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老實話吧！“救濟特捐”原來就是用來救難民的，可是救到現在，難民更多，而“特捐”還在未知之數。上海滿街滿弄是難民，靠布施活命，市政府當局除了在“市容”方麵覺得傷腦筋，“照顧”“負擔”，實並無其事也。
聯總會送大批難民回鄉，但時僅年餘，今日難民的數字，比送回原籍的，又不知增加了多少？
——摘自《當代晚報·朝花夕拾》：《難民還鄉》
我曾以為，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即將到此結束了。
我沒有想到，自從爸爸平反後回了報社，他就像是一棵返青的老竹，在綿綿春雨之中，從四周的泥土裏爆出了無數的筍尖；又像是一屜正待繅絲的蠶繭，從沸水中扯出了一根根數不清的線頭。
張愷之自一九四七年在上海加入地下黨，一直是在白區工作；去杭州辦報、又搞策反，也多與“敵人”周旋；他周圍這一大堆複雜的人事關係，因當時的革命需要所造成後來的曆史疑點，是他在解放後首當其衝被打翻在地的主要原因。
而後，他被逐出革命隊伍，打入另冊，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沉入社會底層，直至“生產自救”，直至淪落到街道服務站謀生。
這漫長的三十年間，他親見比他的遭遇更為悲慘的其人其事，如牆角密密的螞蟻群落，在他身邊蠕動，比比皆是。
那是一個巨大的黑雪球。從建國之初的第一場冬雪起始，足足滾了三十年。雪結為冰，冰又裹雪，挾卷著草棍紙屑煤灰爛葉這世上所有的垃圾，和那些渣滓一般的人。並將他們難以辯白的冤情，擠壓成泡沫和碎片，層層疊疊地包藏其中，壘成一座難以融化的冰山。
而如今，黑色的大山崩裂成無數大大小小的岩石，就像這滿城街巷的民房下堆放的一塊塊蜂窩煤，黑黝黝烏塗塗，瞪著期待的眼睛。
當張愷之從那座黑山下得以解脫之時，他驀然發現，冰殼下至今還伸著一隻隻掙紮的手臂，一聲聲微弱的呻吟，向蒼天呼籲著公平和援助。
在爸爸一直牽念的朋友們中，他首先想起了餘杭橫湖的楊天波。
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前夕，在地下市委的領導下，爸爸開辟了餘杭橫湖的地下武裝，使橫湖成為迎接解放軍進城的門檻。而楊天波正是這支秘密武裝中最年輕的一員幹將。然而建國之初，當張愷之接受審查並被開除黨籍後不久，便株連到楊天波。一九五一年七月，楊天波被後勤學校不分青紅皂白勒令退學，清洗回了老家，回到橫湖鎮上，靠出賣勞動力為生。起初挑黃沙養家活口，後來又自學了一些電的知識，在電管站和糧庫做臨時工，一過就是三十年。
爸爸間或聽熟人談起過楊天波的情況。還聽說他在“文革”中被整得很慘。麵對昔日的“戰友”如今的窘狀，很多年中一直縈繞於他心底的愧疚感，重又陣陣襲來。就算自己真的有罪，也不應該殃及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進步青年嗬。因此，對於這些解放前由於受了他的思想影響而參加革命、解放後又因他的牽連而受盡迫害的老朋友，爸爸總有一種難以擺脫的負罪感。
他立即給楊天波寫了一封長信。希望他盡快向當地組織提出申訴。楊天波隔了很久才回信說，餘杭縣對他的申訴一直沒有答複。於是爸爸親自跑到餘杭縣去詢問，得知餘杭縣不肯受理，因為楊天波當年並非餘杭縣處理的。爸爸進一步作了了解，才弄清楊天波當時是省軍區後勤學校的學員，應該找省軍區解決。爸爸又找到軍區政治部聯絡處的熟人，堅持讓楊天波再去找軍區申訴。經過如此幾次三番的奔波折騰，軍區總算受理了楊天波的案子。一天，一位頭發花白的老軍人來報社找爸爸，請他為楊天波當年的情況作出證明。這位軍人就是負責複查楊天波一案的李處長。不久後，軍區聯絡處的一位青年幹部專門來到報社，告知了楊天波被平反的喜訊。
楊天波被落實政策後，在縣糧食局辦理了離休手續，仍由地方安置，後來一直協助鎮政府工作。據說橫湖溪上那座小石橋，當年曾為“地下武裝”迎接大軍解放杭州立過奇功。如今人們已嫌這座橋窄小，集資在上遊再建一座新橋，於是精力充沛而熱情不減當年的楊天波，便擔任了建橋的副總指揮。
我是在楊天波叔叔被平反後的那年春天，在杭州家裏見到他的。他的嗓音洪亮，被多年鄉間的風雨塗抹得黑紅的圓臉上，尚留著幾分“秘密武裝”時代的豪氣。
