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本學識通淵，安棲象牙塔，然胸懷社稷，投身宦海中。
海內，往往波雲詭譎；海外，依舊微瀾不驚。
出山，早知注定不歸；在山，心緒終係廟堂。
或許躊躇滿誌，難免頓挫扼腕；即使誌趣寡淡，亦引喟歎一片。
最後落下一個印記：現代士大夫，時耶？命乎？
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
——傅斯年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還比在山清。
估計今人對這首出自科學家兼社會活動家丁文江的“出山詩”並不陌生，尤其對最後一句的解讀，各界學人更是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出山要比在山清”，這體現出丁關注社會、胸懷社稷的熱情，而有人則斷定“出山不比在山清”，丁看似豪氣衝天、躊躇滿誌的詩句恰恰反映了他對政治的看法仍然十分天真。透過各家對此詩的評說，不難發現，談詩的背後實際是在論人：丁文江到底是個怎樣的人？那麼“丁在君這個人”究竟如何？不妨從他短暫的人生軌跡去依稀尋找吧。
作為一個活躍在政學兩界的名流，丁文江受到科學精神的培養並企圖以腳踏實地的工作為學術、為社會服務。在民國眾多創立思想偉業的學人麵前，他確實是一個具有堅韌責任心的“行動的巨人”。在其逝世20年後，好友胡適在給這位同代人作傳時就曾說過：“二十年天翻地覆的大變動，更使我追念這一個最有光彩而最有能力的好人。這一個天生能辦事，能領導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丁文江的學術精神與人格是今天大多數國人學習的榜樣，更是當今社會環境下知識分子應該效法的楷模。正如著名學者傅斯年所說：“這樣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目中留個深刻的印象。”
少年聰慧
1887年4月13日，即清光緒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丁文江出生於江蘇泰興縣（現在的泰州市）東北麵黃橋鎮米巷的一所被當地人稱作“丁家花園”的富宅裏。在兄弟四個裏麵，丁文江排行老二，大哥文濤，三弟文潮，四弟文淵。此外，丁文江還有三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即文瀾、文浩、文治。
丁文江出生的年代，外國列強正在神州大地橫行霸道，中國正麵臨亡國滅種的危機。在他出生後的第二年，康有為在北京參加順天鄉試，寫出五千多字的《上清帝第一書》，痛陳國家危機四伏，並懇請光緒皇帝變法維新，以拯國運，引導中國走向富強之路。而後來與丁文江介於師友之間的梁啟超，此時已是康有為的左膀右臂。
但在泰州，外麵的世界似乎離丁家花園很遠，離丁文江更遠。
丁家花園桂樹飄香，曲徑回廊，院內假山、修竹林裏，別有一番精致的景象，凸顯著優雅的韻味。院內含有多竹堂、桂花廳，沿甬道月洞前行，便是到了蝴蝶廳。每逢過年過節，丁家總會請來戲班子在對麵的戲台上演出，而丁文江兄弟便坐在蝴蝶廳中嬉戲玩耍，觀賞美景與戲劇。當時有文人在遊覽丁家花園後就隨口吟詩一首，以表心中的興致，形容丁家花園的景致：
多竹堂前，魚躍鳥鳴，竹揖送運去；
桂花廳畔，林幽夕照，花香待月來。
可見，幼時丁文江的家境相當不錯。在這樣的氛圍裏，他自小便接受了中國傳統的道德和文化教育。
丁文江從小就是個聰明絕頂的小神童。父母對他鍾愛有加，還在繈褓之中的時候，母親單夫人就教他識字；到了五歲時，丁文江開始進入丁家自辦的家塾讀書，先生是一位當地有名的老貢生，博覽古今，飽讀詩書。
私塾教授的主要是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為適應科舉考試的要求，背誦是重要的基本功，同時也要兼背朱熹等大儒的注釋，弄懂義理；此外，還要結合儒家義理，學會寫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八股文”。對於一個兒童來說，這些蘊含無窮哲理和人生含義的經典幾近於“天書”。不過，丁文江畢竟聰明過人，學過的東西過目不忘，立刻成誦。所以，才短短四年，到九歲時，他已經學完了別的孩子要用十幾年才能掌握的儒家經典。古詩文也是丁文江所喜愛的科目之一。他在課外誦讀了大量古代優秀的詩歌散文，不僅能背，而且還能寫出對仗工整、含義深厚的古體詩及近體詩。一次，私塾先生想用即席對句來考考丁文江。私塾先生的上聯是“願聞子誌”，丁文江隨口對出“還讀我書”。先生又曰“呼嘯地生風”，丁文江應聲而對“鳩鳴天欲雨”。塾師聽後大為讚歎，拍手稱其“真是宿慧，真是宿慧啊！”事後，這則對詩的故事在黃橋曾廣為流傳，成了當地的傳奇之一，直到今日還為黃橋人所津津樂道。
