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天走過街頭，總要看見幾個小乞兒。他們麵黃肌瘦，身上披著一些汙穢的爛布片，有的不知從哪裏撿來一塊破棉絮，就兩手抓著緊緊地裹住他們的腰和腿——他們是夢想著那破棉絮會變得無限大，無限厚，裹住他們身上的每塊肉，永遠抵禦住無情的風和雨罷。在天氣晴暖的時候，他們就跟著行人的身後跑，乞討著憐憫和唾罵；在下雨的日子裏，他們就不再跑了，他們萎縮著，哆哆嗦嗦地蹲在店門旁，房簷下，兩眼裏充滿了絕望的冷漠，呆呆地望著過路人。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街頭兒等待呀！》
有一年，爸爸和我去上海。那天他帶我去了外白渡橋，指著不遠處聳立的那座十八層高的上海大廈，他告訴我它在解放前的名字叫做百老彙大廈。後來我們走進一條不起眼的小街，街牌上寫著吳淞路三個字。
沒有連排的店鋪。沒有乞兒。當然，也沒有爺爺張老明。
甚至，也聞不到一絲水果的飄香……
在一座破舊的四層小樓門前，爸爸默默地停留了很久。
他說這就是當年你爺爺做工的“恒源行”。一層是店鋪，二層租給了一個日本牙科醫生，三層四層是你外祖叔的家。
隔著蘇州河渾濁的汙水，我聽見爺爺憤怒的咒罵和爸爸倔強的回答，還有歡快的嬉笑聲，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張老明，你兒子阿靄來上海有好幾年了吧？我看他是個聰明仔嘛，你怎麼總是在罵他呀？
這個鬼仔，不好好給我做事，我罵他，我還要打他呢！
我看阿靄一有空就在看書，日後定是有出息的哩……
看書看書，看書能當飯吃啊？家裏日子都過不下去了，他還要寫毛筆字，他在做夢哩，識了幾個字，不知自己姓什麼了。有我這樣命裏給人當夥計的爹，他還想穿長衫當先生？阿靄，你給我出來！
我的爺爺張老明，順手抄起籮筐上的雞毛撣子，伸長了精瘦的腦袋，在庫房四角堆放的水果筐之間，氣呼呼地尋找我未來的爸爸張其靄。一邊尋著一邊用廣東新會方言，嘰裏咕嚕地數落著他大兒子阿靄的種種不是。他不知道這個十七歲的阿靄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迷上了書本的。開始是《七俠五義》什麼的，書麵又黃又舊破破爛爛，管它是租來借來沒人在意。後來那些書就變得越來越新了，越來越多了。有一本叫做《人間》的書，看樣子是個外國人寫的，張老明雖然認得幾個字，能翻翻報紙，但無法看懂這些書。阿靄死活不肯到南京路的粵菜館味雅酒樓去當侍應生，倒成天看這些外國人寫的書，難道還想變成外國人不成？真是鬼迷心竅了！
阿靄你給我出來！我看你往哪裏躲？張老明揮動著雞毛撣子，聲嘶力竭地喊道。今天他非要教訓教訓這鬼仔不可了！
一條瘦小的黑影簌地從他身邊掠過，往庫房的門口飛快地竄去。張老明渾身一顫，追上幾步，舉起撣子就抽過去。那身影機靈地一閃，從兩個籮筐間鑽過，他的撣子落了空，身子一晃，撞在牆邊堆得高高的水果筐上，沉甸甸的籮筐搖搖晃晃地歪倒下來，金燦燦的廣東柚子像皮球似的一個個滾了一地……
待他爬起身，急慌慌奔去門外，阿靄已無影無蹤。
