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夏天到來的時候，連天空的飛鳥都格外焦躁。那幾天，一燕子總是在教室外麵的屋簷下，沒頭沒腦地胡撞亂竄。有一隻灰燕闖進了我們的教室，它驚慌失措地撲騰著翅膀，圍著天花板的四角來回轉圈，一次次咚咚地撞在玻璃窗上，卻暈頭轉向地再也飛不出去。日光燈也被它撞得猛烈搖晃。
“破四舊”在我的記憶中，是這樣開始的：那天中午，我們班的男生，正在全力圍剿那隻燕子。他們關閉了所有的門窗，然後揮動著書包和笤帚，企圖活捉那隻燕子。燕子淒厲地叫著，從我們頭頂驚恐地飛過，一次次鑽過他們的胳膊和腋窩，機靈地逃脫。所以他們直到最後也沒捉住那隻燕子。後來有人喊道：燕子呢那隻燕子怎麼不見了？教室裏突然安靜下來。
——那隻燕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經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我們教室的地板上。小小的腦袋已經折斷，琥珀的眼珠子彈在玻璃上，哀傷地望著我們。雪白的牆壁上，留下了一串血跡，像一把剪刀。
男生們大口地喘著粗氣，麵麵相覷。他們本來隻是想抓住那隻燕子的，燕子卻寧死不屈。那隻可憐的燕子死於一場混戰，誰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失手打死了它。
那天下午放學，我們灰溜溜地走過學校操場。西斜的陽光下，操場上跪著許多老頭兒和老太太。他們從清晨就開始跪在那兒了，不知他們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大大小小的包裹扔得滿地都是。從老太太跪著的身後，露出兩隻粽子般尖尖的小腳，老頭的頭發都已被剃得光光，頭頂上結著一塊塊血痂，幾隻綠頭蒼蠅嗡嗡飛來飛去。他們的臉上胳膊上，都被花花綠綠的顏料打上了一個個大叉叉。他們跪在地上，哭天搶地苦苦求饒。圍在四周的人，不停往他們身上吐唾沫、扔垃圾。有一個戴著紅袖章的矮個兒男生，笑嘻嘻地解下腰上的皮帶，突然往他們頭上抽過去，一邊大叫：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圍觀的人驚叫著四散開去，鮮血從那個老頭的腦袋上噴泉一樣冒出來，順著肮髒的衣領一直往下淌。我覺得一陣惡心，快快走開了。有人在我旁邊悄悄說，這些人都是從外地被遣返原籍的地主和地主婆，紅衛兵把他們從火車上攔截下來批鬥，不徹底批倒批臭，決不讓他們上火車……
太陽忽然暗了下去，操場上空灰蒙蒙黃沌沌一片飛沙走石。一年多來，始終在我耳際鳴響的那種風雨雷電的呼嘯聲、終於步步逼近。我覺得像是要發生什麼事了。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其實我心裏明白，我早就盼望著發生些什麼了。我巴不得發生一點兒什麼事情才好。隻是不要像那隻小燕子……
那天我回家對媽媽說，你寫封信給外婆吧，讓她千萬千萬別出門啊。
第二天我去學校，操場上的那些人已經不見了。同學說，昨天晚上死了好幾個人，火葬場的車剛剛把他們拉走。
到處都在破四舊。我們家也進行了徹底的清理，牆上桌上凡有四舊嫌疑的東西統統被去掉，換上了偉大領袖的畫像和語錄。爸爸媽媽每天晚上反反複複地看著報紙，然後兩個人竊竊低語。又過了幾天，家裏書架上那些十八九世紀的世界名著，突然全部被拿了下來，爸爸把它們一堆堆打成捆，放到一隻大木箱裏去。又在箱蓋上貼了兩張交叉的封條，然後用毛筆在封條上寫了一句話：供批判用！再把箱子推到床底下去。那天他們幾乎忙了半夜，還把另一些筆記本和剪報資料什麼的，裝在了一隻舊旅行袋中。第二天夜裏，舅舅突然冒雨而來，連一口水都沒喝，便帶走了那隻旅行袋。媽媽的那本《幼小的靈魂》，也在那個悶熱的雨夜，隨舅舅一同遠避塵囂而去。