少年聰慧過人的丁文江有著超出一般兒童的強烈求知欲望，私塾課堂的學業已經遠遠不能滿足他對知識的渴望，而且他對書中的知識及曆史人物往往有自己獨到的理解、思考與評價。在讀《三國演義》時，他曾對家裏人說：“關羽不過是一介剛愎自用的武夫罷了，世上人競相尊奉他為大聖人，真不知道為什麼？”
隨著年齡的增長、閱讀麵的拓寬，丁文江逐漸表現出對政治的濃厚興趣。十一歲那年，他曾寫過一篇數千字的策論，名為《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對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的優劣大加議論，表現了一位少年對曆史的興趣和自己對曆史人物的獨到見解。這又一次展現了丁文江的才華，私塾老師除了連聲稱好以外，一個字也沒有改動。
戊戌變法失敗後，丁文江和同學們一起約定：從此發奮努力，以圖救國，不再學習八股製藝，要從事實學。十三歲時，丁文江參加府縣的院試，但是這次考試卻失敗了，這與此前他與同學的約定也許有些關係。
甲午戰敗後，中國舉國興起留學日本的風氣。此時丁文江遇到他一生中的第一個恩人——泰興知縣龍研仙。龍知縣是愛才之人，他聽說丁文江很有才識，特意召入府中，親自麵試，結果讓他非常滿意，於是當場將丁文江收為弟子。他對丁文江的父親說：“幼兒如此聰明，送他到日本留學豈不是很好？”於是，在老師的精心安排之下，丁文江打點行裝，東渡日本求學。可以說遇到龍研仙，是丁文江一生的第一個轉折點。因為當時的泰興，是長江北邊一個偏僻的小城，如果沒有龍研仙的提攜，丁文江的一生或許會是另外一番模樣，用他的話說，“至少不能那樣早出洋留學”。龍研仙的恩惠，令丁文江終生不忘，1936年他去湖南考察煤礦，還專門去看望龍夫人，並到龍研仙的紀念碑前憑吊恩師。在這裏，他留下了一生中的最後幾首詩，其中有《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深深眷戀：
十五初來拜我師，為文試論西南夷。
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海外歸來初入湘，長沙拜謁再登堂。
回頭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淚滿腔。
在日本留學時期，丁文江經常在《江蘇》雜誌上發表文章，鼓吹革命，過著“談革命，寫文章”的生活，但沒有進入正式學校學習。後來他認識了吳稚暉，隨他前往英國留學，奠定了其一生思想和事業的基礎。在英國，他先進入當地中學學習，後來考入格拉斯哥大學，學習動物學及地質學，於1911年取得學位。在英國學習生活期間，丁文江四處遊曆，有機會深入了解英國社會。當時的英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與之相比，中國顯得太落後了。終其一生，丁文江的思維方式始終受英國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科學精神和溫和的改良精神。
科學救國
今人在評騭丁文江的文章中，大多略去其對地質事業成就的論述，而專力於丁的政治社會活動，這不免有失片麵。故本文特拿出一定篇幅對其地質活動作一介紹。
1911年，丁文江畢業回國，開始了第一次在中國內地的遊曆。他先到當時由法國統治的越南，乘滇越鐵路進入昆明，走陸路從雲南進入貴州，在鎮遠坐船到湖南的常德，然後經長沙到上海，最後回到了闊別七年的家鄉。
丁文江第一次的內陸旅行表現出嚴謹的科學精神。他不走最快捷的海道，偏走最困難的雲貴高原，為的就是能實地考察中國西南的地理風貌、礦產資源以及民風民俗。