張老明氣喘籲籲地靠在水果筐上，心裏又氣又惱。就是當侍應生那個工作，還是他外祖叔好容易托了人才弄來的呢，工錢多，活也不累，可這個阿靄就是不去。張老明實在搞不懂這個十七歲的男仔，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他到底想幹什麼呢？阿靄從來不同他這當爹的說。人一大就有了主意，看他那兩隻大眼睛整天骨碌骨碌地轉著，倒像要把這世界看個明明白白似的。可是看明白了又有什麼用？還不是一樣做工一樣受苦一樣勞累一樣貧窮麼？
張老明搖著頭歎著氣，默默走向飄溢著水果香味的庫房深處。屋角堆放的一捆捆青皮甘蔗，粗壯光潔，那甘甜的氣息使他暫時忘記了與兒子的衝突和不悅。他喜歡這個地方。隻有在這個堆滿了廣東水果的店堂裏，日日熏著老家田裏地頭熟悉的水果氣味，他才能與陌生的大上海勉強相處。
張老明沒來上海之前，在廣東新會鄉下赤腳種田，家裏世世代代都是農民。到了他這輩，娶了一個算命瞎子的女兒為妻，也就是我的奶奶。就在我的爸爸張其靄呱呱落地的那一年，他的瞎子外祖父有個弟弟在上海發了點小財，開了一家叫做“恒源行”的水果店，當上了老板。於是我的爺爺張老明托了娘家親戚的福，平生第一回穿上鞋襪，兩隻光腳板十分拘謹地塞在鞋殼子裏頭，從江門坐船到廣州、再從廣州坐船到上海，成了“恒源行”的一名店員。像當時所有那些離鄉背井去下南洋闖天下的廣東人一樣，這似乎意味著張老明一家的命運，從此將有一種根本的改變。
當年上海的吳淞路，高高聳立的百老彙大廈腳下，整整一條街的兩邊，一鋪連一鋪，排滿了廣東水果行。水果鋪裏金黃色的香蕉碧綠的西瓜鮮紅的荔枝青翠的甘蔗，一年到頭五光十色四季飄香，所以吳淞路又名廣東街。“恒源行”是一家經營廣東水果的進出口店，同時還兼營向香港運送木耳香菇蓮心白果金針菜黃魚鯗蝦皮淡菜等等南北幹貨。張老明為老板加親戚的“恒源行”幹活很賣力氣，然而，直到他來上海做工的十一年以後，才算積攢了一些錢，能夠在武昌路上租起一間閣樓，把廣東鄉下的老婆兒子遷來上海安家。
那年我爸爸剛滿十一歲，被送到粵幫水果行業公會辦的聯益義務小學讀書。在新會老家時，阿靄已念到四年級，到了上海，又從三年級念起。按說，在上海這樣一個十裏洋場的繁華鬧市，一個店員的兒子本來可以有機會受點正常教育。不幸的是，期間抗戰爆發，把廣東人在上海的生意搗得七零八落。我爺爺依傍的大樹自身難保，店員星散，張老明不得不帶著老婆兒子逃難回了廣東。一年後，日本軍隊攻占廣州，全家隻好又重新逃回上海。這樣來回一折騰，阿靄到了十六歲，才總算小學畢業。
戰事紛紛，“恒源行”生意清淡。張老明一個人的收入已難以養家，更沒有錢能供阿靄上中學了。雖然他聽學校的老師說過，阿靄學習成績很好，人也聰明得很，假如有錢讓他繼續念書，考上大學就有了前途。但張老明的工錢實在太少了，假如不把阿靄送到“恒源行”去當學徒，讓他自己掙口飯吃，全家人的日子怎麼過啊……
這一天張老明幹活時始終緊鎖著眉頭。他對於這個小學畢業的兒子，開始有了一種隱隱的擔心。這種擔心更多地來自使他不斷恐懼而又迷惘的大上海。如果不是為了謀生，他是斷不會到這種光怪陸離的異鄉異地來的。張老明自從來到上海，每日兢兢業業按照老板的吩咐幹活，日出而作，日落不息，除了去碼頭收貨驗貨，從來不上遊樂場所。他認識的人，唯有幾位親戚同鄉。雖然阿靄的幾個舅舅們都在上海開店，張老明仍然從來沒有想過，他自己也是可以設法開一家水果店，多掙一些錢的。張老明在擅長經商、精明能幹的廣東人中，是一個忠厚得過分的例外。因此當他察覺出兒子最初的求知欲望，眼睜睜看著兒子那種好高騖遠的初兆時，張老明麵對著店鋪四壁心愛的水果簍，不由憂心如焚。
像今天這樣的衝突，近日裏已經發生過多次了。
