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夏天到來的時候,連天空的飛鳥都格外焦躁。那幾天,一燕子總是在教室外麵的屋簷下,沒頭沒腦地胡撞亂竄。有一隻灰燕闖進了我們的教室,它驚慌失措地撲騰著翅膀,圍著天花板的四角來回轉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卻暈頭轉向地再也飛不出去。日光燈也被它撞得猛烈搖晃。

“破四舊”在我的記憶中,是這樣開始的:那天中午,我們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圍剿那隻燕子。他們關閉了所有的門窗,然後揮動著書包和笤帚,企圖活捉那隻燕子。燕子淒厲地叫著,從我們頭頂驚恐地飛過,一次次鑽過他們的胳膊和腋窩,機靈地逃脫。所以他們直到最後也沒捉住那隻燕子。後來有人喊道:燕子呢那隻燕子怎麼不見了?教室裏突然安靜下來。

——那隻燕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們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腦袋已經折斷,琥珀的眼珠子彈在玻璃上,哀傷地望著我們。雪白的牆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跡,像一把剪刀。

男生們大口地喘著粗氣,麵麵相覷。他們本來隻是想抓住那隻燕子的,燕子卻寧死不屈。那隻可憐的燕子死於一場混戰,誰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失手打死了它。

那天下午放學,我們灰溜溜地走過學校操場。西斜的陽光下,操場上跪著許多老頭兒和老太太。他們從清晨就開始跪在那兒了,不知他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滿地都是。從老太太跪著的身後,露出兩隻粽子般尖尖的小腳,老頭的頭發都已被剃得光光,頭頂上結著一塊塊血痂,幾隻綠頭蒼蠅嗡嗡飛來飛去。他們的臉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綠綠的顏料打上了一個個大叉叉。他們跪在地上,哭天搶地苦苦求饒。圍在四周的人,不停往他們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個戴著紅袖章的矮個兒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上的皮帶,突然往他們頭上抽過去,一邊大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圍觀的人驚叫著四散開去,鮮血從那個老頭的腦袋上噴泉一樣冒出來,順著肮髒的衣領一直往下淌。我覺得一陣惡心,快快走開了。有人在我旁邊悄悄說,這些人都是從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紅衛兵把他們從火車上攔截下來批鬥,不徹底批倒批臭,決不讓他們上火車……

太陽忽然暗了下去,操場上空灰蒙蒙黃沌沌一片飛沙走石。一年多來,始終在我耳際鳴響的那種風雨雷電的呼嘯聲、終於步步逼近。我覺得像是要發生什麼事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其實我心裏明白,我早就盼望著發生些什麼了。我巴不得發生一點兒什麼事情才好。隻是不要像那隻小燕子……

那天我回家對媽媽說,你寫封信給外婆吧,讓她千萬千萬別出門啊。

第二天我去學校,操場上的那些人已經不見了。同學說,昨天晚上死了好幾個人,火葬場的車剛剛把他們拉走。

到處都在破四舊。我們家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理,牆上桌上凡有四舊嫌疑的東西統統被去掉,換上了偉大領袖的畫像和語錄。爸爸媽媽每天晚上反反複複地看著報紙,然後兩個人竊竊低語。又過了幾天,家裏書架上那些十八九世紀的世界名著,突然全部被拿了下來,爸爸把它們一堆堆打成捆,放到一隻大木箱裏去。又在箱蓋上貼了兩張交叉的封條,然後用毛筆在封條上寫了一句話:供批判用!再把箱子推到床底下去。那天他們幾乎忙了半夜,還把另一些筆記本和剪報資料什麼的,裝在了一隻舊旅行袋中。第二天夜裏,舅舅突然冒雨而來,連一口水都沒喝,便帶走了那隻旅行袋。媽媽的那本《幼小的靈魂》,也在那個悶熱的雨夜,隨舅舅一同遠避塵囂而去。

做完了這些,媽媽才對我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家的文化,就是這些書。現在,即使有人來抄家,也不能把文化抄走了。

