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七年歲末，雨雪交加，倍增人感觸。有什麼話可說呢？
我們從抗戰到現在，苦足了十個年頭。什麼是我們苦的代價？能夠回答的人們有福了……
三十七年，使人沉重的事情太多了，而予人輕鬆之感的甚少。三十七年，有人在眼淚模糊中看清現實，有人在載歌載舞中愕然驚醒。這一年，在中國曆史上，無疑將占上重要的一頁。
……
社會道德，已經蕩然無存。社會崩潰，成了今日問題的根本所在。中國必須度過一個艱苦的階段，才能從蛻變中獲得新生！送走三十七年，我們心中仍帶著強烈的希望。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送民國三十七年》
那座高樓大廈林立的“孤島”，終於與“自由祖國”重新相連。日本膏藥旗已被扔入火中化為灰燼，鐵絲網正被一道道拆卸。鑼鼓、鞭炮、喜慶的遊行隊伍，上海城一天天複原著它的海上繁華之夢。
二十三歲的張愷之回到了離別四年的上海。
他一個人在肮髒的街頭獨自漫步，心裏充滿寂寞與煩惱。在夏日焦灼的陽光中，他顯得疲憊不堪。
他在一條小街的十字路口停下了腳步，將身子斜倚在欄杆上茫然地望著過往的行人。衣衫已被汗水濕透，黏黏地貼著後背。
《民族日報》遷往杭州出版後又停刊。這期間他去過德清洛舍找朱小玲，但她的母親說她隨父去丹陽了，也不知何時回來，言語間，他感到自己不大受歡迎。回到上海後，他開始時在一家小報當編輯，不到三個月，這家小報也停辦了，他成了一個失業者。
他的父親張老明，在一個表叔開的“廣祥行”水果行，當專管出貨的師傅。香蕉從廣東運來時，還是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必須掛在一個小屋裏，用炭火加溫烘熟。這道被廣東人稱為“焗香蕉”的工序，是張老明的絕活。經張老明之手“煽”出來的香蕉，一串串金黃噴香，潤澤的香蕉皮上，還嵌著芝麻般的黑點，人稱“芝麻香蕉”。我未來的爸爸每天聞著香蕉的氣息，望著寶塔般的香蕉串在店門口出出進進，眼前一片虛浮的金色晃動，覺得自己像是一隻半生不熟的青香蕉，吃不得又扔不得，隻能焦慮地等待著爐火的烘烤。
物價一日日飛漲，張老明的辛苦勞作，並未能改善窮困的家境。抗戰雖然勝利，但窮人依舊掙紮，富人依舊揮霍，周圍的一切都似乎沒有根本的變化。古老的中華之舟，慢吞吞行駛在它固有的航道上，遊離於世界的軌跡之外。
隻有一個令人振奮的幽靈，在高高的天空中發出神秘的呼喚。
隻有那片紅色的土地，在遙遠的北方巍然屹立。
抗戰勝利消息傳來最初的日子，最令張愷之興奮不已的，是朱德總司令向八路軍新四軍發出的接管淪陷區的命令。張愷之毫不隱諱地告訴朋友們說，他主張國共合作共同接管，建立民主聯合政府。
我時時感覺著他頭腦中那種莫名的騷動，重又在翻騰顛簸。
同四年前離開上海時相比，如今張愷之作為一名記者，已是初出茅廬，嶄露頭角。他必須在這條路上堅持走下去，才能喚醒更多的民眾。出身貧寒的張愷之，與家境優越的朱小玲，雖然同樣為自己的人生，塗滿了斑斕奪目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樣地想入非非、好高騖遠，但張愷之畢竟比朱小玲更具有一種務實的秉性。他知道朝著自己心中那個公平自由的世界走，每一步都要流汗流淚甚至流血。
那一天，失業青年張愷之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街頭徘徊許久。疾馳而過的吉普車尖厲的喇叭聲中，他完全打消了去尋找能為他提供就業機會的社會關係的念頭。在當時魚龍混雜的大上海，凡是那些有用的關係，都可能有一個與他格格不入的背景。那麼他寧可去做工謀生、寧可流落街頭，也不能為一時之需站錯了營壘。
我未來的爸爸鬱鬱回到了張老明的閣樓。他對他父親說，他找到了工作。——什麼工作呢？張老明追問。——在報館。他的回答含糊其辭。自從他兩手空空回到上海，父親反而對他和悅了許多。抗戰八年，張老明已修正了自己原來的看法：他覺得兒子在後方讀書編報，總比那些趁機去發抗戰國難財的人有出息得多。
