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而不死謂之賊”，如果這句話不錯，那這個老朽的社會，就是“賊”的社會了……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也論老人政府》
爸爸在他厄運開始的第二個十年，曾經希望國際冷戰的緩和，能夠減輕國內階級鬥爭的壓力。但他的這個幻想卻又一次破滅了，他在長期痛苦的等待中，迎來的是更為極“左”的瘋狂。
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的時候，爸爸媽媽為了防備紅衛兵來抄家，害怕紅衛兵會毀了他們多年積累的“文化”——那些“封資修”的書籍。所以爸爸把書架上所有“嫌疑”的書，都收藏在一隻巨大的木箱裏，貼上了“供批判用”的封條。那一天，我和妹妹幫著搬那些書的時候，妹妹忽然拿起那本前蘇聯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指著封麵上那個奧斯特洛夫斯基，竊笑著說，噯你看這個人像誰？像誰呢？我歪著頭看了一眼，撲哧一聲也笑起來。我不知道。我假裝嚴肅地說。妹妹把嘴貼在我耳朵邊上，輕聲說：像爸爸呀！她放下書，又去把媽媽叫來，媽媽看了一會，點點頭說，噢是蠻像的嘛。不過媽媽並沒有笑。
那是奧斯特洛夫斯基病愈後的相片。他的雙目深陷、眼眶突出、顴骨高聳、頭發稀疏、薄薄的嘴唇緊緊抿著，神情嚴峻而頑強。
我們拿著書又端詳了一會。真的，真的很像爸爸。
那時的爸爸，年輕時瀟灑而俊朗的外表，已經改變得太多。曾經圓圓的臉，變得瘦削而憔悴。那雙漂亮的大眼睛，深深凹在光禿禿的額頭下麵，眼眶像兩個井沿，在很深的井底，閃爍著冷冽的水波。
如今這雙眼睛，又將麵對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驟雨。
大串聯開始了。當我一心盼望著學校能同意像我這種“出身不好”的同學，也能和紅衛兵們一起外出串聯時，我一點都沒有想到，大串聯實際上已威脅到我們家庭的生活來源。
煤車停開了。由於鐵路交通混亂，“戰備煤”的運送受阻。艮山門車站每日呼嘯而過的煤車不再往來，煤場已無煤可挑。
服務站說：有工做工，無工回家。爸爸隻好停工在家數日。
有一天，那個曾同爸爸在一起跑煤車，外號叫“章木陀”的人，說是找到了一份給鐵刨花打包件的活，急急忙忙來叫爸爸同他一道去軸承廠。爸爸走後不久，來了兩個街道的人，凶巴巴地問我：張愷之人呢？我說我爸爸出去幹活了。去哪裏？我說我也不曉得啊。他們在門口猶猶豫豫地站了一會，也不知去哪裏找他。後來就嘟噥說：好啦好啦，今天算你爸爸運氣，本來要叫他去遊街的，他不在就算啦，算給他逃出一回。不過等他回來，你告訴他，明朝不準上班了，在家裏等著，明朝還是要去遊的！地富反壞右分子統統都要去遊街的！
爸爸回來後，我告訴他這件事。爸爸說，遊街就遊街，沒什麼了不起的。我反正是一隻“死老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
不過爸爸還是嘀咕了一句。他很關心遊街的時候，會不會戴高帽子，那麼帽子上頭，會給他寫上一個什麼罪名。
第二天爸爸去遊街。爸爸不準我去看，但我還是偷偷去了。我想我就隻看一眼，看看爸爸的帽子上到底會寫什麼。我低著頭擠在人群中，讓額頭披散的劉海兒遮住我的眼睛。後來我聽見有人當當敲著銅鑼過來，差點以為是賣梨膏糖的老頭，抬頭看，隻見一大片白花花東歪西倒的高帽子，是遊街的隊伍過來了。他們垂著手慢吞吞地走著，臉上毫無表情。有些人被剪掉了頭發，那帽子老是滑脫下來，走幾步就要用手扶一扶，有個人就幹脆用手舉著，於是那幾個“牛鬼蛇神”的字，高高在上地格外顯眼。路邊有孩子竊竊地笑，舉手喊著打倒×××的口號，尖聲怪調的像是在做一個好玩的遊戲。