媽媽憂慮的是她的“文化”。而“革命”那兩個字,卻使我感到一種莫名的震蕩和興奮。真的要發生什麼事情了麼?——如果是“革命”?我已在“繼續革命”中生活了十幾年,可是還從來沒有親自革過命哩。

“破四舊”的風暴,似一支強勁的序曲,拉開了“文革”的大幕。緊接著,“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宏偉戰歌,如黃鍾大呂,聲聲威震神州。

學校已經停課。報紙上正式公布了廢除高考的消息。我們這些初三的學生,再也不用神經兮兮地準備考高中了。學校禮堂和走廊的牆上,前幾個月貼上去的那些標語,那些寫著“一顆紅心,多種準備”“把青春獻給黨獻給人民”一類口號的紙片,從牆上紛紛飄落。早在“文革”開始之前,我就懂得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考出再高的分數,被哪怕一所普通高中錄取的希望也很渺茫。我早已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我惟一的出路,就是像邢燕子那樣,到廣闊天地去當一代新農民。我給自己選擇的目標是新疆建設兵團。還決定到了那兒一定要養一條狗。

所以停課一點兒也不使我感到沮喪,甚至還有些幸災樂禍。

爸爸媽媽擔心的抄家的人始終沒來。我們班的一個女生,她父親是個資本家,從她家裏被抄走的古董和藏書,裝了整整一大卡車。

我整天在校園裏逛來逛去。眼巴巴望著那些幹部子女們臂上的紅衛兵袖章,在穿梭的自行車上光芒奪目。參加紅衛兵當然沒我的份,我惟一可做的,就是去閱讀禮堂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幾乎每個鍾頭都會有墨跡未幹的新大字報,覆蓋在其實還沒變舊的大字報上。那些大字報都是同學批判老師的,揭發老師如何走白專道路、如何散布封資修思想等等。我們班的幾個同學,也寫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們初一年級的班主任柳老師,曾讓我們討論“男的偉大還是女的偉大”——分明是反對男女平等。過了幾天,老師批判老師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有個高三年級的語文老師,被學生拖到禮堂的台上批鬥,“打倒”他自己的兩個字還沒喊出來就昏了過去;教導主任是個女的,也被剃了陰陽頭;十月十號那天淩晨,有個女教師跳樓自殺,當時就死了……

那年秋天校園裏的桂花,散發出一種鹹腥的香味。我一聞就想嘔吐。樹上的枯葉一片片落地,傳來一種瓦片碎裂般的響聲,掉在頭頂上,令人一驚一乍。有一天我悄悄跑到媽媽的學校去,在教學樓和禮堂四周轉了幾圈,直到確實看清牆上的大字報裏,沒有一張批判媽媽的,我才溜回家去。

那天媽媽興致勃勃地問我:你去大串聯的事,手續辦好了沒有啊?

我說哎呀媽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我們學校是不會給我開證明的。大串聯怎麼會輪到我呢?

媽媽說:那你為什麼不能去步行串聯?步行總可以吧?你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機會,應該爭取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呀!

在“文革”最初的日子裏,無論爸爸還是媽媽,都沒有估計到即將來臨的災禍。他們以為自己早已遠離政治,隻要收好了那些“文化”,就可幸免於難。也許,“文革”之初的大混亂,那種群眾風起雲湧反對官僚主義的激情,還給我媽媽帶來了一線希望。她每天都說服我去參加步行串聯,她說她像我這麼大的時候,正走在去天目山讀書的公路上……

無論是她要的“文化”,還是我向往而又懼怕的“革命”——我們偏偏都沒有弄明白,“文化大革命”其實隻不過是無數次“運動”以後的又一次“運動”,不同之處,在於這次“運動”,“大”得空前絕後、“革命”革得史無前例。

當我終於帶著在大串聯途中抄錄的一本本大字報底稿,帶著衣服裏藏匿的一身虱子,風塵仆仆回到家裏的那天,我爸爸已經成了“牛鬼蛇神”,正彎腰站在街道俱樂部的台上;為街道的“走資派”們陪鬥。

