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序轉入一九五二年的初夏，我眼看就快滿兩周歲了。
在這個都家花園裏，除了那些警衛人員和班幹部，我是惟一一個自由的人。但我每次在花園裏玩耍，卻從不靠近那扇黑色的鐵門，我知道那是一道絕對不能逾越的界限。我害怕衛兵的槍，有時他們來逗我玩，我極不友好地尖叫著逃開去。我喜歡在食堂裏同那麼多人一起吃飯，把飯桶和搪瓷碗敲得當當響。我早已習慣了這種又像是共產主義、又像是監獄的生活。我從不央求媽媽帶我回家，出生至今，我還從未有家的概念。
那是一個靜悄悄的上午。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
剛剛下過一場雨，草地上落滿了紅紅白白的花瓣，像扔在水裏的糖紙，蔫蔫的皺成一團，一棵桃樹下掉了許多青青的小毛桃，空氣中浮蕩著青草和腐葉的氣味。那會兒我正在小洋樓的台階上玩，突然看見花園外麵的大路上，開來了一輛綠色的吉普車和一輛大客車，就停在花園洋房的大門口。帶槍的衛兵齊刷刷地跑步列隊，門裏門外排成了兩行。我有些怕，就往樓上跑，想去找媽媽。這時哨子響了，有人大聲喊著，快點快點，緊急集合了。爸爸從裏麵跑出來，一把抱住我說，好孩子，別動，就在這裏玩兒，我們一會兒就回來。我縮在一根柱子後頭，心怦怦直跳。
整棟房子裏的人好像都出來了，在台階下自動排成幾行。
那個平日總是板著臉的班主任，手裏拿著一份名單，用濃重的山東口音，大聲說：大家聽好了，我叫到名字的人，站出來！
我看見媽媽的脖子伸得老長。她好像比我爸爸還焦急不安。
她突然像是被雷電猛地擊了一下，身子晃了一晃。起初她以為自己聽錯了。但那個山東口音明明白白又重複了一遍。是的，是她的丈夫張愷之。我還聽見爸爸響亮地回答了一聲：到！
——叫到名字的人，馬上回宿舍去打鋪蓋，立即上汽車！那個聲音命令著。其餘的人，統統回房間去，不許說話！
沒有理由、沒有解釋、甚至沒有宣讀所謂的結論。隻有一個命令。一個必須服從的組織決定。
媽媽慌慌張張地朝那個人跑過去。她好像是要問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究竟犯了什麼罪？他要被送到什麼地方去？去多久？她作為他的妻子，她有權利知道啊。或者，至少應該給她一點時間。讓她問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家裏有什麼事要安排……
但媽媽被衛兵攔住了。我隻看見她的嘴一張一合，看見她的胳膊在揮動。後來她的眼淚流了下來，她的黑黑的頭發四散開去。隊伍中，我的爸爸已經不見了。我終於“哇”地一聲大哭起來，跌跌撞撞地向媽媽奔去。媽媽緊緊抱住我，死死地箍住了我，我們滑倒在草地上，哭成一團。
不知是誰，在我們耳邊低聲說：別哭，別哭，孩子哭壞了怎麼辦？他們是送去喬司農場勞改的，頂多三五年，不算長不算長啊……
媽媽的肩膀猛烈抽搐，哭得越發傷心。哭聲中，我聽見鐵門外汽車發動的聲音，像大灰狼的嗥叫，在花園上空淒厲地盤旋，又一點點遠去……
這一天，在靈隱“革大”校本部所屬的四個分部，被處理成勞改的“學員”共五百人，是由省公安廳負責人講話宣布的。這批人連同監押幹警人員，分乘二十輛大客車，一輛接一輛地駛過靈隱路、西山路，然後轉上萬鬆嶺，向東沿著錢塘江邊疾馳而去……
一個星期以後，媽媽接到通知：調離省報，去市教育局報到。
我們終於離開了茅家埠的都家花園。我們走的那天，花園裏一朵花也沒有了。隻有一片陰森森的墨綠，綠得發黑。
我媽媽常常覺得自己的一生，差不多就是一場連貫的噩夢。
自從媽媽目睹我的爸爸被強行押走，媽媽好像突然間變了一個人。她的臉上再也沒有笑容，走起路來，步子很沉很重，老遠老遠，就能聽見她踢踏踢踏的腳步聲，像一輛脫了鏈條的自行車。媽媽的手帕幾乎每天都是濕的，她再也不掏出自己的手帕來給我擦鼻涕了。我不敢看媽媽的眼睛，那裏布滿了一根根血絲。眼神直愣愣的發呆，一眨一眨的，眼珠一動不動，像我的洋娃娃。後來我把那個洋娃娃塞到床底下去了，看見她我就想起媽媽絕望又憂鬱的眼睛，叫人想哭。
我和媽媽從仁德裏報社宿舍，搬到了一個叫西公廨的地方。