總算得到表叔的同意，他在“廣祥行”的閣樓上，放了一張帆布床暫且安身。
從此他白天在外麵“遊蕩”，晚上回到閣樓寫稿。有朋友介紹他去作《大眾夜報》的特約撰稿人，專門采訪文藝界名人和娛樂界消息，每天發一篇稿子。他很輕鬆就勝任了，得到的稿費，足夠養活自己。於是他又想去讀書，考上了新聞專科學校。偏偏不久後《大眾夜報》人事改組，他又一次失去了工作，稿費也沒有了，生活重又陷入拮據。一天晚上他精疲力竭回到“廣祥行”，已是饑腸轆轆。卻見表叔一家人正在為兒子做滿月酒，一屋子親戚，猜拳行令，吆五喝六的好生熱鬧——阿靄回來啦？來來來，一起喝一盅啦！——表叔邀請他。他搖搖頭說吃過飯啦不客氣你們喝吧——轉身爬上了閣樓。隻有“我”明白他是個自尊心很強的人，他不願意讓親戚知道他還沒有吃晚飯。他寧可餓著挺著，寧可趴在閣樓的小窗上，以夜空中稀朗的燈光和星光充饑。然而肚裏空洞，心裏也越發空落，好容易挨到夜深，樓下席終人散，他餓得發昏，忍不住偷偷潛下店堂，摘了一串香蕉充饑。顧不上細嚼，囫圇咽下去，噎在喉嚨裏，憋得滿臉通紅。後來他為這件事寫過一篇《饑餓者的獨白》，可見他當時的窘態。
天色漸明，他在迷惘中醒來，從閣樓窄小的窗戶裏，望得見百老彙大廈的尖頂，在絢麗的晨曦中巍峨聳立。太陽已無數次從黃浦江中升起又跌落，而他所尋找的那個太陽呢？無論是隻見其神不見其形的共產黨，還是音訊全無的朱小玲，都在遠遠的江岸另一邊徜徉。而他的麵前，是一片陰霾籠罩的深穀、一場不散的淫雨、一個比抗戰更難見天日的黑夜。這種饑餓中的掙紮與等待，已快要使他失去了耐心。
1946年整整一年，張愷之一直在苦苦地捕捉陽光，尋求光明。
他隻能用他的筆去尋找。筆是望遠鏡是鑽頭是一條深藏的地道。
那一年，他在《文彙報》發表了短篇小說《背道》。
《背道》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他寫自己回到了戰爭結束後的上海，遇到了一個當年的“上海五百有誌青年”，此人在抗戰時當了飛行員，曾向解放區投擲炸彈。如今回到了上海灘，成天開著吉普車追逐女郎，還走私藥品賺錢。麵對誌不同道不合的昔日同窗好友，他憤然與其分手，兩人在繁華的大街上默默背道而馳……
一九五二年“鎮反”審幹時，因黨組織懷疑他入黨前的曆史，他曾天真地拿出這篇小說，試圖證明自己當年的立場，但沒有人肯讀一讀這個故事。刊登著《背道》的那張報紙，也從此不知去向。
我一直十分羨慕爸爸那一手漂亮的鋼筆字，大概就是在那時日日奮筆疾書的寫稿生涯中磨煉出來的。
後來總算有一個在大新公司工會工作的同鄉好友盧坤，給他介紹了一個住處，他搬出了家裏的閣樓，搬進了後來與我媽媽重逢的那個亭子間，一邊寫作一邊繼續在新聞專科學校讀書，用稿費交學費，生活勉強自立。他還參加了上海學生的反內戰、反饑餓的遊行，並與當年的老同學，也是廣東同鄉的林泉，往來甚密。這個叫做林泉的年輕人，那時正與女同學岱岫參與在閘北棚戶區籌建“方震小學”的活動。緣由是岱岫的中學女同學程哲宣認識了蔣麗似。這個蔣麗似是個大家閨秀，其父蔣複聰是中央圖書館館長，亦即大名鼎鼎的軍事理論家、前陸軍大學校長蔣百裏的侄子。蔣麗似畢業於大夏大學教育係，早在抗戰時期加入共產黨，拒絕了父親為她辦理出國留學，一心投入革命。此時的公開職業是區民眾教育負責人。她出麵籌建“方震小學”，得到蔣百裏兩位女兒的直接支持，蔣英小姐還為此舉行獨唱音樂會籌募基金。得林泉介紹，張愷之也成為“方小”的熱心活動者。林泉在中國新聞專科學校有一個十分親密的同學孫毅，很快將成為張愷之尋找光明的直接帶路人。
清晨明媚的陽光，開始在張愷之蝸居的亭子間小窗上短暫停留。每天早上他醒來時，都覺得這新的一天充滿了希望。陽光溫柔地撫摸著他寬闊的前額，像一位前來探訪的友人，從窗外深情地注視著他。偶爾臨窗飛過的啾啾鳥鳴，也像是有人在輕輕叩擊著他的房門。
他的房門很快就將被叩響。他昔日的戀人朱小玲正在朝他走來。而那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也即將向他敞開大門。
