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四九年大上海解放前夕，“方震小學”終於脫去“外衣”，成為迎接大上海解放的一個戰鬥堡壘——“閘北人民保安隊總部”的所在地。“方小”那些平日斯斯文文的教員一個個從“地下”跳了出來，使得附近群眾一時目瞪口呆。
然而，畢竟沒有一個人比我未來的爸爸，更加了解朱小玲的浪漫主義習氣了。在這樣一個革命的集體中，考慮到革命的嚴峻和殘酷，張愷之始終堅持不同意發展我媽媽入黨。
所以我爸爸很多年中，對林泉始終是抱著一種深入骨髓的感激之情。他說如果沒有林泉，他就不會認識孫毅，不認識孫毅，他就難以找到黨組織。林泉是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發生過極其重要影響的一個人。然而盡管林泉對祖國一片赤忱，放棄印尼國籍和出洋留學，並擔任印尼《新報》駐滬記者，寫過許多進步通訊，解放後在新聞界還是無法立足。一九五四年以莫須有的罪名被開除黨籍，一九五五年又成為肅反的重點對象，後來幾十年始終不受信任。爸爸與林泉在當年的人生追求中凝成的生死與共的友誼，解放後被階級鬥爭的暴風雨打得七零八落，互相隔絕多年，到一九八〇年盧坤伯伯逝世時兩人才恢複聯係。林泉擬寫的挽聯是與爸爸共同署名的。但爸爸內心長期感到負疚的是，多年來他的“問題”一直使林泉受到很大連累。兩人相繼恢複黨籍後，痛定思痛，即便曆史的隔閡漸漸消解，彼此心裏卻都留下了永遠的沉重……
張愷之開始在“方震小學”附設的“民眾夜校”，給工人們講述解放區的“土地法大綱”。這已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國共兩黨的生死搏鬥即將進入最後關頭。張愷之的處境似乎不妙，陰雲密布，風聲鶴唳，稍有閃失，他就將麵臨暴露的危險。
我知道張愷之其實是極想去解放區的。在他不算太長的“革命”曆史上，他已經錯過了兩次機會。這兩次錯失，都使他悔之莫及、創痛難除。於是堅持“地下”或去根據地，就成為革命勝利之前，時刻糾纏他折磨他的一個“情結”。他又一次向地下黨組織提出了去解放區的申請，卻一直沒有得到答複。
那段等待的日子，經過深思熟慮，他打算進一步履行自己的地下工作職責，發展新黨員。他有了一個最成熟的人選，那就是盧坤。
當他神秘兮兮地把盧坤約來，鄭重其事地向盧坤談及此事的時候，盧坤竟然哈哈大笑起來。他說：你要發展我？我還想發展你呢，我早在抗戰時期就入黨了，老兄！
盧坤本名楊柏年，出身與我父親相似，他們是聯益義務小學的同學。“八一三”事變後，盧坤進入大新公司當練習生，抗戰勝利後，以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組建“黃色工會”，一直參與上海百貨業的職工運動。後去解放區，在淮海戰役中做戰俘管理工作。解放後調入上海美術家協會，任上海美術館副館長。
我認識這位盧坤伯伯，黑黑瘦瘦的個頭，戴一副玳瑁邊的近視眼鏡，說一口廣東口音濃重的普通話，穿著隨隨便便，喜歡開玩笑。一九七五年我在上海修改長篇處女作《分界線》時，常去盧坤伯伯家蹭飯吃。如有事沒去，他會打發孩子來叫我。他家就住在紹興路口，同出版社幾步之遙。那時他已五十幾歲，卻仍然心直口快，常常口無遮攔，向我透露他所知道的“內部消息”和他對“文革”的種種不滿。我曾聽爸爸嘀咕，說盧坤好歹也是抗戰時入的黨，解放後卻始終是個副處級，也不知為何仕途一直受阻。有一次我實在忍不住，對盧坤伯伯說出了我的疑問。他嘿嘿一笑說，那是囉，就這副處級也被打倒了不是，活該嘛，我曆史上曾經脫過黨啊。——怎麼會脫黨呢？您犯什麼錯誤了呢？——當然啦，那時他們總是派我去貼標語。抗戰都快勝利了，地下黨的人，還是讓我去貼標語。那一天我真的發了脾氣啦，我說你們怎麼老是讓我貼標語、貼標語，幹嗎不派別人去貼？就不會派一點重要的工作給我做啊？——你真的敢這樣講啊？要不爸爸說你是個倔脾氣哩——對囉，我就是這個脾氣，改不了哇。當時那個向我布置工作的上級也生氣了，他說我不服從組織命令，政治動搖，一連幾個月沒同我聯係。你想想這是什麼後果，這麼一家夥就把我作脫黨行為處理了。唉，後來總算又是檢討又是反省，才重新接上關係。黨組織黨組織，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以後你慢慢就懂啦……我現在倒好，無官一身輕了……