後來我看見了爸爸。他的帽子上寫著：叛徒！
爸爸若無其事地跟著隊伍走著。我覺得他好像快要笑出來了。
那次遊街給我留下的印象，就像看了一場街頭活報劇，鬧哄哄亂糟糟的。記得爸爸回家後，把那頂帽子揉成一團，哭笑不得地說了一聲“瞎扯淡”！
過了幾天，爸爸又被叫到街道俱樂部去陪鬥。鬥爭的對象是一個叫餘熊的電工。有人揭發餘熊，說他把紅寶書墊在屁股下當凳子坐；又說他收聽敵台，是現行反革命。爸爸的罪名有所變化，這次成了“特務”。爸爸回來對媽媽說：我彎了半天腰，怎麼一點沒事。還是挑煤鍛煉人，腰都練出來了，你說是不是啊？
還有一次，爸爸被叫去陪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街道辦事處主任。我認識這個瘦瘦高高的老頭，講一口山東話，嘴裏總是有一股大蒜味兒，不過他待人挺和氣的。聽說他在南下前，是山東老區的一個村長。就在那天開完鬥爭會後，王主任回家過馬路，突然被一輛汽車撞倒，送到醫院裏，已經腦溢血死去。
廚房隔壁的小學校操場裏，每天晚上都傳來撕心裂肺的嚎叫聲，夾雜著皮帶抽打的聲音。在一個有月亮的夜晚，我站在窗邊，看見操場的大樟樹上，吊著一個人。那人苦苦哀求著，但沒有人理他。後來聲音越來越微弱，最後無聲無息了。吊掛在樟樹上的人影，在昏黃的月光下，像一尊受難者的雕塑。
自從開始清理階級隊伍，爸爸在家裏很少講話了。媽媽也總是忐忑不安的樣子。我覺得這個家，像是淒風苦雨中的一隻鳥窩，在風暴的襲擊中搖撼著，早已不堪一擊，隨時都可能從樹上翻落下去。
那年冬天，沈兆際一家人自殺的慘案，幾乎震動了整個城市。
我們全家都被這駭人聽聞的死訊驚呆了。一連好多天，我們常常會突如其來地毛骨悚然，惶惶不可終日。
爸爸說他見過沈兆際這個人。就在不久前的一天，街道通知他去開會。除了平時熟悉的那些“牛鬼蛇神”以外，還有一個麵孔圓圓的中年人，穿得很整潔，一副斯斯文文的樣子。派出所所長對大家說：今天的會，是讓大家來幫助這個沈兆際。他散布了許多反動言論，要讓他徹底端正認識。但那個斯文的中年人，一聲也不響。派出所所長說：噯你怎麼不檢查自己呢？你說過的那些反動言論，我們都是掌握的——有一天晚上，你和朋友到西湖邊上去，你是不是對別人說過，西湖假如裝上許多霓虹燈，就跟香港一樣漂亮了。你這不是羨慕資本主義又是什麼呢？你必須老實交代出來，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這個沈兆際還是不說話。他就那麼坐著，從開始到最後，也沒說一句話。於是派出所所長又進一步啟發在座的那些人，叫大家批判揭發。有幾個人隨聲附和了幾句。爸爸什麼也不知道，一直沒有發言。大家很尷尬，東拉西扯地敷衍了一會，最後所長隻好匆匆散了會，留下沈兆際個別談話。
第二天爸爸問了別人，才知道這個沈兆際，美術學院畢業，原先在美術出版社當編輯，也是個畫家。一九六〇年不知為什麼辭了職，平時以畫連環畫為生。“文革”開始後，出版社不再出書，他的經濟來源中斷，靠老婆一個人的收入，養活兩個孩子。所以有時候，就同一夥無事可做的畫家，在一起發發牢騷。卻沒想到有一位朋友的老婆檢舉了丈夫的“反動言論”，株連到他，被連續批判多日，還讓居民委員會監督，每天在巷口掃地……
就在那次派出所“幫助”他的半個月後，這個沈兆際在家裏，用電線將自己老婆電死。又電死了兩個女兒。據說他妻子曾請求他，兩個人一起死了算，但留下兩個孩子。他不肯，他說要走全家一起走，何必留她們在這人世受苦。當時兩個女兒苦苦哀求，他竟然不為所動，還是極殘忍地下了手，然後自己割腕自盡。卻不料他還剩下一口氣，被鄰居發現，送到醫院搶救。他活過來以後，全市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判大會，沈兆際被當即執行槍決。
