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解鈴還須係鈴人”，政府的政策把人民“倒”而“懸”之，到頭來幾個官吏“辭職”，“懸”也就此“解”下，這幕劇，真是“惡作”也夠味兒之至。官話說，無論“八一九”改革幣製，或現在取消限價，為的都是解除老百姓的苦痛。某些大官，因為害怕大家因此埋怨起政府來，乃曰：“思慮或有不周，辦法或有不妥，但衷心卻是為了人民”，他們對於自己的顢頇低能，壓根兒不覺得一點難為情，反而戰戰兢兢的隻求老百姓對他原諒，真是怪事。
……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解懸了嗎？》
很多年以前，當我爸爸還在煤場一鍬鍬“挖山不止”的時候，他也許就已經有了一種神秘的預感，覺得強加於他頭上那座黑色的大山，已開始在曆史巨大的掌心中緩慢移動。它被人類前行的力量所驅使，正在一點點挪開它原來的位置……
夏日的台風猛烈地搖撼著黑沉沉的煤山，他甚至聽見了從煤礫中發出嘎嘎崩裂的粉碎聲。
這隻是一種幻覺而已。他解嘲地搖了搖頭。這座山實在是太大太硬也太堅固了。何況，每挖去一鍬，它又會重新生長出來。每隔七八年又來一次，像一個砍不盡的九頭怪獸。
日曆已經指向一九七六年秋。那一天，頭上已出現幾縷白發的張愷之，正在彈簧廠孜孜不倦地敲打著他永遠的洋鐵皮。忽然，他似乎覺得腳下的大地劇烈地震動了一下，他的身子晃了晃，那張寬大的鐵皮猛地從他手中蹦了出去，鋒利的尖角在他手上劃開了一道長長的口子，殷紅的鮮血噴射在灰白色的鐵皮上，漫漫流淌成一個奇妙的符號……
像是個字呢！我爸爸忘了疼痛，好奇地側頭望著那延伸著的血跡——是個“大”字，還是“人”字呢？他琢磨著。最後他斷定那是一個“人”字。西斜的陽光在那“人”字上駐足不去，刺疼了他的眼睛，血色便格外地鮮豔奪目。他發現自己原來還擁有如此旺盛而鮮紅的血液，這個意外的收獲使他對自己感到十分滿意。
那個大地震動的時刻，時年五十二歲的張愷之，正津津樂道於研究那個鮮血塗抹的人字。他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正在發生著什麼。他已經等待得太久，他的生命是由幾十年的等待連接而成。他對這種等待的結果其實早已麻木，等待已成為他的生命本身。
在他的一生中，盡管他曾經多次預言過自己一定會重新站起來。但當著七十年代末期撥亂反正的鍾聲，在滿目廢墟的神州大地敲響時，他仍然感到了一種極度的惶惑和震驚。
他麵對著一種結束和另一種開始。然而究竟是一種“什麼”行將結束，又是一種“什麼”即將開始呢？
曆史的風車疾速地旋轉，從一九七八年開始，短短幾年，中國將三十年來糾結的亂麻、沉積的汙垢，匆忙重新整理和清掃。“文革”中被打倒的“走資派”，紛紛官複原職；反右“擴大化”的所謂“右派”，終於恢複了名譽、重新安排工作，並歸還了被抄家沒收的財物……滿目瘡痍的黃土地，掩埋著無以數計的冤魂；狹長的鐵路公路，擠滿了離鄉背井的上訪者；四海之內冤假錯案的受害者，聲聲哭訴、陣陣怨憤，一時氣衝霄漢。
那麼張愷之呢？他既不屬於“文革”、也不屬於“反右”。他的冤情發生得太早，早在共和國建國之初；早得某些人差不多已經忘記了還有過這樣的事情。他的“錯案”屬於“鎮反運動”後期，清理中、內層幹部中的個例，哪兒和哪兒都挨不上，那麼將由誰、由哪個部門來受理他的申訴呢？
那段時間張愷之不斷收到各種聚會的邀請，去送別他昔日的難友們，歡天喜地回歸革命隊伍。我那仍然做著白鐵、水管的爸爸，一次次向老友們表示真誠的祝賀，然而笑容裏未免摻著幾分苦澀。他時而衝動時而沮喪時而激憤時而焦灼，他已在等待中苦熬了近三十年，三中全會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平反冤假錯案，大概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可盼望的機會了。