當那場浩劫終於結束時，盧坤伯伯被發現身患絕症，且已是肝癌晚期。爸爸憂心如焚，寫信給我，讓我按一種治病用的偏方，在東北林場為他弄一隻熊膽。但熊膽仍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沒過多久他便與世長辭，隻留下一把他為我買的紅色尼龍傘，在人世的風風雨雨中，如一隻巨大的手掌，繼續庇佑著我們。盧坤伯伯，是我們家庭在遭遇不幸的幾十年間，一直關懷著爸爸的少數幾位朋友之一。因著我曾親見過黨內還有著盧坤這樣的人，我當保留那最後的一絲敬意。
當時張愷之發展盧坤入黨的計劃，已被盧坤自己提前完成，張愷之的革命目標便轉向別處。除了風險和勞累，這個失業的地下黨員又一次感受到自身的危機。他發現業餘鬧革命，首先還得有飯吃。
作為一個自由職業者的張愷之，不得不為了尋找一份固定的職業，在“革命”的空隙中，見縫插針地奔走在上海街頭。
就在那時候，曾任《民族日報》社長的鄭小傑先生，已在杭州省政府教育廳主管中等教育。他一向賞識張愷之的才能，又並不知張愷之真實的政治身份，他來信說，杭州《當代晚報》正在物色一位總編輯，他可推薦張愷之前去就任。張愷之請示了他的上級領導王鼎成，得到組織批準，便很快調往杭州工作。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意見是，《當代晚報》的色彩不要太紅，盡量保持灰色，避免當局的騷擾，以便更有利於在這個公開身份的掩護下，開展地下工作。
張愷之在離開上海前，還是沒有忘記向他的上級再次提出去解放區的要求。似乎，“老板”當時是答應了的。為著去解放區後將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生離死別，張愷之到杭州不久，即1948年的春天，同朱小玲在杭州舉行了婚禮。婚後，朱小玲仍回上海“方小”工作。正當張愷之每日裏歡歡喜喜地憧憬著解放區晴朗的天空時，林泉帶來了“老板”的新決定——讓他利用報紙這一有利地位，堅守杭州地下工作這塊陣地。
張愷之失望而又無可奈何地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於是杭州就成為張愷之在革命勝利之前一個新的戰場，也因此成為兩年後我降臨人間的故鄉。
但他沒有料到，在新世界到來前，這最後一段拚搏中所發生的那些悲壯的故事，卻使得杭州變成了他後半生的擱淺之地。
中國的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隻知道受統治受支配，一向不懂得去促進什麼。而當時的知識分子，我們記得倒確是盡了奔走呼號，聲嘶力竭的最大限度。然而任你呼號、任你聲嘶，無用終是無用，不成還是不成。可見問題並不在人民身上。關鍵所在，還是在於：某些人未能完全放棄小我的利害……
就是因為把小我的利害看得太重要了，太大了，大過國家人民與一切，所以才不惜重啟戰端，使這麼多老百姓肝腦塗地，顛沛流離。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放棄小我的利害》
我們的故事，在這裏終於有了一次小小的銜接。以上引用的文章片段，便是張愷之就任杭州《當代晚報》總編輯後，在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寫下的三百餘篇《朝花夕拾》專欄短文。他上任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當代晚報》改版，同時調整人事，建立起一個自己信得過的編輯部。他的老朋友閔子、石雲子、汪祖裕等人成了他的得力編輯。正是依靠這些進步文化人，漸漸擴大了報紙的影響。他了解到報紙的總經理何剛，實際上是一個未曾暴露的進步分子。一九三八年加入共產黨，後來因形勢惡化丟了組織關係，但仍然傾向革命。他們彼此有了默契，何剛在暗中支持張愷之的計劃，並派專人秘密接收解放區的新華社廣播，然後把有關的重要消息，“出口轉內銷”——以本報接收舊金山廣播的形式，巧妙地從報上傳播到群眾中去。