如今，風雨飄搖卻仍然溫暖的“鳥窩”，就成為爸爸媽媽妹妹和我，最後一個遮風避雨、互相依傍的港灣。
媽媽已經被學校的紅衛兵小將勒令交代問題了。校門口貼出了“打倒大叛徒朱小玲！”的標語，不久後，媽媽被隔離審查。爸爸除了顧及自己的“問題”隨時會“卷土重來”，還要為媽媽的事情操心分憂。在媽媽長達四年之久的隔離審查期間，爸爸幫媽媽寫下的文字材料，恐怕比媽媽自己寫的還多。媽媽曆史上每一個重要的環節，爸爸都爛熟於心。有時我甚至覺得爸爸比媽媽還了解自己的曆史，許多細節，媽媽總是連自己都弄不清楚，而爸爸卻能將其整理得涇渭分明。過去的許多年中，一直是媽媽在支撐著這個家。到了“文革”，早已沉入“街道”裏的爸爸，似乎由於沒有發現“新的問題”，反而幸免於難。他從“文革”的邊緣擦過，比起以往的遭遇，這位老運動員已是見怪不怪。隻是在記憶中，留下了一些荒唐可笑的故事。
一九六九年初夏，媽媽還在隔離審查中，我離開杭州，去了北大荒。
那些荒誕滑稽的故事，都是後來我回家探親時，斷斷續續聽說的。
不過爸爸也許天生有點缺乏幽默感。他一邊講一邊自己笑得一塌糊塗，我們卻完全莫名其妙。——你們是怎麼搞的嘛，連聽都聽不懂？每次他笑完，就為我們的“遲鈍”而生氣。
故事一：關於“表格”
時間：“文革”初期
講述人：爸爸
——那是我在電纜廠當臨時工的時候，你媽媽還在隔離審查。我有一次去上海跟車，給你盧坤伯伯帶了點鮮魚，往他單位打了一個電話，沒想到他也被隔離了。我剛回到杭州，就讓電纜廠解雇了，隻好又去跟著裝卸組的人跑車。那段時間，全國各地來找我外調的人，每天都有好幾撥。街道幹部為接待他們，忙得不亦樂乎。偏偏我每天外出跑車，街道的人，經常找不到我。於是隻好把我從裝卸組調出來，安排到附近的糧食局倉庫去管倉庫，以便隨叫隨到。
那時來找我調查曆史的人，哪兒來的都有。問來問去，都是一九五二年鎮反、一九五五年肅反、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九年反右傾時候，早已重複了無數遍的內容。我就開始不耐煩了。同你媽媽單位的那些紅衛兵小將們一樣，那些外調人員其實都在借外調的名義遊山玩水呢。你熱愛名勝古跡我們管不著，可是讓我們一遍又一遍沒完沒了地寫材料，實在豈有此理。有一次，兩個外調的人找到了我們家裏，自稱是浙江日報的。他們問我：你是怎樣介紹袁少陽參加特務組織的？我反問說：我怎麼會介紹袁少陽參加特務組織呢？你們倒說說看。那個高個子的人說：你不是讓他填過一份表格嗎？我問：啥時候填的表格啊？那人說：一九四九年五月。我又問：一九四九年五月，杭州不是已經解放了嗎，我怎麼會介紹他參加特務組織呢？另一個矮個子就說：那就要問你啦，你自己心裏最清楚！這時我忽然想起了解放初的一件事。那時我去市委報到，地下市委書記對我說，可以找幾個思想進步的排字工人，去省報工作。後來我就找了袁少陽幾個人，同袁少陽也就這麼一點關係，那恰好是一九四九年五月。於是我生氣地對他們說：那時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共產黨員，他是個工人，我是介紹他參加工作，不是參加特務組織。你們不要胡說八道！那個矮個子氣勢洶洶地說：張愷之，你太囂張了，你想抗拒“文化大革命”，絕沒有好下場！我這個人的脾氣，你是知道的。我一聽這話，火冒三丈，頓時就跳了起來，用手指著門口，對他們喊道：你們給我出去，出去！你們走！我不認識你們，我不跟你們講話，走！快走！這兩個外調人員隻好氣呼呼地摔門走了。後來過了十多天，報社來了另外兩個人，很客氣地向我道歉了。他們說，是因為在袁少陽的檔案裏，發現了一份履曆表格，介紹人一欄，是我簽的字。所以讓我作個證明。我說：你們懂不懂起碼的常識啊？以後不要再鬧這種笑話啦！
妹妹在一邊插話：我告訴他們說：這種表格，在文具店裏，都有賣的……
故事二：關於“逃票”