一個肥皂泡，看著是美麗可愛的，卻其實一觸摸就會破裂。現在因為人民受戰禍的苦痛太深了，現實的壓迫太沉重了，所以明知和平是肥皂泡，也以為它可以像個氫氣球一樣，向高空升起。哪裏知道肥皂泡根本就是肥皂泡，跌在地上要破，升高五尺也會破。如果和平也像個嬰兒，要從母體誕生。那麼，也不對，這個母體遭受的摧殘太大了，體傷過甚了，這個嬰兒即使生產下來，也是脆弱不堪，甚至會夭折的……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肥皂泡而不是氫氣球》
一九四七年初的一個深夜，林泉敲響了張愷之的房門。
他和林泉從來都是在外頭見麵，林泉輕易不到他的住處來。他想一定是發生了什麼不同尋常的事情了。
素來穩重沉著的林泉，這一天顯得有些掩飾不住的興奮。林泉在床邊坐下，使勁地搓著凍得通紅的雙手，笑著問：
噯，你在寫什麼？
張愷之掃一眼桌上的稿紙，有點不安地回答：我在寫一篇短說，叫《戇徒》，講一個農民反對鄉長貪汙被當成赤色分子的故事，諷刺性的……
林泉點點頭。過了一會，他終於低聲告訴張愷之說，孫毅昨晚找他談了話，告訴他自己是個共產黨員，並問他和張愷之對共產黨的認識怎麼樣？我說我怎麼樣你不是很了解嗎？我在中學時國民黨就懷疑我，抗戰勝利前就作為“赤嫌”被禁閉打入強迫勞動隊。至於張愷之嘛，他至今一直在後悔抗戰時沒有到蘇北去……
那一刻張愷之的眼睛都瞪直了。熱血一陣陣湧上頭頂。他知道自己等待這個時刻，已經太久了。卻原來共產黨真是無處不在，那個家中開著茶館，明明是富家子弟，又熱心仗義得像個大俠的孫毅，竟然就是共產黨？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找了多年的共產黨，竟然就在身邊！
林泉繼續說，孫毅告訴他，他早已把我們二人的表現向地下組織作了彙報，組織上要他對我們進行考察。半年多來，他認為我們的表現是好的，組織上已同意發展我們兩個人加入共產黨。你說，我們是加入還是不加入呢？
張愷之一下子從桌邊跳起來，不假思索地回答說：當然加入啊！我不管共產黨是不是會勝利，不管它能不能奪取政權，我認為它代表著人類的正義和良心，共產主義符合我一直以來的理想，我要加入共產黨，一定要加入，我尋找它已經好多年了，就是為它掉了腦袋，我也是情願的！
林泉點了點頭，表示同意。然後兩人決定，立即按孫毅的吩咐，分頭去寫自傳，以便盡快接受地下黨的審查。
我覺得這個夜晚的感覺很奇妙。白日裏喧囂的大上海已經沉睡，張愷之卻在清醒地伏案疾書，寫著自己二十四年的曆史。從一個流浪青年到新聞記者，又從記者到失業青年；從苦悶彷徨徘徊等待，直到覺醒直到反抗——這不是一個人的曆史，而是一個正發生著驟變時代的曆史；這不僅是他人生的簡單記錄，而是一次信仰的抉擇和確認的艱難旅程。他將把共產黨和共產主義作為他畢生為之奮鬥的遠大目標，使自己的全部生命為之燃燒出最燦爛的光和熱。
他聽見了吳淞口遠遠的黃浦江濤聲。恰如他的心潮，前浪後浪生生不息，奔流入海永不複回。
一宿無眠。黑夜已褪去，太陽正從他的心裏冉冉升起。
自傳交上去後。過了幾天，孫毅來找他們，說了三個字：批準了。
孫毅還說，××日子，××時間，有一個李先生會來看你們的。
那一天李先生果然如約前來。李先生讓張愷之和林泉舉起右手，就在張愷之的閣樓上，領著他們宣讀了入黨誓詞。麵前沒有黨旗，沒有黨旗也仍然使張愷之覺得十分莊嚴。前後不過幾分鍾，就念完了誓詞。等他們放下胳膊的時候，他和林泉從此就成了中共地下黨員。
這位李先生，後來就是張愷之直接的上級領導。他曾答應帶張愷之一同去解放區，但後來又改變了主意，將張愷之一個人留在了杭州，堅持地下鬥爭。李先生真名王鼎成，解放後擔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總編輯，一九六八年“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張愷之和林泉入黨以後，每隔一兩周，就到孫毅家的茶樓上，悄悄去過組織生活。那個李先生每過一段時間，就會在茶樓上出現，給他們那個黨小組的黨員們上黨課，分析國共兩黨鬥爭的形勢，有時也講黨的組織紀律，例如萬一被捕後，應該怎樣怎樣……
