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關押了一段日子，除了寫材料和“提審”，那個頭發黃黃的，外號名叫“黃頭毛”的紅衛兵，命令這些老師們開始勞動改造。有一次粉刷禮堂的牆壁，牆很高，要站在一張桌子上、再站在一張凳子上，才能夠得著。媽媽很費力地爬上去，沒想到桌子腿是瘸的，人一站上去，身子一晃，連凳子一起摔下來，跌得鼻青臉腫，申請到校醫務室去上點紅藥水，也被紅衛兵斷然拒絕。一連許多天，媽媽踮著腳尖，走路一拐一拐，疼痛鑽心，大汗淋漓，頭發都濕透了。
要是變成一隻壁虎就好了。在牆上爬來爬去，就把石灰刷在牆上了。她自嘲。自己也覺得這個想法好笑，忍不住就笑起來。
過了些天，她又被命令到拱宸橋去拉煤拉磚拉石頭。一個人拉一車，天不亮就出發，拉著空車走去，直到天黑，才能精疲力竭地把滿滿一車石頭拉回來。媽媽最怕過那座大關橋，橋身又高又陡，拚了命把車拉上橋，已是頭暈眼花；到了下橋時，一車重載，板車往橋下死命地衝下去，她八十多斤的體重，根本就壓不住車身。有一次，車子下滑時，車頭卻翹了起來，她被吊在車把上，整個人都已懸空，眼看就要翻車，她驚叫，腦中已是一片空白。幸虧有幾個老工人聞聲衝過來，用力按住車把，才算是救了她一命。她麵無血色地癱在地上，想說句謝謝，喉嚨裏卻發不出一點聲音。
再走，發現鞋子已經撕開了一個大口，隻好拉著，一步一趔。假如世界上真的有水晶鞋呢？她想。不過還是不要什麼王子了吧，隻要穿上了那雙水晶鞋，變成個旋轉一天都不覺累的人，就好了。她想著，腳上竟慢慢有了力氣。
到校外幹活畢竟能有陽光和新鮮空氣。她總是安慰著自己。有時，趁著押隊的紅衛兵不注意，杜約瑟就溜到熟食攤上去買兩毛錢的豬頭肉，說好了到吃飯時分給大家吃。但他實在饞得受不了，就從那紙包裏掏出一塊，自言自語說先吃一塊吧就這一塊。他的車走在最後頭，到了學校，他那油膩膩的紙包早就空空如也了。
勞動改造了一段時間，又是沒完沒了地寫材料。寫完了交上去，好多天也沒人理睬。她發現其實紅衛兵對他們寫的材料並無多大的興趣，他們最熱衷的是拿到材料，然後輪流出去“外調”，十天半個月不見人影。媽媽一個人單獨關在樓梯下那個小黑屋裏，小屋子原來是有一扇窗戶的，但窗戶外麵貼滿了大字報，把窗縫糊得密不透風。門一關，屋子裏黑得像座墓穴。一個十五瓦的電燈泡，便是她生活中惟一的光明。有一天，她突發奇想，用一根頭發上的發卡，插到窗縫裏，把窗縫外麵的大字報一點一點捅破，再慢慢地挑出一條縫隙。大字報一層壓一層，糊得又厚又硬，她覺得自己差不多是在挖掘一條隧道，手指都磨出了血。捅開這條隻有一根發卡那麼細、筷子那麼長的縫隙，花費了她整整好幾個晚上。
……拇指姑娘就是這樣從田鼠的地洞裏逃跑的呐。她自言自語。這些日子她經常這樣自己同自己說話，否則她就要悶死了……這是我的一線天，現在我可以望見燕子什麼時候從我頭頂飛過、望見柳樹遠遠地搖著、望見薔薇花一朵朵從圍牆上伸過來了……
一線微弱的陽光，帶著一股報紙和糨糊的氣息，從那窄窄的縫隙裏，突然湧進來，使她猛地覺得一種刺眼的疼痛。她撲在那亮光處，大口大口拚命地呼吸著外麵其實並不新鮮的空氣，心裏一陣狂喜。隻有每天的中午時分，陽光才能路過這葉小窗，在此短暫停留。但這於她已經足夠。一絲微風、一線亮光，遊絲般在她的小床上移動，撫弄著她細瘦的手掌。那一刻她感到自己的心，依然自由。
世界上有些人偷錢偷物，而我，卻是在“偷”空氣“偷”陽光。她想。不由幾分自得。可是，陽光和空氣本來就是人生而擁有的——“偷”從何來？緣何去“偷”呢？她又一想，便覺很深的悲哀。