時間：“文革”中期
講述人：媽媽
——後來就開始“鬥批改”了。那時候我的隔離審查已經結束，回到了家裏。你爸爸告訴我，街道黨委派了工作組到服務站，雜工組改名叫修建隊了。有一天，來了一個女指導員，聽人說，她以前是外縣一個劇團演樣板戲的，人倒長得蠻端正。她用一口紹興方言自我介紹說：我叫金彩鳳，現在，街道黨委派來一批優秀的共產黨員，同大家一起搞鬥批改……此話一出，眾人哄堂大笑，她自己還莫名其妙。掏出一本小紅書，像模像樣地給大家念語錄。下麵幾個婦女忍不住笑，根本沒把她放在眼裏。這個修建隊七八十個人，什麼人沒有啊，她還以為自己真的就是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哩。
過了一些天，是晚上，金彩鳳在修建隊狹小的房子裏，召開全體大會。她站在上麵，突然聲色俱厲地喊道：張愷之，今天你要老實交代，你為什麼要在電車上逃票？
你說什麼逃票啊？當時你爸爸一點都摸不著頭腦。
什麼逃票？我們有證據，你不要想抵賴。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說，前些天，你坐電車到城站去幹什麼勾當？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爸爸越發莫名其妙。他解釋說：大家曉得，我一向都是騎自行車上下班的，我從來不坐電車，而且，我差不多有一年沒到城站去了，你說的逃票，到底是怎麼回事？有沒有弄錯呀？
在座的人頓時議論紛紛，都覺得這件事蹊蹺難辨。有敢說話的，認定張愷之不會做這種事；也有人建議領導核對日期時間，隻要證明那一天你爸爸是在工地上，嫌疑就可以排除。這時有個家夥站起來說：噯，我相信，領導上不掌握材料，是不會冤枉好人的，你還是坦白了的聰明。你爸爸瞪了那個人一眼，怒氣衝衝地罵了一句：你是個混蛋！你說這種話，連狗都不如！金彩鳳覺得自己的權威受到了挑戰，臉漲得通紅，高聲喊叫：張愷之，你的反動氣焰太囂張了，我們革命群眾決不會放過你的！從現在開始，你給我停職反省，作出書麵檢討！你爸爸頭也不回地走出了屋子，會場上鬧哄哄的亂成一團。
到了第三天，家裏來了兩個幹部樣子的人，說是來外調的，又不肯報出單位和姓名。一來就裝模作樣地讓你爸爸談個人曆史。你爸爸也故意不問他們到底要調查什麼，就滔滔不絕地給他們講地下工作時候的事情。對自己的個人曆史，你爸爸反正早已是倒背如流，重複無數遍了。他東拉西扯的，聽得那兩個人直打哈欠。
又隔了幾天，街道通知你爸爸去開會。我想大概又是那個“逃票”的事，什麼時候才算完啊，真是舊冤未了，新錯又添，我們到哪裏去講理呢？
你爸爸走進會場，大吃一驚。原來是一個鬥爭會，聽說，那個在電車上假冒張愷之逃票的人，竟然被抓到了。那天到我們家來外調的人，就是市交通公司的……
（爸爸在一邊忍不住插進來說：那個人叫杜國江，是武林街道的。我怎麼都沒想到，會是這個人冒充了我。杜國江曾經同我一道在果園“自救”，後來也回了杭州，所以知道我的地址。他本是湖南湘潭人，老家離韶山隻有幾裏路。十年內戰時期，在國民黨軍隊當排長，圍剿井岡山時被俘。聽說朱德總司令還對俘虜講了話，去留悉聽尊便。他居然站到“去”的隊伍裏，又回國民黨軍隊當了排長。到抗戰初期，此人已爬上副營長之職。抗戰勝利後，他才離開國民黨部隊，去做了生意。解放後的處境當然可想而知了。這樣一個人，在電車上逃票被人抓住，問他的工作單位和姓名，他竟說自己叫張愷之，是××街道的臨時工等等，說得有鼻子有眼。公交公司的材料轉到我所在的街道服務站，金彩鳳趁機大抓階級鬥爭，才惹出了這場小小的風波。不過，那個杜國江，在批判大會上，總算低頭認罪，遭到了眾人的唾罵，我看他也真是沒出息，可憐又可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