我說楊叔叔這些年你受苦了。聽爸爸說，“文革”時，你被人誣告陷害，說你是“反革命集團”的頭目，被折磨得死去活來。那個餘杭“文革”時著名的“407”專案，據說牽連了五百九十六人，被迫害致死十四人，是真的嗎？你是怎麼活過來的呢？
楊叔叔欠了欠身子說：你看，我的腰都直不起來了，就是那時被打傷的，一到陰雨天氣渾身都痛得動也不會動了……不過這還算是好的，總算是個幸存者，大難不死啊。要是給你說說那年“407”冤案的刑罰，我敢說你這樣年紀的人，怕是聽都沒有聽到過哩……
——有一種土刑，叫做“稱元寶”。就是把人的兩隻手綁起來，吊在屋簷下麵，雙腳離地八個鍾頭，放下來的時候，人都昏過去了，他們就用冷水把人噴醒，再反綁在凳子上，再綁八個鍾頭。等到鬆開繩子的時候，兩隻臂膀老早不會動了。我女兒給我送來一罐飯，我哪裏還會用手拿筷子吃呐，肚子又餓，實在沒有辦法，我就用下巴把罐子推倒，用舌頭舔著吃，像豬一樣。可我寧可像豬，也不肯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不承認他們就越發不肯罷休。幾天幾夜不讓我睡覺，叫我用半隻腳板，站在一張桌子的邊緣上。那怎麼能站得住哩，幾分鍾腳就麻了。我一直堅持到後半夜，實在是太瞌了，結果一閉眼睛，就從桌子上跌落下來，撞在桌子前麵的一副凳杠上頭，休克過去。12月的寒風刺骨，過一歇，我又被風吹醒，曉得自己是困在地上，心想還不如就在這泥地上困一覺算了。看管我的人發現了，拚命用腳踢我，踢在我的肋條骨上，鑽心刻骨地痛出一身冷汗，又昏死過去……
那個時候你腦子裏想到了什麼呢？我又問。
想到什麼？他反問了我一句。遲疑了一會，又說：你想聽真話還是假話？
當然是真話噦！
他把頭扭過去，望著窗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地說：
那個時候我。想……我想我真是上了張愷之和朱鴻鈞的當了……我還想，早知如此，我何苦去參加革命呢！
他停了停，又說：我想來想去，我還得先保住這條命，我還有一家老小要養，除非他們把我打死，我一定不能自殺。等將來出去了，我定要去找張愷之問一問，當年他給我天花亂墜地描繪的新社會，什麼平等民主和公平的新社會，難道原來是這樣的啊……
我的喉嚨堵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爸爸苦笑著說：我曉得自己欠了你們的債，這筆賬，我這輩子是還不起了，所以隻好請共產黨的政策來幫我還……
楊天波嘟噥了一聲說：那麼又是誰欠了你的債呢？實在說起來，當初也是我自己情願的……
淅淅瀝瀝的小雨落下來，乍聽有聲，再細聽，那雨點若有若無的，融入了窗外嘈雜的市聲中。
那麼，曾一進與倪布明，如今又怎麼樣了呢？
張愷之每天在堆滿了稿件的辦公桌前坐下來，望著那些四方來信上黑色的郵戳，愣一會神，心裏便湧上一陣針刺般的隱痛。
曾一進和倪布明的名字，始終是連在一起的。
這兩位在策反海寧地方武裝、爭取海寧和平解放的鬥爭中，始終跟隨在爸爸左右的國民黨起義軍官，一九五一年九月各被判處五年徒刑。刑滿後，曾一進回了天津老家，一直在天津炭黑廠當工人，始終未能結婚成家；倪布明去了杭州郊區一個叫上泗的鄉下當農民，妻子已同他離婚，他自己帶著一個女兒過日子。這些年中，爸爸自顧不暇，隻是間或地聽說一些關於他們的消息，雖無佳音可報，隻知曆經幾十年的坎坷，彼此都還健在。
解放初爸爸的“問題”雖由他們引發——罪名之一就是在對敵策反時，拉進了一大批如曾、倪這樣有嚴重曆史問題的人，而受到追究。但爸爸仍然難以忘記當年患難與共的“戰友”——
一九四八年底，當這位在蘇州任流亡學生總隊上校總隊長的倪布明，從蘇州匆匆路過杭州，準備回福建老家去時，是中正大學的老同學曾一進挽留了他，並介紹他認識了張愷之。當時正對張愷之十分佩服的曾一進，曾告訴我爸爸說，蔣經國的親信劉某某，即將被派往浙江省出任民政廳廳長。而倪是劉某某的老部下。若是劉來任廳長，由倪出麵，弄一個縣長當，起義不成問題。於是張愷之對爭取倪布明抱有極大的期望。但後來劉某某未來浙江，此舉作罷。曾又說倪父曾是蔣經國的老師，可直接麵見蔣氏。張愷之得到上級批準，便派了倪去溪口探聽蔣的動向。其時國民黨已人心惶惶，倪未能見到蔣本人，隻見了劉某某。得知國民黨近期的計劃，一是準備上山（打遊擊）；二是準備下海（去台灣）。溪口正亂作一團。於是倪決定放棄隨國民黨撤去台灣的想法，而與曾一進一起，留在大陸迎接全國解放。其實，按曾、倪的資曆，日後完全可以在台灣軍界混個一官半職，然而他們卻在年輕的共產黨員張愷之的鼓動下，選擇了另一條道路。當他們自以為從此獲得了新生的那個時刻，絕不會想到，他們將從此被當作國民黨的潛伏特務嫌疑，幾十年不得翻身。
