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張愷之當時卻無法得知，像駱中傑這樣資深的地下黨領導人，為的是什麼樣的“曆史問題”，竟被判了重刑。
那夜窗外的桂花飄香，房間裏彌漫著一陣陣濃重的馥鬱。爸爸起身關上了窗戶，他覺得今夜這桂香充滿了苦澀。
那是一個曲折離奇而苦澀沉重的故事。很久以後當我聽爸爸複述這個故事時，我的手心竟是一片冷汗淋漓。
一九四五年，駱中傑任青浦縣地下工委書記。抗戰勝利時，主力部隊北撤，當時有兩個傷員病情太重，無法隨部隊前進。部隊便將這兩個傷員，交給了地方黨組織，隱藏在一個農民地下黨家裏。當時國民黨正在青浦縣到處清鄉抓人，風聲很緊，地下組織無法把他們送去治療，一時也不可能把他們轉移去別處。這兩位傷員的傷口潰爛、腐臭生蛆，他們天天哭鬧，揚言如再不給他們治病，就要殺人。那個農民黨員擔心萬一暴露，身家性命難保。駱中傑也發愁如此下去會引發許多問題，甚至導致整個地下組織遭到破壞。正在他焦急萬分之時，有人提議，幹脆將這兩個傷員，就地“處理”掉算了。
駱中傑當時對這種提議十分震驚。他沒想到，革命同誌之間，竟然會有這種極其殘忍的念頭。即使是為了顧全大局，他也決不能同意。他當即表態說，事關人命，究竟如何掩護這兩位生命垂危的傷員，必須請示上級領導決定。但當時上級領導正在轉移之中，一時聯係不上。縣工委也分散活動，情勢十分危急。駱中傑到處尋找願意掩護這兩位傷員的群眾，但卻遲遲未能落實。初冬的一日傍晚，他外出回到駐地，發現那兩位傷員的床鋪已空，有人報告說，傷員在當天上午咽了氣，因擔心情況隨時有變，所以將他們草草入土安葬了。
對於這個說法，駱中傑當然是有懷疑的。但因當時的環境複雜，“地下”組織麵臨四方威脅，又沒有傷員非自然死亡的證據，傷員既然已死，他無法讓他們複生，也就隻好作罷了。隻是沒有完成上級的任務，他心裏悵悵。那天晚上，那幾個原來看護傷員的人，弄了些熟菜，在一起喝酒，還叫他也一道來喝。他夾了兩筷子肉，喝了一盅酒，心裏覺著有點不對頭，就問他們這買酒的錢是哪裏來的？那幾個人喝得迷糊，醉醺醺說是從那兩個傷員的身上找出來的，反正人已經死了，把錢帶到棺材裏去，還不是白白浪費！駱中傑一聽大怒，一腳踢翻桌子，將他們臭罵了一頓，拂袖而去。
傷員之死與喝酒的事情發生後，駱中傑自責甚深，覺得自己沒有盡到責任。愧對上級領導，更愧對那兩位傷員。他隨後便主動向淞滬工委領導作了彙報，並請求處分。許多年裏，這個再也無法彌補的過失，成了他的一塊心病，使得他常常寢食不安，輾轉難眠。
於是一九五四年他在華東黨校學習時，又一次主動向組織作了徹底交代。當時黨組織經過調查，認為他作為地下縣工委書記，對於傷員被害未能及時製止，確實負有一定責任。但他事前事後立場鮮明，並為保存地下組織做了大量工作。為懲前毖後，給予記大過一次的處分。一九五五年，他從原來市總工會的組織部長，貶為勞保部副部長。
然而到了反右後期，一九五八年，沒有任何解釋，突然宣布對他判處有期徒刑十年，送某農場勞改。一九六八年獲釋後，回青浦老家務農。無黨籍無公職，老婆早已同他離婚，如今是孤身一人，晚景淒涼。
爸爸聽完了他的敘述，很久沒有說話。
駱中傑抹去眼角渾濁的淚水，喃喃自語……有人說，這叫做坦白從嚴，是我自找的苦頭，不過我倒是不後悔，我承認自己有罪，我不該同他們一道喝酒……我隻是想，這麼多年過去，黨也應該寬恕我了吧……可是我兩次申訴，兩次都被駁回了……
你請求寬恕是沒有用的。爸爸打斷他說。問題不是寬恕與否，而是從黨的政策上衡量，你到底是不是有罪。依我看，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澄清你究竟是不是有罪的問題。
駱中傑囁嚅說：我沒有參與殺害傷員，我始終是反對這樣做的。當時上級也認為我有責任，但責任是間接的。
是的，你沒有直接責任，所以證明你沒有罪。爸爸歎了一口氣，又繼續說。你不是有罪，而是有錯。錯和罪，是根本不同的兩個概念，不能混為一談的。你在當時那麼複雜的環境中工作，確實需要考慮整個地下組織的安全，而且你始終盡了最大的努力，保護那兩個傷員。你沒有完成任務，是你的失職，但不是犯罪；你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同他們喝了酒，放鬆了警惕，是政治錯誤，但也絕不是犯罪。你說是不是啊？