果然陽光和空氣，也如這世上所有的一切，已不屬她所有。沒過幾天，具有高度革命警惕的專案組成員，就發現了媽媽窗戶上的“漏洞”——大叛徒朱小玲企圖翻案罪該萬死！把朱小玲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他們把媽媽拉到操場上去批鬥了幾次，那窗戶從此被釘上了鐵皮，封得嚴嚴實實。
媽媽感到自己的“案子”在不斷升級，專案組的人外調回來，開始了新一輪的提審。有人每餐把飯送來，連食堂也不讓她去了。媽媽意識到了自己“問題”的嚴重，她真正開始擔憂了。
那是一個雨天的傍晚，妹妹按規定，去媽媽的學校送換季的衣服，還有每個月的肥皂牙膏等雜物。她濕淋淋回到家裏，手裏拎著一雙媽媽的舊鞋子。她哭哭啼啼地對我和爸爸說，她見到媽媽了，媽媽很瘦，媽媽把這雙鞋子交給她，說讓爸爸修一修，再送回去給她勞動穿。媽媽說，一定要爸爸親自修才能修好的。
媽媽和你說話時，旁邊有人嗎？爸爸問妹妹。
天下著雨，在大門口，紅衛兵都去躲雨了，媽媽才把鞋子脫下來交給我的……
等妹妹睡了，爸爸把那雙鞋子拿到燈下。他撕開了鞋幫，在鞋底的夾層裏，露出一張折疊得很小的紙條。打開紙條，那上麵寫著：
我一切好勿念。隻是最近外調的結果，又出來了一個關於紅手帕的事件。專案組說我隻有一個選擇：如果我不承認自己是叛徒，那麼肯定就是假黨員。看來要打持久戰了。你們多多保重。
爸爸劃了一根火柴，把那張紙條點燃了。那天夜裏他一直趴在燈下寫著什麼。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看見那雙鞋子已被修補得結結實實。爸爸對我說，今天你去吧，一定要把這雙鞋子親手交給媽媽。
爸爸的眼裏布滿血絲，他換上工作服，匆匆出門去上班。
一九六八年歲末的最後幾天，下了一場大雨。媽媽的隔離審查依然遙遙無期，看不出一點兒鬆動的跡象。那個寒冷的冬夜，城市大街小巷的上空，傳揚著一個震撼世界的聲音。收音機裏一遍又一遍地播送著偉大領袖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和爸爸麵對麵坐在桌旁，聽完了最新指示，誰也沒有說話。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學校。那天傍晚回到家，坐下來吃晚飯的時候，我對爸爸說：反正，上山下鄉是早晚的事情，晚去不如早去。我想……
你想什麼？爸爸的眼睛盯住我問。臉上的肌肉抽動了一下。
我想……我想報名到黑龍江去……同學說，有黑龍江建設兵團和農場的名額，是發工資的……
我知道說出這個決定需要勇氣。我不是要去浙江農村，而是去中國地圖上最頂端的北大荒。我說得結結巴巴很吃力，因為我的眼前不僅坐著爸爸，還有爸爸所代表的媽媽。媽媽尚被關在牛棚，“黑龍江”這三個字對於媽媽來說，意味著一次生死未卜的長久分離。
不行！在你媽媽回來之前，你哪兒也不能去！爸爸斬釘截鐵地答複我，扔下碗就走了開去。
自從一九六七年媽媽被隔離審查以後，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六月我終於去了北大荒，在這一年多媽媽不在家的時間裏，這個家，暫時是由我主持的。
學校裏停課鬧革命，後又複課鬧革命。但革命其實沒我們什麼事。一月風暴刮過了、革委會成立了、牛鬼蛇神都專政了、工宣隊也進駐了。我們這些“早晨七八點鍾的太陽”，在學校裏議論的，都是上山下鄉這個話題。