我在千裏之外的北大荒，不時收到爸爸充滿焦慮的來信。他說某某伯伯建議應向公安部提出重審他的案子；某某伯伯建議應找當年主管政法的省委領導；但不管將從哪裏開始著手，他總算已弄明白，不會有人主動找上門來為他平反。現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必須盡快找到當年直接與他聯係的地下黨領導人。
張愷之終於向省公安廳，正式遞交了他的申訴書和自述材料，並將副本交給省報——他原來的工作單位。希望他們能聯合複查，解決他的問題。當他將一遝厚厚的稿紙，鄭重地放在那張堆滿了各種文字材料的桌子上時，他恍然覺得這個重複了許多年的動作，實在已熟練到近於機械的地步了。這份經過他六天六夜“苦鬥”，在原來所有申訴材料的基礎上寫出的長篇自述，幾乎耗盡了他全部的心血和耐力。走出公安廳大門時他的四肢癱軟，他不敢去想也不敢相信，這是不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申訴？
答複竟然很快就來了。省公安廳已同意和報社聯合複審。報社政工部門為此事已發出了六十多封外調專函，對張愷之的曆史“疑點”進行查證。那段時間，省公安廳此類申訴堆疊如山，應接不暇，故要求省報派出一位人事處副處長，協助公安廳進行外調，報社也很配合。張愷之懸吊的心，總算是有了一線依托。他長達二十七年的申訴，至此第一次被受理。一九五二年寫下的“戲本”，一九七九年才算是終於開了場。
各地的證明材料陸續寄回來了。卻偏偏的，他最重要的一位證人，當年地下黨直接領導他的王鼎成（解放後任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長），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於是尋找另一位證人便很費了些周折。
每一次去公安廳催問“案子”的進展，爸爸總是興衝衝又憂心忡忡。幾次聽說快了，一時卻又杳無音訊。那座黑色的大山總是挖一鍬又長一鍬，日日月月沒有窮盡。他每天都看見陽光從他的頭頂掠過，卻眼睜睜看著它消失在高遠的藍天。希望像一絲稍縱即逝的閃電，在天際可望而不可即。這是爸爸生活中一段異常難熬的日子，甚至比那漫長的“自救”生涯更令人難以忍受。他不停地給我寫信，企圖以此來緩解自己的焦慮不安。畢竟，平反曆史上的冤假錯案，隻是上頭的一個決定。或許說，是一份登陸的許可證。你能否走過這片泥淖，還得自己找鞋。
他們周圍所有的熱心朋友，幾乎都幫著張愷之投入了“找鞋”的活動。
經某某朋友介紹，爸爸認識了一位馬律師，當時他恰巧在省公安廳為一位領導起草文件。他青年時代在上海參加過學生運動，解放後多年一直從事公安工作。外表永遠溫文爾雅的馬律師，對張愷之的遭遇出於一種深切的同情之心，開始為爸爸的平反一事四處奔走。
張愷之終於得到了公安廳二處那位態度和藹的欒科長較為可靠的答複。他說事情已經搞得差不多了，結論的草稿都寫出來了。目前就是還缺少一份證明材料——在某個重要的曆史關節上，一個查證人的證言。經過聯係，得知此人曾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然而時隔多年，如今已下落不明。省公安廳通過北京公安部門去查找，隻知此人是在勞改係統，解放初從上海送去外地勞改。現在究竟人在何處，還需要等候各地的回函。總之不是在內蒙古，就是在黑龍江，或者是新疆、青海這樣一些遙遠的勞改農場。要找到這個人，是很費時間的事情。要耐心地等一等。不過，按此線索找下去，總是找得到的，想必應該是快了。那位科長還說，你如果是一般的問題，有半個月我也就給你搞好了，但你的事情時間太長，這個人又很重要，我們這樣認真地去查實，就是為了給你作出全麵的結論……