紅色的汪洋大海。紅旗紅星紅袖章紅寶書紅五類……鋪天蓋地,無邊無際。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隻要你睜開眼,萬物都沐浴著浸潤著紅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裏麵,刷上了一層紅顏色。

天空也是會燃燒的麼?好像有人放了一把火。

每天太陽西沉的時候,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一種詭譎而刺眼的紅光之下。天空像是燒紅的、湖水像是染紅的,就連門前的樹葉,也如塗了一層紅漆。從我家的窗戶那兒,能望見遠遠的保椒塔尖頂。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縈繞著妖豔的深紫和玫瑰紅,餘光灼灼逼人。

我和樓上的清清,站在大門口的凳子上,把宿舍外牆新砌的兩塊水泥方塊刷上紅油漆。油漆弄得我們滿手通紅,看上去鮮血淋漓的,像個劊子手。但我們幹得很起勁而且一絲不苟。一個下午時間,我們就把大門兩邊對稱的水泥牆,塗成了兩塊大紅色。走遠了看,很像兩隻鮮紅的兔子眼睛。

我和清清說好了,等明天一早油漆幹了,我們就在紅牆上描方格,再請人用鉛筆寫上空心的美術字,我們負責在那些字裏填上白油漆——兩塊嶄新而鮮明的語錄牌,就算矗立在我們宿舍的大門口了。

天色暗下來了。往日的這個時間,媽媽早該回家了。

西邊的殘陽經久不散。利劍似的塔頂,猶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威鎮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緩緩移動,與我們剛剛刷好的紅牆遙相呼應。又漸漸模糊為一片黑紅色,隱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種突然襲來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媽媽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每天她回來的時候,老遠老遠,我們就能聽見她踢踏踢踏的腳步聲。

我帶著妹妹到巷口的路燈下去等媽媽。望得眼睛都酸了,還是沒有媽媽的人影。妹妹說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聽聽!過了一會爸爸也來找我們了。爸爸輕聲對我說,你們先回去吃飯吧。吃了飯,我到媽媽學校去看看。

吃完了飯,我對爸爸說:還是讓我去吧!

爸爸在一九六五年從果園回到杭州後,仍然沒人來解決他的“問題”。他隻好在街道的修建隊當臨時工。如果他到媽媽單位去問,說不定人家還要盤問他呢。爸爸想了想,點點頭說,那也好。你可小心啊,問清楚了趕緊回來。

我穿過長長的小巷。那條路我很熟,上小學時,我跟著媽媽整整走了五年。月亮出來了,是半個,毛茸茸地發紅,像隻凍僵的耳朵。

離那所中學還挺遠,我就看見一股黑煙,如一條大蟒蛇,從學校的圍牆上躥起來。火光一閃一閃,像是蟒蛇的舌頭一吐一伸。我從側門那兒溜了進去,聽見有嘻嘻哈哈的笑聲,從操場那個方向傳過來,還有什麼東西被砸碎的乒乓聲。

有一個男孩惡狠狠地喊道:×××,你給老子出來!又喊:×××,你到樓上去,把老子的紅寶書拿來!

×××、×××都是老師的名字。他們不再稱呼老師,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樹後麵。我看見許多人圍著操場上那堆火光,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著漂亮的衣服。輕飄飄的絲綢在火光中飛起來,閃爍著孔雀羽毛一般絢麗的色彩。有聲音喊:這件絲綿襖不要燒了。留給老子自家穿,老子還從來沒有穿過這種資產階級的絲棉襖哩!又是一聲巨響,一隻半人高的青瓷花瓶從樓上扔下來,在操場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腳邊。一個蒼老而嘶啞的聲音嚎啕大哭,含混不清的哭聲好像在訴說著這隻花瓶的來曆。我從哭聲的方向看到沙坑那兒跪著一個老頭,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的木板,用一根細細的鐵絲吊著,鐵絲都嵌進他的肉裏去了。我認識這個老頭,他名叫杜約瑟,媽媽說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原來是這所學校的前身——天主教會辦的馮氏女中的校長,解放後,學校改了名,他就留在這個學校裏當英文教師。據說他會講好幾種外語呢。