做完了這些，媽媽才對我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們家的文化，就是這些書。現在，即使有人來抄家，也不能把文化抄走了。
媽媽憂慮的是她的“文化”。而“革命”那兩個字，卻使我感到一種莫名的震蕩和興奮。真的要發生什麼事情了麼？——如果是“革命”？我已在“繼續革命”中生活了十幾年，可是還從來沒有親自革過命哩。
“破四舊”的風暴，似一支強勁的序曲，拉開了“文革”的大幕。緊接著，“文化大革命”史無前例的宏偉戰歌，如黃鍾大呂，聲聲威震神州。
學校已經停課。報紙上正式公布了廢除高考的消息。我們這些初三的學生，再也不用神經兮兮地準備考高中了。學校禮堂和走廊的牆上，前幾個月貼上去的那些標語，那些寫著“一顆紅心，多種準備”“把青春獻給黨獻給人民”一類口號的紙片，從牆上紛紛飄落。早在“文革”開始之前，我就懂得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人，即使考出再高的分數，被哪怕一所普通高中錄取的希望也很渺茫。我早已是一顆紅心一種準備——我惟一的出路，就是像邢燕子那樣，到廣闊天地去當一代新農民。我給自己選擇的目標是新疆建設兵團。還決定到了那兒一定要養一條狗。
所以停課一點兒也不使我感到沮喪，甚至還有些幸災樂禍。
爸爸媽媽擔心的抄家的人始終沒來。我們班的一個女生，她父親是個資本家，從她家裏被抄走的古董和藏書，裝了整整一大卡車。
我整天在校園裏逛來逛去。眼巴巴望著那些幹部子女們臂上的紅衛兵袖章，在穿梭的自行車上光芒奪目。參加紅衛兵當然沒我的份，我惟一可做的，就是去閱讀禮堂裏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幾乎每個鍾頭都會有墨跡未幹的新大字報，覆蓋在其實還沒變舊的大字報上。那些大字報都是同學批判老師的，揭發老師如何走白專道路、如何散布封資修思想等等。我們班的幾個同學，也寫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們初一年級的班主任柳老師，曾讓我們討論“男的偉大還是女的偉大”——分明是反對男女平等。過了幾天，老師批判老師的大字報也貼出來了。有個高三年級的語文老師，被學生拖到禮堂的台上批鬥，“打倒”他自己的兩個字還沒喊出來就昏了過去；教導主任是個女的，也被剃了陰陽頭；十月十號那天淩晨，有個女教師跳樓自殺，當時就死了……
那年秋天校園裏的桂花，散發出一種鹹腥的香味。我一聞就想嘔吐。樹上的枯葉一片片落地，傳來一種瓦片碎裂般的響聲，掉在頭頂上，令人一驚一乍。有一天我悄悄跑到媽媽的學校去，在教學樓和禮堂四周轉了幾圈，直到確實看清牆上的大字報裏，沒有一張批判媽媽的，我才溜回家去。
那天媽媽興致勃勃地問我：你去大串聯的事，手續辦好了沒有啊？
我說哎呀媽媽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學校，我們學校是不會給我開證明的。大串聯怎麼會輪到我呢？
媽媽說：那你為什麼不能去步行串聯？步行總可以吧？你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機會，應該爭取去經經風雨，見見世麵呀！