但他真正需要做的事情，還遠遠不止這些。
當時他的組織關係仍然留在上海，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中共上海局設立了外縣工委，並向杭嘉湖地區派出黨員，積極進行策反、統戰工作，以適應即將解放全中國的新形勢。張愷之利用曾在《民族日報》工作多年積累的社會關係，在武康莫幹山、餘杭橫湖一帶，開展對敵武裝策反工作。
對敵武裝策反——這項配合當時解放戰爭形勢發展要求的新任務，正對張愷之的心思和口味。於是他將新婚妻子朱小玲冷落在上海，情緒高昂地進入了“一手拿筆、一手拿槍”的新階段，開始躍躍欲試。
現在，我未來的爸爸張愷之，總算可以有機會，來彌補自己當初放棄蘇北、後又錯過新四軍的失誤了。這兩次錯失曾使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追悔莫及。他在後來這幾年尋找革命的經曆中，越來越明白地悟出了一個“真理”，那就是，革命僅僅依靠筆杆子、依靠一些知識分子的搖旗呐喊，是斷不能奪取政權的。革命是由冷酷無情的槍炮開路的，革命就是你死我活，就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動——堂堂七尺男兒，在大革命的風暴中，竟隻是一介文質彬彬的書生、一個溫良恭儉讓的文化人，豈不太讓人慚愧了麼？就為了這個徹底的醒悟，他一再要求去解放區。但這個最後的補救方案也未能如願，他還有什麼辦法來實現自己的抱負呢？既然一時去不了解放區，不能投筆從戎，親自拿起槍杆子去消滅敵人，那麼，去策反敵人的武裝，將敵人的武器奪過來變為自己的武器，將那些良知未泯的國民黨軍人，變成人民的軍隊——這將是革命勝利前，他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了！
在我少年時代家境最艱難的日子，我曾聽奶奶和外婆，分別提到過那兩隻金戒指和一些首飾。這本是她們送給兒女的結婚禮物。對於它們後來不明不白的失蹤，奶奶和外婆始終抱著耿耿的遺憾。
——那它們究竟到哪裏去了呢？我問過媽媽。
媽媽無動於衷地說：當然是被你爸爸“沒收”啦。
爸爸要它們幹什麼呢……
還不是為了他的地下鬥爭麼！媽媽笑笑說。那時他正在籌建餘杭的一支秘密武裝，就把那些首飾兌換成了金圓券，用於橫湖基地的活動經費了。換來的錢，我連個影子都沒見著……
你就不會不答應麼？我蠱惑說。你難道不喜歡首飾麼？
不是不喜歡，是不可能！媽媽連連搖頭。唉，你那個爸爸，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要是不答應，他肯定同我糾纏不清，我想省點心，還是同意算了，心甘情願地把戒指從手上摘下來……
我從未去過杭州郊縣那個叫做橫湖的地方。我隻知道那兒有個叫做楊天波的人。但我見到楊天波時，他已是一個五十多歲的人了，臉膛黑紅、敦厚壯實，洪亮的嗓門震得人耳朵嗡嗡響。楊天波是我爸爸在很多年裏經常提起的一個名字，有一次爸爸帶我去看電影《獨立大隊》，他說楊天波就是像電影裏的馬龍那樣的好漢。
楊天波是橫湖孟家嶴人，家境小康，祖上有些田產，為人豪俠仗義。他十六歲那年，為了參加抗日，同十八歲的姐姐一起投奔青年軍。在去閩西的路上，他姐姐生了病，無藥醫治死於途中。楊天坡哭得死去活來，從此對現實愈加不滿。抗戰勝利，他從青年軍複員後，不願重返國民黨軍隊圖謀一官半職，就到杭州來讀中學。楊大波的同學中，有個叫朱鴻鈞的人，恰恰是張愷之在天目山時期認識的一個進步青年。
那個曾在上海“方震小學”工作過的陸兆書，也就是後來叫卜明的那個人，此時已去了四明山根據地，擔任浙東遊擊縱隊六支隊的政委。原“方小”的教師董運謀隨行，成了遊擊隊的一名指導員。一天，董運謀突然到杭州來找張愷之，希望他能為遊擊隊輸送一些會打仗的進步青年和醫務人員。後來張愷之卻一直與董運謀聯係不上，便請示上級組織，決定發展朱鴻鈞入黨，由他在橫湖團結以楊天波為首的一批地方進步青年，因勢利導，建立一支秘密武裝，積蓄力量，等待時機。橫湖地處京杭國道西側，一旦大軍渡江，這裏既可以莫幹山、天目山為依托，與皖南連成一片；也可配合大軍直取杭州。