也許當初將阿靄從廣東老家帶來上海，是一次失算麼？他問自己。阿靄不像我們這樣人家的仔，一點都不像，到底有嘸搞錯啊？他十分沮喪地想。你看他那兩隻眼睛哦，嘸人識，這個鬼仔，究竟想要幹什麼事情哩？在這個鬼地方！
那個下午張老明竟然弄混了香蕉的牌子和價格。他嘟嘟嚷嚷、無可奈何的怨聲，同彌漫著香甜與腐爛氣味的水果混在一起，在暗淡狹小的庫房裏經久不散……
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淪為街頭兒。
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他們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都不知道，他們隻知道受苦。
他們不知道有人在壓他們，榨他們，把他們的爹娘和親人，逼死了，逼瘋了，使他們淪為街頭兒。
他們不知道有人為了小我的利害，窮兵黷武，把他們的家鄉毀壞了，把他們的田園踐踏了，使他們流浪四方，挨凍受餓……
但，等待呀，街頭兒！拚著你們最後的血，最後的熱，最後的生命力，堅持著活下去，堅持著不去死，堅持著等待呀！
不遠了，不遠了。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街頭兒等待呀！》
那時我靜靜地蟄伏於這個叫做張其靄的少年體內，我已同他一起度過了懵懂又蒙昧的十七年。
我們來自那個美麗而炎熱的南粵故土。
阿靄是一粒從南國飛來的草子，偶然降落於這片異地。然後被滔滔黃浦江鹹腥的水汽滋養，像一棵自生自滅的野草，正從上海灘水泥馬路的縫隙裏，好奇地鑽出來。
我也不明白這個日後將成為我爸爸的人，在十七歲那年，為何變得越來越不安分。他的下巴光滑嘴唇上方未有一根胡須，顯然青春尚遠。我猜那是另一種騷動，一種關於茫茫人生和自身未來的切膚之愁。
既然他出生在一個碌碌辛苦的勞工家庭，隻得由他自己來解決心裏的苦悶。這是我爸爸十七歲那年忽然恍悟的一個道理。
就在他從張老明的雞毛撣子下，又一次順利逃脫的那個下午，十七歲的張其靄躲在店堂閣樓上，一口氣寫出了他平生的第一個作品。他將那篇也許可以稱之為小說的東西，題名為《在碼頭上》。大概是取材於常去碼頭驗收廣東香蕉的父親。那一晚他興奮得徹夜難眠，聰穎明亮的大眼睛在漆黑的樓窗前閃爍出烏金般的光澤。天漸漸亮了，樓下傳來嘈雜的人聲，間或夾雜著鄰家刷洗馬桶的嚓嚓響聲。他像貓一樣輕輕溜了出去，又像兔子一樣飛快地奔向離家最近的那個郵筒，將他那篇偉大的處女作，毫不猶豫地投給了在租界出版的《正言報》。這是一次決定他命運的嚐試，沒有人告訴他應該這樣做。他嚐試的決心和勇氣來自他內心深處。除此之外他沒有別的出路。那幾天他一反常態，規規矩矩、俯首帖耳地幫著他的父親幹活，在機械的勞作中焦慮地等待著那個成功的時刻。
沒有人懂得他的價值。但他卻想要使自己的一生變得有價值。至少，他不願意像他的父親，逆來順受，整天辨別著老板的眼色過活。從廣東鄉下踏上上海灘的馬路，未知的世界第一次向他打開了窗戶。他背著書包穿過低矮的棚戶區，抬頭仰望高聳的百老彙大廈；他傾聽著沿街乞討的老嫗聲聲哀求，眼望著疾馳而過的小汽車裏帶著金鏈的小狗——這個少年的心裏生出了許多的憤懣和疑問。他是一個窮人的兒子，這種強烈的階級意識無須誰來開導，本性驅使他從小就憎恨富人。他想這個社會是不公平的，他不喜歡這種不公平的世界。