在“文革”最初的日子裏，無論爸爸還是媽媽，都沒有估計到即將來臨的災禍。他們以為自己早已遠離政治，隻要收好了那些“文化”，就可幸免於難。也許，“文革”之初的大混亂，那種群眾風起雲湧反對官僚主義的激情，還給我媽媽帶來了一線希望。她每天都說服我去參加步行串聯，她說她像我這麼大的時候，正走在去天目山讀書的公路上……
無論是她要的“文化”，還是我向往而又懼怕的“革命”——我們偏偏都沒有弄明白，“文化大革命”其實隻不過是無數次“運動”以後的又一次“運動”，不同之處，在於這次“運動”，“大”得空前絕後、“革命”革得史無前例。
當我終於帶著在大串聯途中抄錄的一本本大字報底稿，帶著衣服裏藏匿的一身虱子，風塵仆仆回到家裏的那天，我爸爸已經成了“牛鬼蛇神”，正彎腰站在街道俱樂部的台上；為街道的“走資派”們陪鬥。
紅色的汪洋大海。紅旗紅星紅袖章紅寶書紅五類……鋪天蓋地，無邊無際。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隻要你睜開眼，萬物都沐浴著浸潤著紅彤彤的光芒，就好像在自己的瞳孔裏麵，刷上了一層紅顏色。
天空也是會燃燒的麼？好像有人放了一把火。
每天太陽西沉的時候，整個城市都籠罩在一種詭譎而刺眼的紅光之下。天空像是燒紅的、湖水像是染紅的，就連門前的樹葉，也如塗了一層紅漆。從我家的窗戶那兒，能望見遠遠的保椒塔尖頂。晚霞中，那挺拔的塔尖，縈繞著妖豔的深紫和玫瑰紅，餘光灼灼逼人。
我和樓上的清清，站在大門口的凳子上，把宿舍外牆新砌的兩塊水泥方塊刷上紅油漆。油漆弄得我們滿手通紅，看上去鮮血淋漓的，像個劊子手。但我們幹得很起勁而且一絲不苟。一個下午時間，我們就把大門兩邊對稱的水泥牆，塗成了兩塊大紅色。走遠了看，很像兩隻鮮紅的兔子眼睛。
我和清清說好了，等明天一早油漆幹了，我們就在紅牆上描方格，再請人用鉛筆寫上空心的美術字，我們負責在那些字裏填上白油漆——兩塊嶄新而鮮明的語錄牌，就算矗立在我們宿舍的大門口了。
天色暗下來了。往日的這個時間，媽媽早該回家了。
西邊的殘陽經久不散。利劍似的塔頂，猶如刃血的刀尖，冷冷威鎮全城。血影在暮色中緩緩移動，與我們剛剛刷好的紅牆遙相呼應。又漸漸模糊為一片黑紅色，隱退成夜色沉重的背景。
有一種突然襲來的恐怖，牢牢攫住了我。
媽媽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每天她回來的時候，老遠老遠，我們就能聽見她踢踏踢踏的腳步聲。
我帶著妹妹到巷口的路燈下去等媽媽。望得眼睛都酸了，還是沒有媽媽的人影。妹妹說我的肚子都咕咕叫了，你聽聽！過了一會爸爸也來找我們了。爸爸輕聲對我說，你們先回去吃飯吧。吃了飯，我到媽媽學校去看看。
吃完了飯，我對爸爸說：還是讓我去吧！
爸爸在一九六五年從果園回到杭州後，仍然沒人來解決他的“問題”。他隻好在街道的修建隊當臨時工。如果他到媽媽單位去問，說不定人家還要盤問他呢。爸爸想了想，點點頭說，那也好。你可小心啊，問清楚了趕緊回來。
我穿過長長的小巷。那條路我很熟，上小學時，我跟著媽媽整整走了五年。月亮出來了，是半個，毛茸茸地發紅，像隻凍僵的耳朵。
離那所中學還挺遠，我就看見一股黑煙，如一條大蟒蛇，從學校的圍牆上躥起來。火光一閃一閃，像是蟒蛇的舌頭一吐一伸。我從側門那兒溜了進去，聽見有嘻嘻哈哈的笑聲，從操場那個方向傳過來，還有什麼東西被砸碎的乒乓聲。
有一個男孩惡狠狠地喊道：×××，你給老子出來！又喊：×××，你到樓上去，把老子的紅寶書拿來！
×××、×××都是老師的名字。他們不再稱呼老師，而是直呼其名。
