新”——新翻楊柳之詞已不同前朝之曲，為續斷民族之根而新寫的國粹小說是很好看的，它可以證明有文化又雅俗共賞的小說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