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年中，我媽媽一直對我說；如果她沒有在方震小學工作的那兩年，她這輩子，簡直就沒活出個什麼滋味來。
愛情和事業，在那兩年裏，轟轟烈烈地一齊向她湧來。
方震小學，實際上是當時中共地下組織的一個活動站。
我媽媽隨著張愷之穿過閘北公興路那一帶的棚戶區。上海人管這種屋頂像船篷篷一樣的貧民窟，叫“滾地龍”。裏麵所謂的牆壁，是用竹片、破油氈和黃泥糊成，潮濕的泥地麵高低不平。這些“房子”裏住的都是拉黃包車、彈棉花、撿垃圾、扛麻袋，靠力氣過活的江北人，一天的工錢買全家人一天的糧食，所以大多數孩子都不識字，稍大一點的，就到街上去賣報或是給人擦皮鞋。昨天剛下過一場大雨，屋裏幾個半大的孩子，正在忙著用盆往外舀水。有一隻碗漂在水上，那幾個孩子不知為什麼就互相打了起來……
“方小”，就是為這些窮苦的孩子們辦的。他嚴肅地對她說。
他們拐過一條肮髒的弄堂，再走過一片一個雜亂哄吵的小菜場，然後在兩間低矮的樓房前停下了腳步。他對她說到了到了，這就是方震小學。
方震小學真是一所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學校了。兩層的簡易樓，樓下兩間做教室，樓上做辦公和男女教師的宿舍。幾十張高高低低的課桌，五六個年輕教師，就是學校的全部。一個白白淨淨、高個兒的年輕姑娘，向她走來，緊緊握住了她的手。她說她是方小的校長，就叫她哲宣好了。我媽媽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哲宣。
我叫朱小玲。我媽媽對她的同事們自我介紹說。那個在她填寫入黨申請書上使用過的名字，在那瞬間脫口而出，從此開始正式生效。她似乎生來是喜歡貧窮和簡樸的，那一雙雙親切的目光使她想起了朝鮮義勇隊的日子，簡陋的小學校使她有一種回歸之感。
她每天都歡歡喜喜去做每一件瑣碎的事情。先是走遍了這一帶貧民區，一個一個去動員那些邋裏邋遢的孩子們來上學，學校隻收一點象征性的學費。課餘時間，他們挨家挨戶到孩子們的家裏去訪問，用自己很少的一點錢，買幾支鉛筆或是糖果，分給孩子們。冬天來臨，他們又到繁華的上海街頭，為孩子們募集棉衣。在方震小學的兩年中，大家始終不拿工資，學校管飯，每月發給三元零用錢，還發些草紙肥皂什麼的，這種有點像共產主義的氣氛最讓她入迷。她穿著藍布舊旗袍，穿著洛舍的媽媽做的布鞋，在十裏洋場的大上海，土裏土氣地走來走去，心裏充滿了驕傲。
直到現在她還記得，她的班上有個大眼睛的男孩，名叫牟永正。他爸爸早幾年在給輪船卸貨時，從跳板上跌下來摔死了。他的幾個弟妹就靠他媽媽撿垃圾養活。後來他一連好多天不來上課，她去家訪才知道他媽媽得了肺病，咳出濃濃的血，連床上的被單都染上了黑色的血跡。於是她連夜去找一個朋友，那人認識紅十字會醫院的人。他們設法把他媽媽送進了紅十字會醫院，因為這是全市惟一一家免費的醫院。那幾天晚上她興奮得睡不著覺，覺得自己的生命開始有了價值，理想有了寄托。我每時每刻都能聽見她強勁的心跳，那顆心鮮豔而稚嫩，血紅血紅，整個裝的都是那即將來臨的新世界。
她的學生們都管她叫小玲老師。小玲老師像個大姐姐，又像朋友。小玲老師的那個班級，上課時總是坐得滿滿的。
小玲老師喜歡教大家唱歌。男老師女老師都來唱。方震小學的屋頂上，從早到晚，歌聲此起彼落。
星期天，她和同事們常常一起到公園去。他們討論時事分析戰局，互相傳遞著有關解放區的消息，為解放軍每一個戰役的勝利激動得熱淚盈眶；上海的學潮風起雲湧，她也走上街頭，彙入反饑餓反內戰的行列，幾乎每天都處於高度的亢奮狀態。那是四十年代整整一代進步青年的狂熱，曆史上的每一代人，都曾經試圖用一種幻想中的新秩序，來取代舊製度。千百年來，由於眼前的社會總是不盡如人意，人們便一次次在自己的頭腦中製造出另一種理想的社會。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中國最後的曆史性大搏鬥。而對於我媽媽那樣從小就生活於夢想之中的人來說，現實鬥爭隻不過是為她那種無拘無束的個性，提供了一個充分發揮的舞台。