除了隔三差五去趟學校，我每天買菜做飯洗衣，剩下的時間，就從爸爸那隻“供批判用”的大木箱裏，找出一本本托爾斯泰或是屠格涅夫的書來看。那時爸爸為了多掙些錢，在艮山門的貨運站當裝卸工，有時跑煤車、有時去煤場挑煤，早出晚歸，很少在家，還經常要應付各地來外調的專案組，為他做地下工作時那些複雜的社會關係寫交待材料。爸爸把他的工資都交給我保管。那時外婆已經老了，由媽媽贍養她的生活。我每月到郵局去一次，給外婆寄去二十塊錢。叔叔們都已參加了工作，可以負擔一部分奶奶的生活費了，我們還是每月再給奶奶十塊錢。餘下的錢，我便精心計算我們全家人一個月的夥食費。我就是在那時學會了買菜如何討價還價的。爸爸常常誇獎我說，你可比你媽媽能幹多了，你媽媽總是什麼都搞不清楚。
我和妹妹還養了四隻雞。嚴格說是妹妹一個人養的。我把養雞的事情交給她管，並且許諾說，如果雞下了蛋，先給她吃。可見那時我就懂得承包製的運用。妹妹果然積極性很高，每天早上把雞放到院子裏去，還把菜葉剁碎了拌上米糠喂給雞吃。過了幾個月，那隻蘆花雞真的下了蛋，以後每隔一天，妹妹都能撿到起碼一個雞蛋。我用紅藍鉛筆在雞蛋上注明它的出生日期，然後把它們放在一隻陶罐裏，按照它們的出生日期來決定食用的先後。每一個雞蛋都極其寶貴。嬰音每次總是蹲在旁邊看著我寫那個數字，等我寫好了，她就提醒我說：這個雞蛋是給我吃的嗎？我說，到第十一個，才能輪到你哩。這十個雞蛋，我們煮熟了，你給媽媽送去。這不能算我背信棄義吧。
我每次去給媽媽送東西，“黃頭毛”他們對我總是很警惕。大概是我那副自以為是的樣子使他們惱火。但他們對十一歲的嬰音卻未加防備。那雙爸爸連夜修好的鞋子，最後還是妹妹送進去的——機靈的妹妹居然在學校的圍牆邊上，發現了一個破洞，她小小的身子剛好能從洞裏鑽過去。那以後妹妹經常背著她讀書用的一隻草綠色的帆布書包，裏麵裝著我們給媽媽送的食物，從那個洞裏溜進學校去看望媽媽。妹妹背著書包走過那條小巷時，常常會有些同她年齡相仿的孩子，在她身後扔石頭，叫罵說：她媽媽是個大叛徒，打死這個狗崽子！妹妹一邊跑一邊哭，等到鑽過了牆洞，還得偷偷把眼淚擦幹，怕媽媽看了傷心。有一次下大雪，妹妹去給媽媽送菜，雪地本來就又黏又滑，那幾個孩子在雪地裏打雪仗，看見她來了就追。妹妹慌慌張張地跑，腳下一滑，摔了個大跟頭，書包甩得老遠。她撲過去撿起書包，緊緊抱著，一口氣奔出去老遠。等到渾身濕溻溻地見到媽媽，把那罐蛋燒肉從書包裏掏出來時，菜已撒了一大半……
妹妹直到上高中，還一直背著那隻書包。草綠色的書包上，留著一攤永遠洗不去的油漬。是雪地上那罐蛋燒肉的紀念。
十一歲的妹妹在這條秘密通道中來來去去，把爸爸寫的小紙條帶進去給媽媽，告訴她外麵形勢的變化和應該采取的對策。妹妹每次從媽媽那兒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把媽媽交給她的東西——一個毛線團、一雙襪子什麼的，從她已攥得出汗的手心裏，小心翼翼地交給爸爸，從來也沒丟失過。聰明的妹妹竟然已經學會了從容不迫地對付那些專案組的大人，還會對他們作出假模假式的天真笑臉。可謂是“文革”時期的“地下工作者”了。
如果我走了，爸爸和妹妹怎麼辦呢？
我走向那麼遙遠的北方，我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媽媽呢？
我在校園的小樹林裏長久佇立，緊緊咬著嘴唇，望著遠處人聲鼎沸的北大荒農場的報名站。
北大荒——一個多麼遙遠的地方。然而，“遙遠”卻是一個擺脫眼前壓抑的惟一通道；是一個若隱若現的希望和期待；草綠色的棉大衣和綁腿，更是一個無法抗拒的誘惑。當那個月夜我在小巷裏奔跑的時候，也許叛逆就早已被注定了。就像媽媽自己的十九歲一樣。十九歲是一個危機四伏的年齡。十九年中媽媽的臍帶始終如同救生圈繞著我的脖頸，輸送給我天邊的海市蜃樓和岸邊的泡沫。然而背叛的跡象其實早就隱隱昭示，“文革”隻不過是使我終於下定決心，去咬斷自己同臍帶最後的那個連接點，義無反顧。
更何況，用媽媽自己的話說，她的審查是一場“持久戰”啊。我等待這“戰爭”的結束，要等多久？
