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中央日報大聲疾呼，要政府“收拾人心”。人心需要“收拾”，可見現在的人心，到了怎樣一個亂七八糟的地步！尤其是限價的一閉一放之間，廣大人民，生活陷於絕路，情緒表現惶恐，正如所說，這些情形，已經不是“愛聽或不愛聽”所能抹殺，也不是“任何粉飾之詞所能粉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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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樣子看，一般“收拾人心”論者，都一律主張向特權階級開刀。因為“國家演變到這個地步，勢必犧牲極端少數的人才能拯救最大多數的人”，同時，如果“隻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那麼，“盡管口裏喊革命，事實上是反革命”。中央日報如此說，分量就有點重了。這實在就等於說：政府現在隻顧全少數人的利益權勢，走的是“少數派路線”，而大多數人“裝著一肚皮悶氣，人心失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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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假定得了嗎？》
四十三歲的爸爸回到了盼望多年的杭州。但是四季常綠的杭州城，根本沒有他這種人的立錐之地。當那個憂傷的春節終於過去以後，轄區的戶籍警來找爸爸，和善地對他說，今天你就去街道辦事處報到吧，街道服務站會給你分配工作的。
他最初把“街道”這個詞彙同自己的歸屬相連時，覺得十分刺耳。——“街道”是城市最基本的細胞組織，是這座龐大的國家機器不可缺少的一顆螺絲；“街道”還是“人民民主專政”那張巨網上，最後一道疏而不漏的網眼。一個走進了“街道”的人，便意味著他已無可挽回地淪落到了社會的最底層。無論承認還是不承認，他都必須麵對這個事實。
於是他終於平靜甚至“滿意”地接受了這個“工作”。這是他目前惟一的出路了。他早已是一個勞動者，隻要不再把他當犯人對待，隻要能有一碗飯糊口，多少能同媽媽一起負擔全家人的生活，他已別無所求。
街道服務站雜工組由七八十個“閑散勞動力”組成。他很快得知，其中的六十一個人有程度不等的“問題”——被單位開除的右派、解除勞教分子、刑滿釋放分子，還有像他這種所謂的“曆史反革命”……各人擁有例如“木陀”“瘌痢”“長條兒”這樣親昵的外號種種。他們聽說如今新加入的這個張愷之，原來是個知識分子幹部，對他倒是十分友好和客氣。
我爸爸與這樣一些遭遇也許比他更離奇古怪的人為伍，又一次開始重新做人。
在雜工組完成了一項下水道修建工程以後，服務站站長一度有意推薦他去工廠做“合同工”，這是當時在街道的最好出路。但是名單送交派出所，爸爸被刷了下來。如果繼續去做泥水小工，一天隻有一元三角錢的工錢，扣去街道的管理費，一個月才三十幾元的收入，實在是太少了。何況還要同街道的婦女們混在一起，婆婆媽媽的難受。無奈之下，在其他種種雜活裏，爸爸選擇了去煤場挑煤。他寧可去做又累又髒、但是多勞多得的煤場裝卸工。
每天天還沒亮，他便穿著一身破破爛爛的衣服出了門，手裏拿著一根挑煤用的扁擔。一個麵目清秀的中年人，手中拿著一根扁擔，自然有些不倫不類。張愷之畢竟還殘留著知識分子最後一點自尊感，那根扁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使他覺得難堪和別扭。所以他每天都起得很早，他希望能在天亮之前穿過街巷，到達他幹活的地點，以免被昔日的同事和熟人撞見。其實那時他早已沒有什麼熟人了，新聞界文化界的舊友不會再記得他，而那些同樣跌落深淵的故舊知己，早已是自顧不暇。街頭巷尾陌生的麵孔中，根本沒有人會注意他，媽媽似乎一再向他提醒。但爸爸仍然固執地堅持在蒙蒙的晨曦中，扛著他自己認為是模模糊糊的扁擔出門。