駱中傑點點頭，眼裏閃過一絲亮色，臉上恍然大悟。
爸爸站了起來，在屋子中央來回踱步。
依我看，這幾年平反的大量冤假錯案，其中有一大部分，就是由於中國目前的法製不健全造成的。爸爸的眼睛注視著駱中傑衰老的臉龐，一邊激憤地說：動不動就上綱上線，動不動就是階級鬥爭，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是朋友就是敵人；量刑不是依照客觀事實，而是根據政治需要；定罪不按法典，而是任人好惡。你想，這樣幾十年下來，豈不是綱常紊亂、敵友不分、黑白顛倒，把本來支持這個政權的人，一個一個地打倒在專政的鐵拳之下了麼？
那……那我的申訴……駱中傑囁嚅著，惶惶抓緊了手裏的拎包。
這樣吧，你今天晚上就在我這裏住下。張愷之十分痛快地說。我來趕個夜班，幫你重新起草一份申訴書，把你要求平反的關鍵理由，陳述清楚。明天你自己抄寫整理一份，再送上去試一試，你看好不好？
那個深夜，爸爸在燈下伏案而坐。台燈柔和的光亮，在黑暗中彌散成一道透明的三角。這情景使他覺得十分熟悉，他想起了青年時代的筆墨生涯，那時每天夜裏就是這樣在燈下寫著一篇篇文字激揚的專欄稿。一晃竟然幾十年就過去了，當他重新坐在桌旁時，卻是在為自己、為別人，一次一次地寫著寫不完的申訴材料。
他的筆尖沙沙從紙上滑過，像是一點點剝剔著曆史的塵埃和鏽斑，露出筆底人世的本色。他幹得輕車熟路遊刃有餘，就像修理著一隻被台風扭曲了的白鐵隔漏，得心應手地敲打著朽蝕的裂縫，再將它們鑲拚嵌接起來。他將用筆慢慢剖開那些被曲解被篡改了的曆史事件，然後在重岩迷霧中另辟蹊徑。
屋角的沙發上，傳來駱中傑沉沉的鼾聲，伴著一聲聲驚悸的夢囈。天快亮的時候，張愷之寫完了最後一個字，他揉著眼睛，抻抻胳膊，扔下筆；把厚厚的一疊材料放在駱中傑的枕邊，回到自己的房裏和衣而睡。窗簾上已映出淡淡的曙色，天空脫去了黑色的長袍，如同一個走出牢籠的囚徒，沐浴在自由的空氣裏。他覺得很疲倦，卻頓時沒有了睡意。中指上的硬繭，在手上隱隱作痛。他的嘴邊掠過了一絲苦笑。他想自己手裏的這支筆，莫非真的隻剩下幫人寫申訴材料這一點用處了麼？他等待了幾十年的平反，而平反後他真正可做的事，好像隻剩下去幫別人平反，這莫不是一種辛辣的嘲諷麼？
但他無法拒絕。因為這不單是為了幫助那些人改變個人的命運，而是修改一種他至今難以說清其實質的曆史存在。
三個月以後，駱中傑被撤銷原判，並恢複了他十三級幹部待遇，在青浦縣城安度晚年。
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三年期間，我每次回杭州探親，家裏總是門庭若市。我們的午飯和晚飯，經常被各種各樣來訪的人打斷。來人自然都是來找爸爸的。不是來送材料，就是來取材料。爸爸在任何時候總是和顏悅色，來者不拒。那些人或是麵容憂戚、或是滔滔不絕、或是心事重重、或是笑逐顏開，在我們家裏留下了一個又一個大同小異、傷心而又重複的故事。我初時不免略有厭煩，稍後又驚訝憤怒，再以後，便漸漸歸於平靜，在沉默中思緒萬千……
一次我和爸爸上街，剛剛走出小巷，迎麵過來一個老頭，老遠就衝著爸爸叫張先生。走近了，隻見他滿麵笑容地向爸爸深深地彎腰鞠了一躬，弄得爸爸怪不好意思。
女兒回來啦？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我發現他的額頭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在陽光下喜氣洋洋地閃爍。
回來了。爸爸答應著。你這一向好哦？
好的好的，托你的福啊。自從平反以後，兒女們每個禮拜都來走動，拎著老酒，蠻孝順的哩……
那就好那就好。爸爸也眉開眼笑的。回頭又說：酒少喝一點啊。
曉得曉得。他連連點著頭，並不走，站在那裏目送我們。
這個額頭上有刀疤的老頭，是不是就是好幾年以前，在這個院子裏砌花壇的那個泥水工呢？我問爸爸。
你還記得他？爸爸覺得奇怪。
當然記得囉。我說。他這個人很怪，怪極了，臉上從來沒有一點笑容，也從來不同人講一句話，看上去蠻嚇人的，我印象好深。有一次天氣很熱，我們從外麵回來，買了幾根雪糕，你看他在樓下幹著活，汗流浹背的，叫妹妹拿了一根雪糕給他吃，他死活也不要。妹妹就把那根雪糕放在他旁邊的花壇上，上樓去了。過了一會她下樓有事，發現那根雪糕原封不動放在那兒，地上化了一攤水，妹妹很氣，說早知道他不吃，還不如不給他呢。是不是有這麼回事？
