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種無可名狀的騷動仍在繼續。在他十八歲以前的日子，常常被他頭腦深處一次次的“精神地震”，弄得無所適從。
他隻有隔壁的“香港馮登記行”的練習生關誌雲和鄰居廣東同鄉梁小弟，可以算是朋友。他們與他分享了那些報紙上最初的成果和快樂。他們像當時所有的熱血男兒一樣，一有機會，便湊在一起，談論著抗日救亡這個話題。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以後，有一天梁小弟匆匆來找他，神秘地從胸口掏出一張鉛筆畫的地圖，對他說：噯，你不是一直想找新四軍嗎，我有個朋友替我搞來了路線圖，過幾天，會有人來領我們去，怎麼樣，我們一道到蘇南遊擊區去投奔“江抗部隊”，上前線抗日去吧？——這個消息似乎來得過於突然，他訥訥地說是的是的我是想參加新四軍的，可是我剛考上了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文學係，我蠻想讀書啊讓我想一想啊明天再回答你好不好？梁小弟前腳剛走，關誌雲隨後就拿著一份《正言報》來找他。那天的《正言報》上刊登了一則報道，發起搶救淪陷區知識青年“回歸祖國”的運動，並且還要專門舉辦淪陷區青年升學就業的訓練班。這一前一後的兩個消息和機會，一則從軍、一則讀書，都使他激情難耐。無論是梁小弟的“江抗”還是關誌雲的“後方”——逼人的形勢迫在眼前：離開上海！如果想要為抗日出力，惟一的辦法是必須離開孤島上海。
十八歲的張其靄何去何從？
張其靄對眼前這座燈紅酒綠的鬧市早已心生厭惡。他恨透了街市上高高懸掛的日本膏藥旗、恨透了租界以外籠子一般的鐵絲網。他的父親沒有錢讓家人搬入租界，所以全家人進出虹口區，都得向白渡橋上的日本崗哨鞠躬。每次走過那裏，他都把牙齒咬得緊緊。
他決心要離開上海，無論到什麼地方去。
幾年以後，當他和我媽媽朱小玲相遇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在那段迷亂的曆史中，離家出走，離開與尋找，是當時幾乎所有苦悶的知識青年共同的選擇。媽媽十六歲就離開那個富裕而開明的家庭，去了天目山讀書；許多年中她來而複去，終是沒有在小鎮紮根。每一次離開都伴隨著一次新的希望。不離開就意味著對現實的認同，而認同便是一種妥協和精神的自虐。寧靜的小鎮如此，那麼繁華的大上海呢？一個戲劇性的結果是，在他們彼此離開原地的過程之中，從小鎮到都市，他們恰好作了一個對位。
蘇北遊擊區和浙西後方，他究竟該去哪裏呢？
我無法替他作出選擇。那個滿腦國事家事的阿靄，似乎還意識不到也顧不上我的存在。
遺憾的是，幾乎在梁小弟出發去常熟前的最後一分鍾裏，張其靄最終放棄了“江抗部隊”。
在那些日子的猶豫和彷徨中，蘇北和浙西，最後僅僅是一念之差。他並不知道，實際上那個時候，中共蘇北根據地，已逐步謹慎地招收進步的知識青年進入蘇北，開始為將來解放全中國準備和培養有文化的幹部。他把蘇北想象成了一片蠻荒之地，像所有那些熱愛文學的小知識分子那樣，他說一個熱愛文學的人，必定是熱愛自由的。他最終排除了蘇北，是因為他實在太鍾情於文學，他暫時還不想去從軍。他對國民黨政府還有一點幻想，他希望去後方，好有機會讀書。他實在是太想讀書也太想寫作了。他站在上海這道中間的分界上，張望著蘇北和浙江這南北兩端，最後他終於放棄北上而南行。這一走，他便注定了要繞上一個大大的圈子，才能在若幹年後，從“地下”重新進入革命隊伍。或者說，他再也無法進入“正宗”的革命隊伍，而從此開始了他布滿荊棘和陷阱的混沌旅程。
幾十年以後，他站在外灘的江堤上，望著滔滔東去的黃浦江上悠悠長鳴的江輪，恍然明白少年的張其靄，在離開孤島的那一瞬間，似乎是踏錯了一條小船。假如當初他選擇了蘇北根據地，那麼解放後一切一切因黨的“地下工作”而生的厄運，也許就不會降臨在他的頭上。但繼而他又覺得這個想法實在也很可笑，也許像他這種性格的人，即使不被“曆史問題”打倒，也還有1957年反右1959年反右傾、一九六四年四清等等一係列的運動恭候。就算都被你僥幸逃脫，如來佛的手掌，終還有“文革”這一劫，任是齊天大聖孫猴也跳不出去的……