晨曦中，艮山門鐵路邊上黑壓壓的煤山，鬼影憧憧。
亮晃晃的鐵軌從烏黑的煤山邊上擦過，通往陰沉沉的遠處。
麵對這片烏黑的煤場，他又一次清醒地頓悟：從今往後，他不僅已真正墜落於社會的最底層，甚至將變成一種黑色的顆粒、一種極其細微極不足道的黑色粉塵，消失在城市每日排放的煙霧中。
爸爸每天傍晚回家，出現在我們麵前的，是一個從頭到腳、從裏到外都烏塗塗的“非洲黑人”。衣服、頭發和臉上，都嵌著一層黑黑的煤粉，隻剩下兩隻眼睛幽幽的亮色，還能辨別出他是爸爸。回家後爸爸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洗下一盆黑漆漆的渾湯，就像洗毛筆的水那麼黑。每次爸爸都很詫異地問媽媽，哎呀怎麼會這樣黑哩，我明明已經跳在鐵路邊那個水塘裏洗過一次了嘛，要不然，連眼睛都睜不開呐。媽媽苦笑著說，現在你可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黑奴”啦，將來說不定可以寫一部《新黑奴籲天錄》呢！那段時間，我們家的桌上地上床上，到處都分布著這種無孔不入的煤粉，我真懷疑它們會深入到我們全家人的骨髓裏去。
每天吃晚飯的時候，已經精疲力竭的爸爸，還會強打精神地給我們講他在煤場的見聞。其實也沒什麼有意思的事情，無非是今天的場地離鐵路近些還是遠些，煤堆高些還是低些，卸煤的角度難些還是容易些，計算噸位的時候，測量得公平還是不公平。他津津有味地講著這些，倒好像我們將來都可能去幹這種挑煤的活計似的。
爸爸從不向我們訴說和抱怨他挑煤的千難萬險。我曾說過我爸爸是一個天性樂觀而開朗的人，他既去挑了煤，就必得賦予挑煤以某種積極意義。十五歲的我差一點覺得挑煤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一直到有一天，那個叫做“瘌痢”的“同事”，順路來叫爸爸去開會。他無意中向媽媽提起了煤場那次驚險事故，我才知道爸爸原來在“從事”著一種多麼危險的勞動。
那一天，爸爸挑著滿滿一擔煤屑，走上了高高的跳板。用挑煤人的行話說，這叫做“三馬四跳”——即三級馬凳、四塊跳板搭成的長長的煤山之路。挑煤工把鐵路軌道旁卸下的散煤，一擔擔挑到空場地上堆起，從一張馬凳、一塊跳板，一天天逐漸加高，最後加到“三馬四跳”，一座十五米以上高度的煤山便巍然矗立。這就是“文革”前開始儲存的“戰備煤”。爸爸在果園勞動多年，在河邊船上挑大糞、給果樹挑水抗旱，一雙腳板和一副肩膀，早已練得行走自如。但這天他上了跳板，走到四級馬凳時，他腳下的草鞋，忽然被跳板上一枚“螞蟥釘”鉤住，沉沉的擔子猛地一晃，整個人就倒伏在跳板上，那根扁擔吊著兩頭的挑子，一下子壓在他的脖頸後頭。那擔屑煤有一百多斤重，爸爸用身子死死撐住，一動不動地保持著平衡，隨後跟上來的人倒也機警，毫不遲疑地在跳板上撂下挑子，上前去“救”他。當他們把爸爸頭頸上那擔煤移開時，爸爸居然一骨碌就爬了起來。腳上身上一點傷痛都沒有，簡直是奇跡。
天保佑，算他運氣啊！那個叫“瘌痢”的人大聲嚷嚷，嘴裏嘖噴有聲。假如老張摔下跳板，定是頭破血流了，傷腰斷腿都不稀奇，又沒有勞保沒有公費醫療，那是哭都哭不及的！“瘌痢”仍然感歎不已。
不要講了嘛。爸爸阻攔他。反正也沒出事，講了倒讓她們擔心。
媽媽不讓他再去挑煤了。但爸爸說不挑煤掙的錢太少，他不但要繼續挑煤，還要去跑煤球車，這樣收入就可以更多一些。成年以後，我一直奇怪爸爸這樣瘦小的人，當年怎麼能去做裝卸工呢？而且爸爸還是一個容易暈車的人，大卡車一跑起來，他就惡心想吐。於是他隻好在車上頂風而立，冬天寒風凜冽，別人都縮著脖子背對著風坐在車廂板後麵，可他卻得迎風站著，因為隻有這樣才不會暈車。