我的去意已決，銳不可當。在我和爸爸發生了多次激烈的爭執之後，他知道已不可能阻攔我，便不再理睬我。我想他不會設法告訴媽媽的，因為那隻會讓媽媽痛苦。於是我銷戶口、辦手續、收拾行李，一切準備工作進行得神秘而又果斷，連我自己都感到驚訝。街上從早到晚傳來一陣陣歡天喜地的鑼鼓聲，一輛輛卡車載著一群又一群胸口佩戴著紅花的知青，奔向廣闊天地。高音喇叭裏的最高指示，震耳欲聾……同這一切熱火朝天的情形相比，媽媽顯得多麼渺小多麼懦弱多麼不重要嗬。媽媽像一片秋天的落葉，從我心上無聲地飄逝。
我決定瞞著媽媽走。一直瞞到我上了火車。我還決定不去同她告別。我怕看見了媽媽，心裏一難受，萬一就動搖了呢？
臨走的前一天，我從筆記本上撕下一頁紙，匆匆寫道：
親愛的媽媽，偉大領袖教導我們，一個有出息的文學家應該到火熱的生活中去，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你也曾一直這樣對我說。現在我就要到真正廣闊的北大荒去了。你要相信黨相信群眾，多多保重。
我轉過身，“凶神惡煞”地對妹妹命令說：等我走了，你再把這張紙條交給媽媽。叫她不要哭，我會來信的。
吃過晚飯我就離開了家。為了早起，那晚我住在了同學的家裏。
那是一個初夏的清晨，陽光燦爛，紅旗飄飄。火車站人頭攢動，人山人海。我意氣風發地登上了北去的列車，堅定無畏的臉上沒有一滴眼淚。車輪緩緩離開月台的時候，我的眼前突然閃過一張悲愴而憂傷的麵孔，她從千千萬萬的陌生人中掙脫出來，撲向車廂，溫柔地低聲呼喚著我的名字。那個時刻忽然一陣劇烈的頭痛襲來，疼痛撕裂著我的五髒六腑，我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揉揉眼睛，麵前卻隻有上上下下一片草綠色的軍裝晃動。我轉過臉去，城市裏破舊的房屋和街道漸漸退出了視線，迎麵吹來了遙遠的北方強勁的春風……
然而我相信感應。我明白頭痛是一種征兆。不久後我接到一個同學的來信，證實了我的猜測——就在我快走的那幾天裏，爸爸終究覺得這樣重大的事情不能不讓媽媽知道，他還是叫妹妹設法把我走的消息告訴了媽媽。爸爸希望媽媽能向工宣隊請假，允許她回來同女兒見上一麵。但工宣隊拒絕了媽媽的請求。那天後半夜，媽媽終於不顧一切地弄開了隔離室門上的鎖，手裏拿了一把掃帚，偷偷推開了學校虛掩的大門，想溜回家送我。她把掃帚放在大門邊上，希望自己天亮以前能趕回來，萬一讓紅衛兵發現，也可說是掃地，有個借口。可等她到家時，我早已離去，媽媽呆呆地望著我空了的床鋪，頓時傻了一樣。欲哭無淚，更不敢在家中久留，匆匆趕回學校去。天已微明。卻偏偏就在校門口被專案組的出來上廁所的人撞上。為此，全校又召開了一次聲勢浩大的批判會，批判她畏罪潛逃，妄圖翻案，對抗運動。媽媽在台上彎腰九十度，足足站了四個小時。批判會結束時，她已不會走路，腰椎間盤突出，大病一場。那年她四十五歲。
我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這是我一生中惟一對不起媽媽的一段往事。十九年來我同她相依為命，但我卻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不辭而別。當時，媽媽曆盡磨難的生命，已如遊絲奄奄係於千鈞。我的遠行，在她不堪重負的勞累和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中，猶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於我下決心去邊疆，而在於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時離她而去。