他吃力地抬起下巴,朝樓上哭喊道:你們不要摔了,這些古董,都是文物啊,你們要是喜歡,就拿回家去好了,千萬不要摔碎呀……

一個人走過去朝他重重地踢了一腳。他垂下頭去。那人又踢了他一腳,尖聲尖氣地喊:起來!起來!統統都到健身房去,去把乒乓桌給老子搬到操場上來,老子要在月光底下打乒乓球了……

他們走開去了。我穿過漆黑的走廊,繞到健身房那兒,躲在一塊語錄牌後麵等著。整個教學樓的窗口都是黑洞洞的,媽媽到底在哪裏呢?

胸口掛著木牌的人走過來了。我飛快地跑到杜伯伯麵前,急忙問他,你看見我媽媽了嗎?她是不是也被關起來了?杜伯伯摘下眼鏡把我看了一會,他說你的媽媽是朱小玲吧?嗯,那不叫關起來,叫做隔離審查,嗯,隔離就是實行革命群眾專政……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袖子問:那我媽媽隔離在什麼地方呀?

你快走開,讓革命小將看見了,大家都要吃苦頭了。他拚命搖頭。

……假如你看見我媽媽……我還想對他說什麼,突然一記重重的拳頭落在我肩膀上。一個尖細的嗓音吼道:你是什麼人?你來幹什麼?想同牛鬼蛇神搞特務活動啊?還不快滾出去!

月光下,麵前這個頭發黃黃的男孩子,臉上還有一層淡淡的茸毛。兩隻清澈的大眼睛卻氣勢洶洶地暴凸著,像大人那樣皺著眉頭。他的腰裏係了一根皮帶,手裏拎了一根皮帶,那皮帶好像隨時都會朝我抽過來。

我是來找我媽媽的……我緊緊咬住嘴唇,不讓眼淚掉下來。

你媽媽?嗬,老實告訴你,階級敵人朱小玲,從今天開始被我們革命小將專政了。你那臭媽媽,是一個大叛徒!如果她不徹底坦白交待,隻有死路一條!快滾!

剛邁出校門,我一把抱住電線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我一邊跑一邊哭,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天上地下一片混沌。路燈慘淡,往日熟識的小巷變得陌生而漫長。

我跌跌撞撞地跑著,看見自己的影子一會兒長一會兒短,像是圍牆上那條黑色的大蟒蛇,在身後緊緊地追著我。月亮也呼哧呼哧地跑著,那黑蛇追著它,一會纏成個黑球,一會又繞成個黑圈。月亮用力掙脫出來,卻好像被蛇牙啃過,光滑的表麵被啃得坑坑窪窪,凹凸不平的邊緣像在滴血,蒙著一層烏黑的血痕……

“打倒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投降,就叫她滅亡!”

她走過貼滿了標語的走廊,被幾個學生推進了禮堂側麵的化妝室。門重重地關上了,身後傳來鐵鎖的哢噠聲。她在黑暗中閉了一會眼睛,才勉強看清小屋裏空空蕩蕩,連一把椅子都沒有。

整整一夜,媽媽坐在化妝室冰涼的台階上,一分鍾也沒有合眼。

四麵是冰冷的牆壁。沒有天空也沒有窗戶。死一般的靜寂中,隻有自己微弱的呼吸,如同一個遙遠的回聲,在雲霧中飄浮……

伸出手去,一摸一手灰。塵土蓬鬆而厚實,像一隻墊子。

有什麼東西輕輕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個黏糊糊的小蟲子。接著她聞到了一股異味,奇臭無比。

……牆壁、灰塵、臭蟲和黑暗……令人窒息。恍惚中她覺得這個地方似曾相識,她能聞出來——失去自由的牢籠,連室內的氣味都是一樣的。

她這一生中,已在這種地方,待過許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國民黨監獄,為了她填過表申請加入共產黨;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園,為了審查她蹲過國民黨監獄的曆史。第一次死了賈起;第二次,死了直屬班裏她認識和不認識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解釋說:死人的事總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理想的代價?