爸爸在心裏長長地鬆了口氣；他一直擔心這個“證人”在解放前夕跑到台灣去，那他真是有口難辯了。既然此人還在大陸，總還有查清的希望。解放初期，他在“革大”直屬班受審查時，有關方麵根本不作任何調查，單憑一種武斷的猜測，就輕易草率地把一大批人打成了“反革命”，將他們的政治生命判了“死刑”，弄得這些人幾十年有冤無處申訴。如今能夠這樣徹底地查一查，弄個水落石出，他當然求之不得了。
那一天傍晚，張愷之走出公安廳大門時，心裏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時已深秋，他卻覺得身上有些燥熱。他脫去了那件髒兮兮的黑呢子上衣，在暮色中匆匆走回家去。最後一線夕陽，將他的灰色的毛衣染成了怪異的紫紅色，一晃一晃的十分耀眼。他覺得自己像是一個被解除了魔鬼咒語的怪物，正一層層蛻去那身黑色的外殼，恢複他幾十年前的本來麵目。
那天他心情很好。路過電影院時，他心血來潮地買了幾張電影票，請媽媽和妹妹看了一場日本電影《砂器》。
坐在黑暗的電影院裏時，他忽然產生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他覺得很多年前，發生在他身上的那場“浩劫”，很像是一部拙劣的推理小說：A=B，B=C，所以，A就=C了。如此草菅人命，問題究竟出在由於當初沒有認真核查事實，還是由於評判事實本身的標準所造成的呢？標準作為一個量詞，究竟由某種思想體係還是由某一集團製訂？更確切地說，是黨還是國家呢？難道一旦掌握了標準的製訂權，就掌握了解釋“曆史”的權力麼？推理小說似乎源出日本，但《砂器》卻證明，世界上的事情，無論多麼複雜的案情，事實必定具有它不可更改的客觀性。
這場電影看得他心情激憤，一時卻又更為迷茫。
過了幾天，馬律師來找他說：那個重要的證人已經找到了，並寄來了證明材料。你本人提出的申訴與複查的情況相符。他又說，省公安廳的複查人員認為，一九五四年張愷之從喬司回來後，沒有發現他有什麼其他問題，原本就應該讓他回報社工作，那時沒有這樣做就是不對的。馬律師還拿出了一份（79）96號文件，給他念了一段用紅筆畫出的文字：凡是原則認定的主要事實失實，混淆敵我矛盾的，都應屬於有錯必糾之列。他收了文件，歎口氣說：但是現在積壓的申訴太多，還必須履行一整套繁複的公文程序，時間確實是拖得太久了一點，你再耐心等幾天，想必應是快了，快了。
馬律師剛一走，張愷之再也按捺不住，急急跑去找公安廳的那位欒科長。一打聽，才知他病休在家。他又跑到欒科長家裏。欒科長見到他，竟問：怎麼，還沒有搞好嗎？我還以為元旦前就搞好了呢！原來這個月欒科長動了手術，在家休養。張愷之的事，已交給別人去辦了。爸爸說：那麼春節前能不能辦好呢？這可已經是一九八〇年了。欒科長點點頭說，爭取吧，我上了班，馬上去催。
現在我已忘了一九八〇年的春節，我為什麼沒有回杭州探親。我是在春節過後收到爸爸的來信的。那是一個雪後初霽的大晴天，窗玻璃上晶瑩的冰淩花，正在溫煦的陽光下漸漸消融，化作滴滴清淚般的細流，在明亮的玻璃上蜿蜒著，洇濕了雙層窗框中的木屑。那些奇妙的冰淩圖案，慢慢消失在陽光和暖氣中，露出了窗外銀白的積雪……
我打開了爸爸的信。他的第一句話就是：
為爸爸高興吧，我們多年來等待的奇跡終於出現了！省公安廳和省報作出了決定：撤銷一九五二年對我的處理。並宣布給予平反。我真的解放了！
下麵的一句話是：我衷心地歡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正確路線勝利萬歲！
我沒有感到什麼特別的驚喜。也許這早已在我的意料之中。也許，那麼多年的盼望，已使我近於遲鈍和麻木。
隻是，我的目光在“解放”那兩個字上，停留了許久。我眼前出現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的第二天清晨，他正飛快地騎著一輛破自行車，沿著公路駛向杭州城，去報告海寧縣和平解放的消息。而這位地下黨員張愷之同誌本人，卻在三十年以後，才真正得到“解放”，這是不是有點像一部荒誕小說的情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