回國後，丁文江先在上海南洋中學教了一年書，後到北京，做工商部礦政司地質科科長。1916年，丁文江創辦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並任第一任所長。在他的努力經營之下，地質調查所很快達到了較高的水平，成為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個科研機構。光這一筆，丁文江就足以載入中國近代科學史冊，為後人所敬仰。在他的領導下，該所成為中國地質事業初創時期的領導機關，同時還成為東亞和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在純理論科學方麵，地質調查所建立了中國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的基礎，領導了史前考古學的研究。另外，該所還在礦業、土壤、地震預報等方麵做出了貢獻，丁文江本人就曾參與龍煙鐵礦、鐵廠和北票煤礦的設計與開辦。由於他卓越的組織才幹和管理能力，丁文江和他所領導的機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因此，他被譽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丁文江一生曾多次成年累月地在野外搜羅第一手材料。他早年帶領學生實地考察時，就力倡“登山必到峰頂，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準則，為中國地質學者樹立了實地調查采集工作的典範。1913年，丁文江與梭爾格、王錫賓一同調查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很有收獲。首先，他給“太行山”下了個新的地理學上的定義，認為從河南濟源至河北阜平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脈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從阜平至山海關這段近乎東西向的山脈則應叫“燕山”。他還指出，太行山的“八陘”根本不存在，其中軍都陘（即居庸關）、飛狐陘、蒲陰陘（即紫荊關），都在燕山，不在太行山。其次，他指出，傳統地理學往往把山脈當作大河的分水嶺，而山西若幹大河，如唐河、滹沱河、漳河等都穿太行山而流到河北，這就打破了“兩山之間必有水，兩水之間必有山”的習慣觀念。再次，他對洋人調查中國地質的結論絕不輕信盲從，而是實事求是、具體分析。如德國人李希霍芬在19世紀曾盲目樂觀地斷言：“山西真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說，山西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丁文江實地考察後發現，山西的煤的確很多，而鐵卻不然。正太路附近鐵礦最厚的礦層不超過0.6米，且厚度不穩定，不規則，經濟價值不大。他根據事實寫了一篇文章，題為《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新舊礦冶業的比較》，糾正了洋人的錯誤。
1914年年初，丁文江的父親去世。在處理完喪事以後，丁文江又奉命單獨前往雲南、四川、貴州調查地質，1915年年初才返京。他調查了雲南個舊的錫礦、東川的銅礦、宣威的煤礦，又對滇東地層、古生物、構造、礦床都做了詳細研究。在這次考察中，丁文江第一次深切體會到中國勞動階級的悲慘命運。他在遊記中詳盡描述了他們的痛苦生活，“背礦的工人用一個麻布褡褳口袋，一頭裝上二十五斤礦砂，前後的搭在肩上。右手拿一根一尺多長的棍子做拐棍……頭上裹一塊白布的包頭。包頭右邊插一根一尺長的鐵條，上掛著一盞油燈。包頭左邊插一根四寸多長的竹片或者骨片。人背礦出洞，一步一喘，十步一停。喘的聲音幾十步外都聽得見。頭上流下的汗把眼睛閉著了，用竹片抹去，再向前挨著爬走。洞子裏的溫度當然比洞外高。走到洞口，渾身上下都是汗，衣服擠得下水來。涼風一吹，輕的傷風，重的得肺炎、肺癆。尤其是未成年的童丁容易死亡。工人的住所叫作夥房，是一間土牆的草棚，幾十個人睡在一處。我曾在銀洞的夥房裏睡過一夜，終夜隻聽見工人咳嗽的聲音，此停彼起……我一直到天明不能合眼。”正是對勞動階級的同情和關愛，丁文江才不甘心隻做一個科學家。他還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情懷，為了表示對範仲淹的崇敬，後來在雜誌上發表文章時，他用了“宗淹”的筆名。