那個初冬的夜晚，十八歲的張其靄，跟著同鄉關誌雲，離開了霧氣沉沉的“孤島”上海。他們似乎走得很盲目也很倉促，剛走到昆山，因無法通過日本人的封鎖線，再也走不過去了，隻好又折回上海。他記得他的老板很是解氣地罵了一句，說他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在心裏說，我就是到了黃河邊上，心也不會死的。他的再度出發是在1941年11月底的一個清晨。他那個廣東人的家族中，唯有一個舅舅買了一隻棕色的小皮箱為他送行。那隻小皮箱伴他走過了十年尋找革命的旅程，並替他收藏了十年間種種複雜的經曆，直到1952年我爸爸拎著這隻已經破舊不堪的皮箱，去茅家埠接受組織審查。
張其靄強烈的愛國激情繼續蓬勃高漲，他隨同上海知識青年的隊伍，由“忠義救國軍”護送，集體通過封鎖線，到達了國民黨統治區。然後坐船沿富春江到蘭溪，再一步步走到了金華。前後行程一個多月，途中得知，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已占領了上海租界。同行的青年們為自己投奔“自由祖國”深感慶幸。然而，到達金華時他們才發現，政府為淪陷區青年們創造就業和讀書機會的許諾幾乎是一場騙局。他們流落在金華街頭，饑寒交迫，陷入極度的失望之中。不少人逃回上海；有人病死，還有的人精神失常。而他，沒有錢沒有親友，沒有任何政治背景，甚至沒有一張中學文憑，如果他是一個中學畢業生，作為淪陷區青年進入大學，不是不可能的。而眼下他卻走投無路，不知道自己應到哪裏去。在他讀過的一些進步報刊中，盡管都在宣傳共產黨的思想，卻沒有一篇文章能告訴他，共產黨到底在什麼地方。他就這樣焦灼而毫無目的地在那一帶四處流浪。他雖離開了孤島，縱身躍入浩瀚蒼茫的大海，卻處處漩渦暗礁，不知新岸何方。為了謀生，他寫了一篇題為《行列》的散文，投寄《民族日報》的《實生活》副刊。又寫了《從上海同來的朋友》，發表在《東南日報》上。在他朦朦朧朧的進步意識中，喚起民眾抗日救亡、抨擊國民黨的專製腐敗，逐漸成為他筆下回旋的主題。
這一段跌跌撞撞磕磕碰碰，茫然而又執著的流浪歲月，一直持續到1942年春天，天目山地區來人到金華招聘文化工作者，他終於如願應聘進入了《民族日報》，才算是告一段落。
我未來的爸爸，睜大著他渴望的眼睛，風塵仆仆而又雄心勃勃地長途跋涉到了天目山。他到達天目山時，我那個未來的媽媽已經離開浙西一中。古老的禪源寺，已在一九四一年春天的日機大轟炸中，成了一片廢墟。一度在這裏出版的《民族日報》，也已遷至於潛鶴村。
《民族日報》是我爸爸從事新聞工作的一個起點，也是一根紅線，在未來的日子裏，將把他和我媽媽的命運牽在一起。《民族日報》是同我的生命有關的一個環節——當青年張愷之和朱小玲，在同一個時期內，輾轉於同一個區域，卻互不相識、各不相幹地運行於自己的人生軌道之時，如果他不是作為《民族日報》記者，在一九四四年秋天途經洛舍小鎮采訪，他們也許就此失之交臂，永無相遇的緣分了。
十九歲的張其靄，在一個春天的午後，走過崎嶇的山道，來到綠樹蔥蘢的鶴村。從山村起伏的瓦頂下，傳來咯噠咯噠作響的平板機印刷聲。他循聲走進了那所掛著《民族日報》木牌的祠堂，在這裏他毅然登陸，從此走向他畢生坎坷的記者生涯。
他就是從進入《民族日報》以後，開始用張愷之這個名字發表文章的。“愷”——快樂、和樂。他要在自己的筆下，首先建立一個平等快樂自由的新世界。他對自己充滿了自信。
今天是青年節。隨便舉幾個例子：
為了支援教授請假待命，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學生一千餘人，決定絕食一天，獲得兩千多斤半，以表示援助……
我們的青年，在這樣的現實中煎熬著，誰曾經關心過他們沒有呢？
據說五四時代朝氣蓬勃的青年，現在都已經變成官僚。
這樣看來，他們今日不能領導青年，是理所當然，無足為怪的了。
今日的青年，對眼前的現實，是看不清楚的，也看清楚起來了。青年們應該相信他們是有前途的……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我們的青年》
我聽見他對自己說：我一定要好好幹啊！
一九三九年創刊的《民族日報》，最初曾是浙西抗戰的一麵旗幟，也是浙西戰時文學活動得以持續的依托。