媽媽被分配在工農速成中學教書。那個地方離奶奶家不遠，我常常被叔叔和姑姑們從家裏背到媽媽學校、再從學校背到奶奶家，像一隻背來背去的包裹，然後把吃的東西填進我的肚子裏。一連幾個月，都沒有一個人來看望我們，周圍的人好像都躲避著媽媽，連同她說句話也是匆匆忙忙的就走開。媽媽的學生都是工農幹部，給這些階級覺悟很高的人上課，可不同於當年在“方小”給窮苦的孩子們教書，媽媽總是提心吊膽地擔心出錯。她夜夜睡不好覺，才幾個星期，媽媽就瘦得一塌糊塗，抱著我，細細的胳膊勒得我好疼。
幸好不久就到了暑假，媽媽決定去一趟上海。
那時媽媽已經設法打聽到爸爸的勞改期限：三年。一朝之間，張愷之從黨員幹部變成了人民的敵人。這個結果於他們真可謂是晴天霹靂。更糟的是，他和我媽媽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所謂“罪名”究竟是什麼。難眠的長夜中，媽媽思前想後，仍是覺得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清洗，同她一直來接受的革命理論，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兩回事。
所剩的一點書生氣，再加上尚未完全破滅的幻想，媽媽要親自去上海。去找當時同他一起入黨、工作的戰友，為他作出證明，至少，能幫助她向上級司法部門提出申訴。
她把我留給了奶奶。那天酷熱，我的頸下悶出了一層痱子。
我爸爸是一個十分珍重友情的人，以他一向對待朋友的熱忱，媽媽以為爸爸的朋友一定會同情她的處境，為她想想辦法。媽媽趕到上海一家大報的幹部宿舍，找到了爸爸做地下工作時生死之交的戰友，希望他們能幫她向有關方麵作些反映，也許能適當糾正“鎮反”的擴大化傾向。
她不停地擦著汗，急急忙忙述說著。麵對著丈夫當年最親近最信任的朋友夫婦，這一年多來積蓄於心頭的委屈和痛楚，猶如開了閘的江水，傾瀉而出。——你們是了解他的。她說。你們應該是最了解他的。可以說，他是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革命了，這樣處理他是不公正的啊……她的聲音哽噎了，她說不下去，淚水堵住了她的喉嚨。
那位朋友坐在沙發上慢慢地喝著茶，一言不發。他用杯蓋拂著水麵上的茶葉，那手微微地有些顫抖。他眼裏掠過一絲驚慌，避開了媽媽的目光。
他的夫人扭頭看了看牆上的鍾，又低頭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站起來說，哎呀小玲，你來得真是不巧，你看我正要去廣州開會，馬上要去火車站了，我實在不能多陪你了呀。
媽媽眼眶裏的淚水，頓時就凝固了。
可是……她喃喃自語。她一時竟不知如何說下去。
那位夫人像是想起了什麼，從身上掏出幾塊錢，遞給我媽媽說，喏，這點錢，你就拿著買車票吧。凡事要想開些才好……
媽媽像是被什麼東西燙了一下，臉漲得通紅，她倏地站起來，退了幾步，怔怔地望著這位當年曾經一起在大街小巷裏張貼反內戰的標語，互相掩護著甩掉特務的跟蹤，曾一同挽著手參加遊行示威的女友——那個瞬間，媽媽忽而覺得自己好像從來沒有認識過他們。
媽媽輕輕推開了她的手，頭也不回地離開了那兒。
她沒有再去找任何人，當天傍晚就上了開往杭州的火車。
火車在黑暗的田野上奔馳。我媽媽疲倦地靠在座位上，傷心地閉上了眼睛。她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然而，渾身軟綿綿的，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了。周圍都是陌生的旅人，一雙雙麻木的眼睛，像一堵無形的牆，隔開了她同這個世界的聯係。她不會再去找任何朋友了，在這堵看不見的高牆之下，所有的朋友都已離他們而去。即使還會有人願意幫助他們。她也決不想給任何人添麻煩。她從那對夫婦的麵孔上，看見了以往她從未體驗過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還有深深的恐懼和戒備。猶如她是一種傳播病毒和瘟疫的媒介，會把災禍帶給別人。但她不想怪任何人，在直屬班的一年多裏，她已多次感受了這種恐懼——人們連自己都保護不了的時候，還怎麼可能去保護別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