我未來的父親張愷之同“方小”的關係，是他的廣東同鄉林泉介紹的。林泉後來又介紹他認識了孫毅。他們都是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的同學。林泉出生於印尼，具有雙重國籍，又是印尼《巴達維亞新報》駐滬記者。他父親是中國銀行巴達維亞分行行長，後來起義回國。當時他父親已為他辦妥了去英國劍橋大學留學的手續，但他為了爭取全國解放而放棄出國。林泉和我父親都是由孫毅介紹入黨的。
但我媽媽那時已好像把重新加入共產黨的事情，完全忘在腦後了。她曾經曆盡辛苦去尋找裴嫣，也就是尋找那個她曾無限崇仰的黨。而黨實際上已出現在她麵前的時候，她卻稀裏糊塗放棄了這個機會。她一次也沒有向我爸爸表示過入黨的願望，同時卻又那樣熱衷於為“黨”做事。也許天目山那次不了了之的入黨經曆，深深刺傷了她；也許她覺得入黨的名義並不重要，她看重的是自己純真的心靈。從她在“方小”這個地下黨的活動站，積極活動一年多，最終卻仍然沒有入黨的這一事實，就可知我媽媽是怎樣一個淡泊的人了。
“方小”的生活很清貧，但“方小”的生活充滿詩意。
“方小”是青年知識分子的世界。在這個年輕人的天地裏，空氣中時時處處都飄蕩著愛情的養料。
有時我甚至很羨慕三四十年代的那些革命者——所有轟轟烈烈的革命行動都圍繞著愛與死這個永恒的主題。他們總是首先從自己做起，為反封建不惜身體力行。麵對殘酷的敵人和嚴峻的環境，愛情仍在蓬蓬勃勃地生長。
我媽媽記不得“方小”更多的革命內容了。她能記住的，隻是程哲宣和黃建平熱戀中的那個小窗口的燈光；記住林泉的未婚妻，那個湖南姑娘岱岫，每天天一黑，就在“方小”門口的路燈下，癡癡地等著林泉來同她約會的情形；“方小”是一個愛情的搖籃，愛情的風暴恰如一天天長驅南下的大軍，要把世界攪個天翻地覆。
我未來的爸爸和我媽媽，從初識到戀愛到結婚，中間長達六年。他們彼此都是失而複得，因此就格外珍惜也格外熾熱。每個星期六晚上，他們都想方設法去劇院看那些進步的話劇。沒有太多的錢，隻能買丙票，坐在後排的位置。兩隻手互相長久地握著，握到酸麻了，也不鬆手。夏天的夜晚，他們寧願走很遠的路，到外灘的江堤去散步，在樹影下久久地依偎，聽著黃浦江的夜濤聲聲不息，直到午夜的鍾聲一遍遍敲響。星期天，他們會到張愷之窄小的家裏去吃一頓簡單粗糙的午飯，每次我媽媽總是吃得津津有味。
她第一次到武昌路張愷之家裏去，走進廣東小雜貨鋪後門，在黑暗中爬上吱吱響的木樓梯，看到閣樓上那個狹小的家，她差點嚇了一跳。房間裏幾乎什麼家具都沒有，隻有一張木床，靠牆放著。房子中央有一張矮桌，四五個小凳。幾個弟妹依次站在屋角，愣愣地望著她。她環顧四周，不由得好奇地問他們都睡在哪兒。他的臉紅了紅，朝著地板抬抬下巴說，那兒！他母親也就是她未來的婆婆走過來，用極不信任的眼光打量著她，然後咕嚕咕嚕地說了一大串廣東話，她一句也沒聽懂。那會兒她想起了洛舍老家的廳堂和自己的閨房，竟然覺得有些慚愧。她想，她和他出身於不同的階級，但她愛上了他，也就是愛上了他的那個窮苦的階級。她就是愛天下的窮苦人並要讓他們幸福，她的心從來都是屬於他們的。
以後每次去他家，她總是從自己的零用錢裏，為他的弟妹買些小玩具，或為她未來的婆婆捎上一塊布頭。然而使她納悶的是，他的母親對她的到來似乎置若罔聞，對於她的好意也似乎無動於衷，並且在以後的幾十年裏，始終對她懷有一種固執的成見。
關於張愷之的父親張老明一家，究竟是怎樣從遠在廣東新會的老家，遷徙到上海灘來謀生，並且如何逐漸融入上海的城市貧民階層，還產生了一個也同樣與這個家庭格格不入的熱血男兒張其靄（後改為張愷之），——這又是一個曲折的故事，我將在這部書的後半部分另行講敘。
我媽媽沉浸在她甜蜜的愛情生活中，一邊戀愛一邊革命。革命和戀愛都蒸蒸日上。我在她的體內一日日蘇醒一日日騷動，滿懷著焦渴和欲望，期盼著那個神聖的時刻來臨。我常常聽見我未來的父親長時間呢喃的情話，聽見他劇烈的心跳緊緊地貼著我媽媽的心。我被他們疾速流動的血液一次次浸泡一次次衝擊，在我出生以前的幾年中，我整天暈暈乎乎、如癡如醉。像一粒飽含著生機的穀種，等待著陽光和水分，我知道我很快就要噴薄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