是啊。你記性倒是好。爸爸一邊走一邊說著。那時我每天從他麵前走過，也是覺得奇怪。憑我的經驗，我看出他也是一個不幸的人，一定有很深的痛苦埋在心裏。我就去問他，到底有什麼事情使他不開心。他開始不肯說，我一次一次問他，他才告訴我說，他原來是京劇團的一個辦事員，自然災害那年，他實在餓得受不了，偷吃了食堂的三個饅頭，還拿走了兩個蘿卜。單位發現了，帶著人到他家搜查，說有人檢舉他解放前是國民黨特務分子，曾經跟蹤過進步人士，就這樣把他送去勞動教養三年。實際上，解放那年他才十三歲，說他是特務，真是無稽之談。他額頭上的刀疤，就是在勞教時挨打留下的。他勞教期滿回到城裏後，再也沒有固定的工作，後來總算結婚生了孩子，但孩子長大後，總是嫌他有政治問題，對他一直不好，他覺得自己做人這一世，真是沒意思也沒盼頭，你想想，就為了這麼點事，弄得他幾十年沒有一點笑容……
如今他怎麼突然像是換了一個人一樣啊？我問。
爸爸不無得意地說：那是因為現在他的頭可以抬起來了。
媽媽在一邊插話說：又是你爸爸，為他寫了申訴書，過了不久他的原單位就來了答複，說那個特務的罪名是當初別人陷害他的。不但撤銷原判給予平反，還為他辦理了退休手續。兒女都回來了，老頭的日子過得很開心。
所以那段時間，媽媽給爸爸起了一個雅號：“平反專業戶”。
可惜，爸爸這個“專業戶”，隻投入不產出。光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並無任何經濟效益。不過，說他不“產出”也不完全對，畢竟，許許多多孤立無援的人，經他之手，重新在社會上堂堂正正地站了起來。我想這大概可以算是爸爸生命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了——盡管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無窮無盡的審查之中，盡管他至今一事無成，但他在自己的暮年歲月，用他最後的一點力氣，幫助那些被汙辱被損害的人，恢複了人的尊嚴。
在這個世界上，人是最寶貴的——記得曾有人說過這句話。然而，直至八十年代，主宰這一方紅彤彤的天空之神，才大夢初醒，為這片焦渴幹旱的土地灑下了一場久盼的甘霖。
是永久滋潤的雨露麼？不知道。如果赤色的驕陽重又高懸？
當年“方小”的那位董運謀伯伯，去四明山根據地後因痔瘡嚴重發作不能行軍打仗，卜明介紹他去蘇州做地下工作。解放後任一絲廠廠長。但一九五五年肅反時撤職降級，至“文革”開除公職掃地出門，和妻子拖兒帶女下放到蘇北農村。董伯伯得了嚴重的肺病，全靠帶去一隻荷蘭種奶羊，保住一條性命。八十年代初才平反回到蘇州。
難道還需更多的筆墨麼？
就以爸爸向我提供的事實為例——在一九五一年鎮反前夕，從國民黨的《東南日報》接管過來的省報各部門中，因這樣那樣的“問題”，被送去審查曆史的共十八人，其中十二人在學習班先後被判刑並送去勞改。經過漫長的三十多年，至一九八五年為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得到了平反。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被平反的人中，除個別人以外，大多數人都還活著，並成為省報的離退休幹部。
那位曾與爸爸一起在省勞改局編《新生報》的錢伯伯，鎮反時被認為問題嚴重，送去臨平重刑犯監獄，結果“查無實據”，被判三年徒刑。一九八〇年後，他多次向法院申訴，均被駁回，仍維持原判。他幾乎失去信心，一次次涕淚縱橫。爸爸對他說：法律不相信眼淚，它隻相信事實。你在國民黨監獄中並沒有叛賣行為，而判決書上說你有罪，這是個大是大非問題，是對你一生人格的判決，怎麼可以不了了之呢？於是錢伯伯繼續不斷申訴，法院終於在一九八五年撤銷原判，宣布無罪。他妻子何珍也在一九八五年平反，但一九九一年便發現得了不治之症，救治無效而死。何珍阿姨是他當年“刑滿就業”後認識的。她十九歲時在一個部門當會計，隻因查賬時少了一百五十元錢，便以貪汙挪用公款罪被判了二年。實際上這筆錢是一位有急難的女同事向她苦苦哀求借用的，而查賬時那人卻矢口否認。他們夫妻幾十年中相濡以沫，一生鬱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