於是公平和公正，就成為他踏上大上海地界後，最初萌動的一個情結。為他開蒙的學校和書本，曾給予了他解除這種情結的希望，結果卻將他的迷惘糾纏得越發地混亂。由於抗戰，他被迫多次轉學，念來念去始終念著六年級。十六歲那年他終於小學畢業，他就這樣揣著他那張小學畢業的文憑，開始了後來闖蕩天下的革命生涯。
起初他很不情願地被張老明留在“恒源行”做學徒。早上給老板一家人煮牛奶，倒尿盆，買報紙；白天在寫字間給客人倒茶，上電信局發電報，上銀行取款，去貨棧出貨，上碼頭報關……晚上就去讀夜校。有一陣子，他還曾報名在劍橋英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但那些洋文把他弄得暈頭轉向。他的興趣很快轉移，改為天天晚上到四馬路書店去免費讀書。那時候的書店很晚才打烊，隻要站功好，站上一晚，總能讀到不少好書。看得多了，手癢癢的就想自己寫。他發現了國民黨政府在租界以美商名義出版的《正言報》綜合性副刊上，有一個《大眾茶座》的欄目，便不知天高地厚地躍躍欲試。他開始迷戀寫作，一日日神情恍惚，以至常常怠慢客人茶水，招致我爺爺的臭罵。
然而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那篇《在碼頭上》的短文，居然很快被《正言報》登了出來。而且登在副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使少年的張其靄欣喜若狂。他暗無天日的學徒生涯，因著這一小塊鉛字帶來的光明，暫時變得可以忍受。從此他幾乎每天夜裏都趴在閣樓上瘋狂地寫作，天一亮就把那些激情澎湃的文字扔進郵筒。據說後來確實還在另一家叫做《大晚報》的報紙上，登過他一篇《從窮說開去》的雜文。當然登出來的總是少數，大多數的稿子，我猜是像香蕉皮一樣的下場。但文章無論登出來還是不登出來，對於他來說似乎都已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寫，不停地寫。隻要手裏握著筆，奮力寫著的時候，平日揪緊的心，就會覺得一陣陣舒展；五髒六腑回腸蕩氣，有一種痛快淋漓之感；就連七竅也格外通暢，呼吸都是透心透肺地輕鬆了……
《正言報》那一次偶然成功的寫作嚐試，就這樣輕而易舉地將我爸爸誘惑上了後來的新聞工作之路。他很快被吸收為《大眾茶座》的筆會會員，還發給他一張藍皮的證件，持證便可以出入編輯部了。三十年代末期的《正言報》，曾是汪偽特務的眼中釘，為了防範襲擊，報館門口都壘起沙包，還有“萬國商團”的持槍者站崗守衛。於是那報館在他眼裏，顯得尤其莊嚴神聖。
少年的張其靄，很快收斂起繞嘴饒舌的廣東口音，說著一口流利的上海方言，在繁華的上海街頭興奮徘徊、踽踽獨行。他要在自己的沉思默想中，尋找通往那個公平世界的渠道。
他從一開始寫作，就有一點無師自通的意思。他的家庭和家族中，沒有一個人，會有興趣來讀一讀他發表了的那些東西。他甚至不敢讓父親看見那些登有他名字的報紙，怕父親會因此更加嚴厲地懲罰他，但漸漸地，沒有讀者的紙上耕耘仍然使他感到了寂寞。四十年代初的上海，僅存於租界的各種進步報刊，蝸居於租界的文人與各種文化活動，形成了當年獨特的“孤島文學”景觀。小小年紀的張其靄，悄悄潛遊過被那片日本人占領的恐怖海域，掙紮著一步步爬上了文學的孤島，卻發現島上的精神空間十分有限，他四下張望，不知那座連接著公平自由的新大陸的橋梁，究竟是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