但這第三次呢?既非政府也非組織更非司法部門,而是一種聞所未聞的“革命群眾專政”,迅雷不及掩耳,氣勢洶洶、野蠻而瘋狂。在她周圍的人中,已有一個又一個的人投水服毒,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那麼這一次,是否該輪到她了?

那一夜,我的媽媽久久地獨坐於陰濕的水泥地,一動不動,幾近麻木。那個關於死的念頭在她腦中一次次閃現。她想著解脫自己一生苦難的時刻終於來臨,甚至感到了一陣輕鬆和快意。曙色已透過門縫,瀉在她的腳邊。地上的灰塵漸漸變得蒼白,在朦朧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積雪的屋頂,當太陽出來時,它們就將一滴滴化為烏有……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裏的燈下,一夜未眠,一言不發。淩晨時我被一陣劇烈的頭痛攪醒,我喊著媽媽驚坐而起,那個瞬間我腦中閃過學校裏那個跳樓的女教師。我肯定那個時刻媽媽一定也曾有了這樣的念頭,我在床上縮成一團,心裏充滿了恐慌。

——就在那個時候,媽媽看見了從腳邊爬過的一隻螞蟻。

那是一隻黑色的小螞蟻。它從灰塵裏拱出來時,很像是大海的波濤中翻滾的一條小船。它小心地踩著浪尖,也就是塵埃顆粒的浮麵,固執地往門縫那兒爬去;時而被浪穀淹沒,蹤影全無,時而卻又重新出現在她的視線裏。它似乎爬了很久,才爬了很短的一段距離;從台階到門,對它來說還有遙遠的旅程。後來門縫底部的亮色漸漸變得金黃,清晨的第一線陽光,映在它極細的雙腿和極小的眼睛上,迷蒙的鬥室內,便有了一個閃光的亮點,像夜空中的螢火蟲,忽明忽暗。它幾乎是馱著陽光、朝著陽光在走,一刻也沒有停止。在它前行的路上,時間已經凝固,唯有不斷被搜尋和開拓的空間,在塵埃中延續……

它終於消失在門縫的那一頭,消失在門外的陽光下。

淚水從我媽媽臉上不斷地滾落下來。在積滿灰塵的地板上,濺起一個一個小孔。她是多麼感謝這隻不知來自何方的小螞蟻啊。

我的突如其來的頭痛,就在那個時候戛然而止。天亮時我沉沉睡去——我夢見了那條小人魚,從海的波濤裏冉冉升起,將我的媽媽送上岸邊的沙灘。那隻螞蟻就是小人魚變的,它在波濤中引領著她,將她帶出了死亡之穀。似乎,每當她走投無路之時,她那柔韌而童稚的心靈中,總有一種自我解救的秘方,能使她絕處逢生。她曾為我編織的那些美麗的故事、那些殘留於她腦中永不肯丟棄的種種幻覺,在後來幾乎長達十年之久的“文革”中,成了她的精神食糧,成為她的防身武器,成為她抵禦那場浩劫的最後一個藏身之地。

我看見我的媽媽從冰涼的台階上站起來,微笑著拍了拍身上的灰塵。

第二天,媽媽被紅衛兵們,從化妝室移到樓梯底下堆放雜物的一間小黑屋裏。隻有吃飯時,才允許出來“放風”。十幾個被關押的老師,排成一行,集體押去食堂。規定不許買一毛錢以上的菜,也不許端回屋裏去吃,而是在食堂門口站成一排,像是做吃飯表演。中午我去給媽媽送被褥和替換的衣物時,遠遠地看見那些“牛鬼蛇神”們,正排列在食堂外麵,高聲朗誦著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我朝媽媽走去,但“小將”們一把將我手裏的東西搶去了,卻不讓我見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