其實跑煤球車比在煤山挑煤更緊張勞累。因為煤球廠調度員分給街道工的，都是後夜班的活，而且送的地點都是距離較遠的煤球分銷店。每天深夜爸爸出門去“上班”的時候，我和妹妹都在夢鄉裏酣睡。我從未見過爸爸挑煤，我隻能從爸爸繪聲繪色的講述中，想象著更深夜靜的街道上，疾馳而過的熱氣騰騰的煤車——那一輛笨重的解放牌大卡車，停在煤球廠的車間門口，六個渾身上下黑黢黢的裝卸工，從車上跳下。兩副杠子四個人，另留兩個人在車上管攢攏。一筐筐蒸騰著熱氣的煤球，被他們從車間裏飛快地抬出來，衝上跳板。一塊跳板上上下下，稍慢幾分鍾，前麵和後麵的杠子就會碰頭。碰了頭就會挨罵，挨罵事小，弄不好就會撞傷。一次正在巷口卸煤球，爸爸一腳踩空，從解放牌大卡車上跌下來，奇怪的是他竟然又一次當場爬起，身上一點傷都沒有。
這樣的“故事”，常常聽得我氣都喘不過來。我說爸爸你真的蠻“結棍”啊，我怎麼一點兒都看不出來呢？
爸爸很謙虛地笑笑說：嘿，我力氣比不上人家，不過動作是蠻敏捷的啊。另外，也虧了小倪那個人呀，你不是見過那個大個子嗎，他總是抬後杠，讓我抬前杠。他力氣大，上跳板的時候，他每次都把煤筐拉在靠自己那一頭，還使勁往上推著我走，這樣我的分量就輕多了，你曉得不曉得？裝卸隊裏的那些工人，都是蠻爽氣的人呐……
那個叫做小倪的年輕人，平時很少講話。也不知他為什麼會到街道裏來做工。隻是聽說他父母雙亡，他一直也沒有結婚，惟一的嗜好就是喝酒，並且越來越貪杯，發了工資就買酒喝了，生活弄得亂七八糟的。後來也不知他得了什麼病，像一隻未曾燃盡便熄滅了的煤球，不聲不響地死去了。
那每日被鏟平運走、複又重新矗立的煤山；那熱氣升騰的煤球車上高高的跳板，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如一團走不出去的黑霧，籠罩著我們全家。
自從爸爸走進“街道”的那年開始，在我的童年少年時代來去匆匆、若即若離的爸爸，終於清晰而具體地站在我麵前。
那以前的很多年裏，我對爸爸的了解，實際是一個空白或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忽然地，我發現真正麵對爸爸，其實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
爸爸平時煙酒不沾，他生活中最大的享受，是買上兩毛錢的熟豬頭肉，晚飯時讓媽媽用醬油、糖和酒再加加工，便吃得山珍海味一般。他喜歡在早晨的泡飯裏拌上一勺古巴砂糖，說是可以給自己的重體力勞動增加點力氣。
爸爸在晚飯後定要仔細地閱讀當天的報紙，有時還會把它們細心地剪下來。他的枕邊總是放著一兩本前蘇聯小說，入睡前，他總是會翻上幾頁，就好像服用安眠藥似的。
有時爸爸如果上夜班跑車，白天在家休息的空閑中，他也會從一隻上鎖的抽屜裏，拿出一遝厚厚的稿紙來，然後正襟危坐地開始寫作。聽媽媽說，他在寫一個叫做《白蟻王國覆滅記》的劇本，已經寫了好多年了。據說爸爸對這種危害建築物的害蟲很有研究。他要通過白蟻王國的興亡，來揭示人類的真理。後來他似乎是終於寫完了這個劇本，剛寫完，“文革”就開始了。爸爸將他那部珍貴的手稿東掖西藏，一連轉移了好幾個地方，最後卻不知所終。爸爸後來一直為此扼腕歎息。
除了豬頭肉和白糖之外，爸爸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嗜好，那就是誨人不倦。在晚上讀完報紙到上床看書的中間那一段空隙，隻要他不寫作，他主要的工作便是教育我和妹妹。他總是啟發我主動地向他彙報學校的情況，然後不厭其煩地教導我那是怎麼怎麼一回事。他不斷地向我指出我在什麼什麼地方錯了，在哪兒哪兒做得不對，應該如何如何……他的矛頭通常主要是針對著我，但當我小心謹慎地避免著授他以柄，他一連幾天抓不住我的辮子時，這種批評的指向，便波及並蔓延到家庭的其他成員那兒。小叔叔姑姑還有舅舅，隨時都有可能遭到爸爸永遠正確的批評。