於是二十歲的楊天波在橫湖設法取得了鄉聯防隊長的身份；血氣方剛的楊天波，變賣了老家一畝二分田產和十七擔大米，提取了鎮上布店的現金，拿去購買了武器裝備。還打通地方上的關係，安排了四個“自己人”，當聯防隊的分隊長。朱鴻鈞每天帶著一隊人馬，公開在山嶴裏訓練實彈射擊。因為楊天波曾當過青年軍，當地人也不懷疑他的身份。後來，地下黨派來接替張愷之的一位領導人祝岐耕，還曾住在楊天波家裏。橫湖的這支秘密武裝，就在國民黨的眼皮下，不動聲色地壯大起來。
張愷之和朱小玲的那點私房，大約就是在這個時期，為了扶持楊天波的隊伍而變賣的。我能感覺到這個未來的爸爸，正以瘋狂的熱情，投身於“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革命的巨大慣性，把一個個像張愷之這樣的書生，輕而易舉地改造成為暴力革命的擁護者。
那一日楊天波威震橫湖鎮。楊天波二十歲那年的壯舉，如今聽起來，有點像一個傳奇。
據說那一日，浙東反共救國軍的一個上校支隊長許貴炳，突然竄到橫湖。不由分說便扣押了朱鴻鈞，企圖吞並楊天波的聯防隊這塊“肥肉”。楊天波聞訊，火速帶著人馬趕到。就在橫湖街上，楊天波怒不可遏，當即拔出手槍，將許貴炳一槍擊斃。楊天波收了槍，朝著槍筒吹了口氣，笑嘻嘻對四周圍觀的群眾說：想勿到，今日槍走火了！諸位多多包涵！隨即揚長而去。
楊天波此舉，救回了朱鴻鈞，保住了聯防隊。也使聯防隊在不久後迎接杭州解放的戰鬥中，立下大功。
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終於傳來了人民解放軍勝利渡江的消息。餘杭橫湖地區的地下秘密武裝揭竿而起，爭取了國民黨縣長白衝浩起義。餘杭縣自衛大隊曾命令聯防隊到縣城集中。楊天波根本不予理睬。自衛隊把個楊天波恨得咬牙切齒，打算包圍聯防隊，幹掉楊天波。而這支以聯防隊為旗號的地下武裝，卻在祝歧耕的率領下，翻山越嶺而去。人民解放軍進軍杭州的先頭部隊抵達杭州時，祝岐耕派朱鴻鈞帶領部隊到達錢塘江邊的月輪山五雲山，控製了錢江大橋，保護了錢江大橋未被炸毀。
據說楊天波和他的隊伍，把守那座橋頭堡，還繳械了不少小股散兵的武裝，及時阻止了國民黨殘部潰逃。
一時間，二十一歲的楊天波，使方圓數十裏的鄉親刮目相看。解放軍接管後，地下武裝擴建為縣大隊，楊天波是第一中隊長，參加了剿匪後，被送到省軍區後勤學校學習。楊天波那時到省城報社來看望張愷之，兩隻眼睛笑眯眯的呈兩條細縫。
然而勇敢的楊天波，後來的幾十年卻曆經七災八難。一言難盡。
解放初審幹時，由於張愷之的“問題”株連楊天波，使得楊天波的後半生吃盡苦頭——所以，盡管張愷之為那個地下武裝捐獻了他的金戒指，我爸爸卻始終覺得自己愧對楊天波。
一九四九年一月，張愷之的組織關係轉到了杭州，開始時，預定擔任文化區委成員，旋即轉入對敵策反部門。因讓他負責德清新市、海寧周王廟的國民黨部隊一個支隊的策反工作，橫湖的秘密武裝便移交祝岐耕領導。
又一段新的故事將要開始。這本是一則並不複雜的故事，然而搞清楚它們的來龍去脈，差不多費了我幾十年的時間。從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斷斷續續中聽說的那些人和事，始終被歲月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即使在我與爸爸身心共處的當時，對於他如此熱衷於武裝鬥爭，我也總是抱著難解的困惑。所以直到今天我寫出那些故事的時候，我仍然有一種極不真實的感覺。
在這段故事中，將出現許多新的名字。這些名字在革命勝利後，很快就會在那片血紅耀眼的陽光下，消失得無影無蹤。然而它們卻會從荒野的孤墳、陰暗的牢房、積滿灰塵的檔案簿，從我爸爸幾十年的審查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跳出來。像一個個徘徊不去的冤魂，在我的小說中經久不散，直到此書終了的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