我躲在一棵梧桐樹後麵。我看見許多人圍著操場上那堆火光，正往火中一件一件地扔著漂亮的衣服。輕飄飄的絲綢在火光中飛起來，閃爍著孔雀羽毛一般絢麗的色彩。有聲音喊：這件絲綿襖不要燒了。留給老子自家穿，老子還從來沒有穿過這種資產階級的絲棉襖哩！又是一聲巨響，一隻半人高的青瓷花瓶從樓上扔下來，在操場的石台上摔得粉碎，碎片崩在我的腳邊。一個蒼老而嘶啞的聲音嚎啕大哭，含混不清的哭聲好像在訴說著這隻花瓶的來曆。我從哭聲的方向看到沙坑那兒跪著一個老頭，脖子上掛著一塊厚重的木板，用一根細細的鐵絲吊著，鐵絲都嵌進他的肉裏去了。我認識這個老頭，他名叫杜約瑟，媽媽說他是從國外留學回來的，原來是這所學校的前身——天主教會辦的馮氏女中的校長，解放後，學校改了名，他就留在這個學校裏當英文教師。據說他會講好幾種外語呢。
他吃力地抬起下巴，朝樓上哭喊道：你們不要摔了，這些古董，都是文物啊，你們要是喜歡，就拿回家去好了，千萬不要摔碎呀……
一個人走過去朝他重重地踢了一腳。他垂下頭去。那人又踢了他一腳，尖聲尖氣地喊：起來！起來！統統都到健身房去，去把乒乓桌給老子搬到操場上來，老子要在月光底下打乒乓球了……
他們走開去了。我穿過漆黑的走廊，繞到健身房那兒，躲在一塊語錄牌後麵等著。整個教學樓的窗口都是黑洞洞的，媽媽到底在哪裏呢？
胸口掛著木牌的人走過來了。我飛快地跑到杜伯伯麵前，急忙問他，你看見我媽媽了嗎？她是不是也被關起來了？杜伯伯摘下眼鏡把我看了一會，他說你的媽媽是朱小玲吧？嗯，那不叫關起來，叫做隔離審查，嗯，隔離就是實行革命群眾專政……
我死死地抓住他的袖子問：那我媽媽隔離在什麼地方呀？
你快走開，讓革命小將看見了，大家都要吃苦頭了。他拚命搖頭。
……假如你看見我媽媽……我還想對他說什麼，突然一記重重的拳頭落在我肩膀上。一個尖細的嗓音吼道：你是什麼人？你來幹什麼？想同牛鬼蛇神搞特務活動啊？還不快滾出去！
月光下，麵前這個頭發黃黃的男孩子，臉上還有一層淡淡的茸毛。兩隻清澈的大眼睛卻氣勢洶洶地暴凸著，像大人那樣皺著眉頭。他的腰裏係了一根皮帶，手裏拎了一根皮帶，那皮帶好像隨時都會朝我抽過來。
我是來找我媽媽的……我緊緊咬住嘴唇，不讓眼淚掉下來。
你媽媽？嗬，老實告訴你，階級敵人朱小玲，從今天開始被我們革命小將專政了。你那臭媽媽，是一個大叛徒！如果她不徹底坦白交待，隻有死路一條！快滾！
剛邁出校門，我一把抱住電線杆，哇地一聲哭了起來。
我一邊跑一邊哭，淚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天上地下一片混沌。路燈慘淡，往日熟識的小巷變得陌生而漫長。
我跌跌撞撞地跑著，看見自己的影子一會兒長一會兒短，像是圍牆上那條黑色的大蟒蛇，在身後緊緊地追著我。月亮也呼哧呼哧地跑著，那黑蛇追著它，一會纏成個黑球，一會又繞成個黑圈。月亮用力掙脫出來，卻好像被蛇牙啃過，光滑的表麵被啃得坑坑窪窪，凹凸不平的邊緣像在滴血，蒙著一層烏黑的血痕……
“打倒大叛徒朱小玲！”
“朱小玲不投降，就叫她滅亡！”
她走過貼滿了標語的走廊，被幾個學生推進了禮堂側麵的化妝室。門重重地關上了，身後傳來鐵鎖的哢噠聲。她在黑暗中閉了一會眼睛，才勉強看清小屋裏空空蕩蕩，連一把椅子都沒有。
整整一夜，媽媽坐在化妝室冰涼的台階上，一分鍾也沒有合眼。
四麵是冰冷的牆壁。沒有天空也沒有窗戶。死一般的靜寂中，隻有自己微弱的呼吸，如同一個遙遠的回聲，在雲霧中飄浮……
伸出手去，一摸一手灰。塵土蓬鬆而厚實，像一隻墊子。
有什麼東西輕輕地蜇了她一下。她的手指掐到一個黏糊糊的小蟲子。接著她聞到了一股異味，奇臭無比。
……牆壁、灰塵、臭蟲和黑暗……令人窒息。恍惚中她覺得這個地方似曾相識，她能聞出來——失去自由的牢籠，連室內的氣味都是一樣的。