要是沒有爸爸和妹妹，她怎麼還有勇氣活下去？這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解脫的愧疚和自責——當我離家北上時，我怎麼竟然會如此絕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費力地就把媽媽十九年裏一口一口喂給我的溫情、道義和童心，完全徹底地摧毀殆盡。我已不是媽媽的孩子了。
然而很多年以後，媽媽平靜地同我談起1969年的那次“叛逆”。出乎我們大家的意料，她卻有與我和爸爸完全不同的看法。她說我十九歲那年選擇了北大荒是一個生命的必然——既然遙遠的森林和雪原曾是年輕的媽媽夢中的呼喚；當我尚在媽媽腹中時，她已將向往飛雪與冰淩的基因植入了我的體內。所以安知北大荒不是一種幻想的結果呢？或許我那次毅然決然的行動，恰恰就是她自己那種與生俱來的浪漫主義精神的延續？在她女兒身上亦無法改變。
至此，媽媽在她對世事萬物的寬宥中，完成了她對自己的闡釋。
關於那塊節外生枝的紅手帕，卻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糾纏著我。
在北大荒最初的日子，我經常出現一種原因不明的陣發性頭痛。農場衛生所的大夫當然是毫無辦法。但我明白那是怎麼回事。我的心裏焦躁不安。我深信民間流傳的那種親人互相感應的說法，即使相隔千裏萬裏，親人的信息也能通過他們血脈相連的身體，傳遞、接收。
每當我頭痛發作時，我閉上眼睛就能看見媽媽蒼白的麵容，憔悴憂鬱，沒有一絲血色。她伏在木板床沿上，不停地寫著材料。或是跪在禮堂的台上，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著同一個問題。她暈過去了、她在發冷發燒、她氣得渾身直打哆嗦、她咳出了一口鮮血……終於，她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憤怒地大聲喊起來……
我頭痛欲裂，心揪得緊緊。我死死按住了太陽穴，拚命睜大了眼睛。我的目光越過千山萬水，回到我故鄉的城市。我想那兒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甚至聞到了從學校操場上散發出來的血腥味。
辦公室裏，工宣隊對媽媽的審問正在進行。
——朱小玲，今天你要老實交代！黨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你的問題已經審查了兩年，老問題不但沒有搞清楚，反而又發現了新的線索。你對抗文化大革命，是絕沒有好下場的，聽懂了嗎？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好，我問你，你當年從天目山回到洛舍以後，有沒有用過一塊紅手帕？
——紅手帕？
——不許抵賴！據我們調查，那塊紅手帕是用紅絲絨剪的，手工縫的邊。有沒有哇？
——可能是有的。我認為紅色象征著革命，我做過紅手帕，還經常把它別在旗袍的衣襟上……
——那就對了嘛。那麼你老實坦白，你親手縫製紅手帕到底是什麼意思？是不是足以證明你在被捕出獄以後，還想千方百計打入黨組織內部啊？
——如果是這樣，你們就不應該懷疑我是叛徒了。
——不！恰恰相反！這恰恰證明了你企圖重新混入黨內，以便從事特務活動……
——你講話要有證據。
——不要心虛嘛，啊？我問你，抗戰時你在洛舍，有沒有逃過警報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