批評是爸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部分，一旦中斷了批評，爸爸便變得無精打采，索然無趣。每一次，他都會在我們言不由衷的自我批評中，獲得極大的滿足。他有一個極其充分的理由曾使我們每個人都深受感動，他說他就是因為在幼年時缺少父母有益的指點，任憑自己瞎闖，成年後社會經驗不足，導致後來的厄運，他怎麼能眼看著我們重蹈他的覆轍呢？他雖然無法為我們提供良好的生活條件，但教育我們批評我們，卻是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啊。
爸爸從不說自己有錯有罪一類的話。但他又無法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對他的處理是不公正的。——他不可能也不敢對我們說這樣的話。他必須要求我們聽黨的話跟著黨走熱愛黨相信黨。甚至還主動要求我在“思想上”同他劃清界限。於是這種教育方式同他的教育宗旨，就發生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衝突。我已經上了初中，有了一點點獨立思考的能力，有時對爸爸那種冠冕堂皇的教導，多少有了一些不滿。比如我提問，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提問，爸爸在沉吟中選擇他的答案，常常語塞、詞不達意還會有些許的尷尬。但他又不能承認自己錯了，他十分在乎他在這個家庭裏，最後保留的一份尊嚴和威信。即便再是潦倒背運，他依舊擁有著那一份極強的身份感和自我意識。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爸爸是不容反駁的。一旦有誰觸犯了爸爸違抗了爸爸，他就會暴跳如雷、聲色俱厲，持續轟炸直到你向他低頭認錯為止。
最使我難以容忍的，恐怕就是爸爸堅持要檢查我的日記這件事了。媽媽說過日記是寫心裏話的，媽媽說日記是自己最真誠的朋友。但爸爸熱衷於“第三者插足”，從未忘記過我這個“朋友”。每隔幾個星期，他就會仔細地閱讀我的日記本，然後提筆在每一處空隙裏，寫上他的眉批。我的日記本上，處處留下了他漂亮的筆跡，真不知是我的日記，還是他的周記了。萬一被他發現了有什麼不健康的思想，他便將日記本攤在桌上，讓我坐在一邊，開始了他冗長而嚴肅的談話，常使我苦不堪言。於是絞盡腦汁設法藏匿我的日記本，就成為我傷透腦筋的“地下活動”。無奈家裏那麼一點地方，我無論把日記本藏在哪裏，每次總是會被他找到。有一次我實在是忍無可忍，就在日記本的扉頁上，寫了一行大大的字，大意是誰偷看我的日記，誰就是小狗一類的話。——結果可想而知，那一次，我被爸爸狠狠地臭罵了一頓，還寫了一份書麵檢討。從此以後，爸爸檢查日記就被進一步合法化了。我開始設法躲避爸爸，他的嚴厲總使我感到難堪。
那些年中，我和爸爸的關係多次陷入僵局。盡管媽媽一再柔聲細語地從中斡旋，爸爸在我心目中，仍然可畏可怕。爸爸為抵抗他自己承受的壓力，無意地在家裏建立了另一種壓力場，我為抵禦外界的壓力，隻好首先去抵禦我的父親。如此循環往複，我和他都被置於一個無形的怪圈之中。
肚皮上的紅痣在那些日子突然變得奇癢難忍。但我不可能向爸爸訴說關於紅痣的疑問。我也永遠不會知道爸爸身上究竟有沒有紅痣。我漸漸恍悟，那顆困擾我已久的紅痣，同我頭皮上那塊黑色的胎記相比，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話說得很對，隻是未敢說出一句話：“打倒老人政府！”……
其實，拆穿來說，是明白得很的。倒不是“老人政府”造成了“老人社會”，而是在“老人社會”的基礎上，才會產生“老人政府”。
今日的所謂“人無出路”，並不是因為“老人”把我們的路阻擋著，而是整個的他們的製度，庇護著既得的權益。整個社會被根深蒂固的勢力所統治，徒然喊著“希望一個青年的政府”，隻等於“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