鎮反一開始，交際處的胡處長便打電話給我爸爸，說你當初介紹曾、倪二人來交際處工作時，寫的介紹信，很有問題。你怎麼能擔保他們沒有政治問題，還說出了問題可以由你負責呢？爸爸分辯說，他們屬於國民黨青年軍官中的叛逆分子，思想是傾向共產黨的。當時他們寫了曆史自傳，我了解他們的曆史情況。胡處長說，無論如何，你這麼寫是不妥的，誰也不敢打這樣的保票。現在隻有把他們交給有關部門去審查了。這一“審查”，便有去無回。
所以當平反後的張愷之，終於找到那份至關重要的中央文件，找到那一段簡潔明了的準確依據時，他說這下可好了，這筆債總算有人認賬了。文件上的那段話的大意是說：凡是解放前參加中共地下組織秘密工作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都可以作為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等等。
那段日子裏，他寫了許多許多的信，發往曾一進和倪布明的所在地，要他們一步步按程序來解決問題。並告訴他們，自己將為他們那一段起義的曆史，作出實事求是的證明。對於曾一進和倪布明一生的遭遇，爸爸總覺得自己是有責任的。他必須要為他們證明，證明他們的清白和功勞——如他當年曾經給予他們的許諾，重新回歸革命隊伍。那些日子裏，爸爸給我的來信明顯變得潦草，他說他實在太忙，他有許多事情要做。幾十年積累的“舊債”，哪裏是一朝一夕就能償還得完呢？
媽媽說，爸爸已處於一種忘我的狀態，如癡如醉，樂此不疲。
曾一進與倪布明二人，最終被撤銷原判。
1992年夏天，爸爸聽說曾一進已身患重病，囑我與媽媽專程到天津去看望曾伯伯；那時他早已落實了政策，與一位退休女醫生建立了家庭，並有了一套小小的單元房。我和媽媽叩開了他的房門，他似乎並沒有感到怎樣的驚奇。一個麵容清臒、風度儒雅的老人，平靜地坐在窗口的藤椅上，與我們默默相對，久久無語。他隻是問了我一些關於文學方麵的事情。關於他自己這些年的經曆，他什麼也沒說。
那是一間陳設極其簡樸的房間，處處留著多年清貧的痕跡。隻是在他的桌上、枕邊，摞著一些書。
我去廚房續茶水的時候，望著案板上的半根黃瓜，我的眼睛刺疼。我不會忘記，“文革”中我還在北大荒的時候，曾經有好幾年時間，每逢年節，我總會收到從天津發運到農場的食物包裹，裏麵有當時限量供應的醃肉和臘腸。爸爸說那是他一個叫曾一進的老朋友寄給我的。他希望我在寒冷的北大荒農場，還能有一個好身體。
那時我尚不知這個曾一進伯伯，為什麼會這樣關心我。如今麵對這位淡泊無言的老人，我的眼睛酸澀，又一片模糊。
一九八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我家的房門被輕輕敲響。
門口站著一位佝僂著脊背的老頭，拎著一隻肮髒的人造革包。
是張愷之嗎？我可算是找到你啦！老頭向他伸出顫巍巍的手，喉嚨裏發出含混不清的聲音。
你是哪一位呢？爸爸疑惑地問。他一時想不起來，眼前這個衣冠不整的老人是誰。
我是駱中傑啊。來人已是涕淚縱橫。
老駱啊？你怎麼……爸爸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說不出話來。
當年杭州市委策反領導小組負責人、杭嘉湖獨立遊擊支隊副支隊長，一個幹練的工農幹部，如今怎麼變成這個樣子了呢？他在這個秋夜突然造訪，實在大出張愷之的意料。
我……我是來請你幫忙的嗬……駱中傑似乎有些艱難地開了口。
請我幫忙？有事你盡管說好了。爸爸仍然覺得迷惑不解。那個瞬間他的腦子裏忽然如閃電般掠過了這個熟悉的名字——駱中傑。他記起來，一九五九年在錢江公司的文化補習學校，為犯人編班的時候，他曾經在學生的名冊裏，看見過這個名字。他還記得在名字旁邊有一條備注：駱中傑，上海青浦人，一九四〇年入黨，曾任青浦地下縣委書記……因曆史問題判處有期徒刑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