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春天我曾經在普林斯頓大學做過一次公開演講，題目是“思想史為什麼在當代中國很重要”，這一演講主要針對的是全球學界思想史研究的普遍衰落現象。學術界有時就像時尚界，喜歡不斷除舊更新，當生活史、環境史、醫療史、女性史等等逐漸在新理論的支持下成為新潮流時，思想史研究就猶如黃進興教授引用Paul?K．Conkin的話說的，“雖有短暫的輝煌，眼前卻是四麵楚歌，而前景黯淡無光”。但是，我們可以驚異地看到，唯獨在中國大陸，思想史卻一直非常受人關注，甚至至今不衰，這是一個很詭異，但也很可以理解的現象。
我一直提醒學界朋友尤其是海外的學界朋友，理解中國學術，有三個關鍵詞一定要格外注意，即曆史、思想和政治。在中國學者心中，它們始終處在很核心的位置。首先，中國有長久的曆史傳統，“曆史”是民族或國家的認同基礎，一切都要在曆史中尋找，尋找資源，尋找證據，尋找合法性；同時，“思想”也很關鍵，中國人向來認為，“道”比“器”重要，“道”就是思想或者硬道理，正如林毓生先生所說，中國知識人傾向於在思想文化中解決問題。接下來，“政治”也在學術世界占據了中心位置，自古以來中國就是政治高於一切，宗教、文化、風俗甚至製度都在政治之下，一旦形成“國是”，這“國是”無論是來自民意還是來自聖裁，都可以改變經濟製度、社會風貌、文化趨向甚至日常生活。由於政治無論古今都不宜輕易討論，所以看起來隻是“過去故事”的思想史，往往就在對古代思想的檢討中，讓現代價值獲得曆史合理性。如今中國之所以還要研究思想史，就在於思想和社會，曆史和現在，古代和現代關聯得太深了。在中國這種曆史傳統很深的國家，“讓曆史歸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麼辦呢？仍然是“借思想文化來解決問題”。
這些年來中國變化太劇烈，過去說“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覺得至今中國仍在這個“大變局”中。傳統說“天不變，道亦不變”，現在天翻地覆，“道”就得“變”，前麵說，“道”就是思想，可是思想應當朝什麼方向變？這是學界特別想討論的。在製度和政治並不能根本改變的前提下，所謂“借助曆史反思現實”始終是知識界的習慣。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應能明白，在中國，“學術”不僅僅是“專業”的或“知識”的領域，而常常也是一種政治批判和製度表達，無論“文化”、“學術”還是“思想”的研究領域都是如此。因此，中國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很重要，它的不斷興起和仍然興盛，就需要在這一背景下觀察。
不過，思想史研究在中國大陸的興盛，除了這些背景以外，另外還與中國曆史領域最近這些年的變化趨向有關。近年來中國曆史研究領域中的幾個變化，我個人以為，可以用幾個詞來概括：一個是“走出疑古”，不斷發現的一些考古新資料，要求我們反省1920—1930年代疑古思潮中建立起來的研究方法、資料範圍和曆史敘述，“走出疑古”這口號本身可能並不對，但它啟發和刺激我們很多，使得學界越來越關注新資料，以及新資料呈現出來的一種另類思想世界。第二個是“重返下層”，所謂重返下層，指思想史研究轉向注意過去忽略的領域，包括禮俗、教育、生活等等，我一直說，需要注意思想的“製度化”、知識的“常識化”，觀念的“風俗化”，有了這三個“化”才能成就社會思想的真變化，過去思想史研究隻研究思想的提出而不研究思想的落實，這是一個缺憾。第三個是“發現四夷”，中國思想史不僅僅在漢族中國這一思想世界裏麵發生，它同樣跟周邊的這些文化互相影響，周邊世界於中國，可能共享傳統，也可能共同瓦解傳統。所以我覺得，過去單純就中國論中國，也許是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