張愷之實現了他向往多年的願望，成了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他一邊繼續為報刊寫文章謀生，一邊同林泉更加積極地投入到“方震小學”的籌建工作中去。他雖然是地下黨員了，但那時的黨沒有俸祿、沒有津貼，黨沒有給予隻講奉獻。他仍然失業、仍然常常為自己的住處發愁。而這種比不是共產黨時更加艱苦、甚至每一分鍾都充滿了危險的生活，卻使他無比振奮無比快活。他像一隻上足了發條的時鍾不倦地旋轉著，風一般雷一般迅疾地做著地下黨交給他的每一件任務。他急匆匆走在上海城的馬路上，時常仰起頭，望著遠處百老彙大廈高高的樓頂，心裏對自己說著，他們遲早會將這些財產，交回到勞苦大眾的手中。
朱小玲就是在那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裏，忽然從天而降的。
他閣樓的門被輕輕叩開的時候，一陣清涼的風襲來，親吻著他的麵頰，迷糊了他的眼睛。他被那微風環繞著簇擁著，一種如癡如醉的感覺傳遍了全身——那個消失已久的小玲姑娘，癡癡地立在他的門口，手裏拿著當天的一張《大公報》，那張報紙的副刊上，以顯著的標題，登著他的一篇散文《雪之穀》。
朱小玲就是從這張報紙上，得知他的消息，然後設法找到了他的住處的。他沒想到，那個冬天朱小玲久等他不歸，開了春，她便自行主張，按他們當年所約，去了皖南屯溪的法政學院讀書。抗戰勝利後，朱小玲陪父親去丹陽料理祖田，而後隨同法政學院遷回了上海。他在一九四四年冬季寫給朱小玲的信，她確實一封都沒有收到過。但朱小玲始終沒有忘記他，那一刻他甚至覺得自己錯過了新四軍依然值得。一場離別的噩夢結束了，夢幻一般美麗的熱戀重又開始。朱小玲終於回到了他的身邊，張愷之簡陋的小屋從此熠熠生輝。現在，他的整個身心，整個生命，都沐浴在愛情的陽光之中。
我未來的爸爸和我未來的媽媽就此久別重逢。他們常常手拉著手，在黃昏時僻靜的小街上散步。我能感覺到他們身上的氣息互相縈繞，每一個細微的動作都為對方深深吸引。他們彼此呼喚著靠攏著，小心翼翼而又激情難耐。以往我所熟知的那個幼稚少年，正在一日日變成一個真正成熟的男人。我在他急促的呼吸和奔湧的熱血中，看見了另一個我，日後將構成為“我”的那另一半，正從朱小玲溫柔甜蜜的微笑中走來。
朱小玲後來由林泉介紹，進了“方震小學”任教。用我爸爸的話說，媽媽結束了曆時幾年的迷失，終於又重新回到了一個革命的集體之中。“方小”的校長，也是蔣麗似的好友程哲宣阿姨，賣掉了自己在辣斐德路花園洋房中的那架大鋼琴和金銀首飾，作為“方震小學”的開辦基金，林泉也籌集了相當一筆款項。“方小”的教員有中國新專的岱岫、暨南大學的董運謀、大同大學的張文光，無錫人陸兆書，還有朱小玲。這樣一批進步青年，聚集在上海閘北路的一個角落，眾目睽睽之下，暗中幹起了“造反”的壯舉，實在也有些不可思議。當時的上海地下黨領導人周克，常到“方小”來找那個叫陸兆書的人聯係。就像六十年代的電影鏡頭那樣，窗台上有一盆花作為接頭的暗號。隻要有花盆在，周克便可安全上樓。我那個未來的媽媽每天都為那盆花澆水，卻不知它真正的用途。媽媽還常常笑話陸兆書那口地道的無錫方言和藍色土布長衫。1947年底，哲宣同被通緝的中央政治大學研究生黃達昌結婚，大家一起到程家去吃喜酒。走到半路，那個陸兆書突然拐進一所公廁，去換上了一套西服。很多年以後，我媽媽還對陸兆書說，那時我看你行為怪僻，鬼鬼祟祟，還以為你是個特務呢，說得他哈哈大笑。直到一九四八年春節後，陸兆書奉命去浙東四明山打遊擊，任支隊政委，才知他真名卜明，是從解放區出來，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解放後卜明出任我國駐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副代表，回國後任中國銀行行長直至離休。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時，我曾去探望過他。同我媽媽當年的印象迥然相異的是，我覺得他一身正氣，坦蕩誠懇，雖然穿著醫院的那種藍條子睡衣，他仍然具有一種聯合國官員的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