她這一生中，已在這種地方，待過許多次了。第一次是在天目山的國民黨監獄，為了她填過表申請加入共產黨；第二次，是解放初，在茅家埠都家花園，為了審查她蹲過國民黨監獄的曆史。第一次死了賈起；第二次，死了直屬班裏她認識和不認識的那些人——是否可以解釋說：死人的事總是經常發生的。這就是理想的代價？
但這第三次呢？既非政府也非組織更非司法部門，而是一種聞所未聞的“革命群眾專政”，迅雷不及掩耳，氣勢洶洶、野蠻而瘋狂。在她周圍的人中，已有一個又一個的人投水服毒，以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那麼這一次，是否該輪到她了？
那一夜，我的媽媽久久地獨坐於陰濕的水泥地，一動不動，幾近麻木。那個關於死的念頭在她腦中一次次閃現。她想著解脫自己一生苦難的時刻終於來臨，甚至感到了一陣輕鬆和快意。曙色已透過門縫，瀉在她的腳邊。地上的灰塵漸漸變得蒼白，在朦朧的天光中，像是一片積雪的屋頂，當太陽出來時，它們就將一滴滴化為烏有……
那一夜，爸爸坐在家裏的燈下，一夜未眠，一言不發。淩晨時我被一陣劇烈的頭痛攪醒，我喊著媽媽驚坐而起，那個瞬間我腦中閃過學校裏那個跳樓的女教師。我肯定那個時刻媽媽一定也曾有了這樣的念頭，我在床上縮成一團，心裏充滿了恐慌。
——就在那個時候，媽媽看見了從腳邊爬過的一隻螞蟻。
那是一隻黑色的小螞蟻。它從灰塵裏拱出來時，很像是大海的波濤中翻滾的一條小船。它小心地踩著浪尖，也就是塵埃顆粒的浮麵，固執地往門縫那兒爬去；時而被浪穀淹沒，蹤影全無，時而卻又重新出現在她的視線裏。它似乎爬了很久，才爬了很短的一段距離；從台階到門，對它來說還有遙遠的旅程。後來門縫底部的亮色漸漸變得金黃，清晨的第一線陽光，映在它極細的雙腿和極小的眼睛上，迷蒙的鬥室內，便有了一個閃光的亮點，像夜空中的螢火蟲，忽明忽暗。它幾乎是馱著陽光、朝著陽光在走，一刻也沒有停止。在它前行的路上，時間已經凝固，唯有不斷被搜尋和開拓的空間，在塵埃中延續……
它終於消失在門縫的那一頭，消失在門外的陽光下。
淚水從我媽媽臉上不斷地滾落下來。在積滿灰塵的地板上，濺起一個一個小孔。她是多麼感謝這隻不知來自何方的小螞蟻啊。
我的突如其來的頭痛，就在那個時候戛然而止。天亮時我沉沉睡去——我夢見了那條小人魚，從海的波濤裏冉冉升起，將我的媽媽送上岸邊的沙灘。那隻螞蟻就是小人魚變的，它在波濤中引領著她，將她帶出了死亡之穀。似乎，每當她走投無路之時，她那柔韌而童稚的心靈中，總有一種自我解救的秘方，能使她絕處逢生。她曾為我編織的那些美麗的故事、那些殘留於她腦中永不肯丟棄的種種幻覺，在後來幾乎長達十年之久的“文革”中，成了她的精神食糧，成為她的防身武器，成為她抵禦那場浩劫的最後一個藏身之地。
我看見我的媽媽從冰涼的台階上站起來，微笑著拍了拍身上的灰塵。
第二天，媽媽被紅衛兵們，從化妝室移到樓梯底下堆放雜物的一間小黑屋裏。隻有吃飯時，才允許出來“放風”。十幾個被關押的老師，排成一行，集體押去食堂。規定不許買一毛錢以上的菜，也不許端回屋裏去吃，而是在食堂門口站成一排，像是做吃飯表演。中午我去給媽媽送被褥和替換的衣物時，遠遠地看見那些“牛鬼蛇神”們，正排列在食堂外麵，高聲朗誦著一段最高指示：“凡是錯誤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應該進行批判，決不能讓它們自由泛濫……”我朝媽媽走去，但“小將”們一把將我手裏的東西搶去了，卻不讓我見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