《民族日報》原為中共地下組織所掌握。但在“皖南事變”前三個月，被國民黨浙西行署所改組。共產黨員社長王聞識和一批黨員編輯記者，抓的抓、逃的逃，王聞識後來死於集中營。1942年春天，來自上海淪陷區的張愷之到達鶴村報社時，領導班子已被兩度改組。然而當局並未能徹底鏟除異己思想，副刊的版麵仍然掌握在堅持抗戰、力陳民主的進步人士手中。當時還有一份隸屬於國民黨省黨部浙西辦事處的《浙西日報》，副刊均由非官方立場的編者主辦。這兩份戰時報紙的副刊遙相呼應，為當時後方進步的文學青年，提供了耕耘的園地。
年輕的張愷之，好奇地走進了向往已久的報紙編輯部。他被人帶到一張未曾刷過油漆的桌子跟前，他得到的第一項工作是校對。他輕輕撫摸著一遝遝散發著油墨味的報紙清樣，心裏那麼激動那麼欣喜。他喜歡油墨和紙張的氣息，這種氣息是世界上任何鮮花和任何佳肴的香味都無法代替的。他嗅著油墨的氣息，肚子裏便感到了飽脹和充實。他默讀那些稿紙上的文字，好像真的是在咀嚼著什麼美味，他想自己從此再也不會覺得餓了。
他幾乎整天一聲不吭、一動不動地趴在桌上作校對，明淨的眼睛從報紙大樣密密麻麻的文字上，一字不漏地掃過。校對這件事對於他來說很輕鬆，他不費什麼力氣，就能找出許多不容易被人發現的錯別字。有時他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啄木鳥，正從大樹的樹幹裏，一隻隻往外叼著蟲子，每捉出一隻蟲子，都使他感到無比的快樂。每當他改出了別人疏忽的錯誤，總編輯總是會由衷地讚揚他一番。他每天一邊校對一邊留心閱讀別人的文章，暗暗同自己做著比較；還悄悄注意著編輯們編稿的手跡，自學著編稿的方法。——你們看這年輕人的眼睛，多麼單純多麼熱情啊！你們看這稿麵上改出的錯處，他還寫得一手好字呢！社長鄭小傑有一次到辦公室來，笑眯眯地看著他，也忍不住當麵誇獎了他。
三個月以後，他便升任助理編輯。又過了一段時間，原來主持副刊的謝獄，遭受“文字獄”憤而辭職，後調去浙東麗水的《東南日報》，張愷之便正式接替謝獄，當了副刊編輯。
我感覺出他很興奮。很久以來，在我和他共同的睡夢中，已無數次夢見過書本報紙和飽蘸紅墨水的毛筆，他實在是太想成為一名真正的文學編輯了。
然而就在那年夏天的一個夜晚，他半夜起身到門外解手，大門外躥出一個持槍的便衣，朝他大聲喝問：幹什麼的？他嚇了一大跳，當即逃回了寢室。第二天才知道，原來是浙西行署調查室，深夜到報社抓人，目標是電訊室的幾個年輕人。特務衝上樓時，他們已跳窗逃走。——這是陌生的天目山，在人欣喜的心靈中投下的第一片陰影。
這裏似乎有必要說明，當時作為戰時文學陣地的報紙副刊，與幫閑文人茶餘酒後消遣之用的“報屁股”之間，有著涇渭分明的界限。盡管報紙的四分之三版麵，都是反映國民黨的政治利益的，但還有四分之一的副刊版麵，因被當局所忽視，也因文學編輯截然不同的進步傾向，常常刊出一些激烈抨擊時事、揭露國民黨獨裁統治的文章，表達人民群眾和知識分子的民主要求。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副刊又會因其明顯的“左傾”，遭到當局的大肆撻伐。
在《民族日報》副刊短暫的曆史上，謝獄是不可缺少的一頁。
謝獄原名謝複森，又名伏琛，筆名卜束、杜涅、山石等。戰前十六歲即在《紹興民國日報》上發表文章。一九四〇年得到中共地下黨員、《東南日報》編輯陳抽平推薦而接受《民族日報》之聘，同時還在胡風主編的《七月》上發表小說。《民族日報》改組之前的副刊叫《老百姓》，文章短小通俗，編者是木刻家楊君。（楊君主持《老百姓》時，正在浙西一中讀書的朱小玲，也就是我未來的媽媽，在上麵發表了她的處女作。可惜到愷之來天目山時，小玲姑娘為尋找她的入黨介紹人裴嫣，已輾轉去了金華一帶，參加了朝鮮義勇隊。）到謝獄主持副刊後，刊名改為《實生活》，並創辦了《文藝堡壘》雙周刊，開始明顯向文學傾斜。不久便因此招來了當時號稱“天目王”的浙西行署主任賀揚靈，對筆杆子的第一次嚴厲警誡。
起因是一九四二年七月的《實生活》上，刊登了一篇署名周華的短文《伕子曰》。作者真名馬園太，任職浙西行署秘書處編纂股長。但他人在官場，卻對達官貴人的腐敗行徑十分厭惡，常寫一些諷刺小文寄給《實生活》刊登。一日謝獄給他寫信說，行署已警告我以後不準再登這類文章，仁兄是否還有膽量再寫？馬園太當即回函說：你若有膽量刊登，我就有膽量再寫，於是這篇《佚子曰》不日便出台了。文章以一個挑伕的口吻，揭露了一位搜刮民財的官員，派了十一個挑夫為他挑運財物，其中竟有一擔活雞。老爺太太小姐坐在轎子上，隊列長長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