1916年，丁文江應上海黃浦江水道總局之邀，去江蘇、安徽、浙江三省調查揚子江下遊地質，其成果於1919年以《蕪湖以下揚子江流域地質報告》的形式發表。1918年，他在陝西、河南省交界附近的三門峽發現第四係下部一個好剖麵，最上為黃土；中為礫石層；下為砂層；最底為泥砂層，其中含雙殼動物化石。經美國古生物學家多爾鑒定，其時代為早更新世。丁文江同時又在山西河津縣北裏村發現差不多相同時代的地層剖麵，上為黃土，下為砂層，在砂層之頂部產象化石。他把這些成果交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彙總研究，後來，安特生於1923年發表了《中國北方之新生界》這一專著，其中全麵引述、介紹了丁文江的研究結論。自此，丁文江被我國地層學界公認為“三門係”的創立者。
由於在父親去世之後，丁文江需要負擔整個大家族的生活費用，而地質調查所的薪酬無法應付這些開支。1921年，他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轉而擔任北票煤礦總經理。
1928年，丁文江受國民黨政府鐵道部和廣西省當局的邀請，到廣西去調查擬議中的川廣鐵路線及沿線地質礦產。他走遍了大半個廣西，而對廣西中部及北部，如南丹、河池、馬平、遷江諸縣調查尤為詳細。他除了勘查南丹、河池的錫礦及遷江一帶煤田外，特別注重地層係統及地質構造的研究。他在廣西東部南寧、武鳴一帶見中泥盆統的蓮花山砂岩不整合覆蓋於前泥盆紀的龍山係變質地層之上，因而確定加裏東期造山運動的存在，於是將其命名為“廣西運動”。
同年，地質調查所組織力量，再度到西南進行地質調查，丁文江任總指揮，率曾世英、王曰倫等由重慶入貴州桐梓，西抵畢節。他們長途步行，看石繪圖，用極嚴格的科學方法努力工作。第二路譚錫疇、李春昱一直在四川工作。第三路趙亞曾、黃汲清自陝西越秦嶺入四川，在川西南分為二組，趙亞曾由敘州（宜賓）入滇東北，至昭通閘心場時為土匪殺害。黃汲清則由敘州入貴州，在大定與丁文江會合，一起從事調查，向南直抵廣西，然後折回重慶，再返北平。這是丁文江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後一次大規模地質調查旅行。這次調查曆時之長（約1年）、項目之多樣（涉及地質、古生物、礦產、地理、人種等學科）以及成就之輝煌，真是前所未有。他們在上古生界地層考察上尤為精細透辟。回北平後，丁文江積極從事室內整理，撰文發表。1931年，他發表了《豐寧係地層學》一文，指出豐寧紀（早石炭世）地層在廣西、貴州分布最普遍，而黔南獨山一帶層序最清楚，化石最豐富。他將它自上而下分為：上豐寧紀——上司統（石灰岩），中豐寧紀——舊司統（石灰岩），下豐寧紀——湯耙溝統（砂岩）及革老河統（石灰岩）。這個層序至今仍為廣大地質工作者所沿用，隻不過隨著研究的發展，有所歸納而已。
1933年，丁文江代表中國政府及中國地質學會，與葛利普、德日進一起去美國華盛頓參加第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他與葛利普聯名作了兩個報告：一是《中國之二疊係及其在二疊係分類上的意義》，本文主要探討了中國各地二疊紀地層彼此間之關係及其分類。他們的結論是：中國南部二疊紀地層可以分為三個係：上部叫夜郎係，中部是樂平係和陽新係，下部是馬平係；另一是《中國之石炭係及其在密西西比與本薛文尼二係地層分類上的意義》，本文總結了中國各地石炭紀地層的關係及其分類。他們把中國石炭紀地層分為威寧係（等於本溪係）和豐寧係，這是他們及中國地層古生物學家多年研究成果之結晶，反映了當時的研究現狀和水平，博得了與會各國學者的廣泛注意和一致稱讚。中國地質學界專家們的成就通過丁、葛二氏的報告而遠揚國際學壇，大大提高了我國在國際地質科學界的學術地位，為中國地質業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社會關懷
如果僅僅是一個科學家，而不關注社會民生，那麼丁文江就不會被同時代那麼多人所稱道。在留學日本時期，丁文江就十分喜愛讀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讀完一期，就將其寄給兄長丁文濤。他懷抱著強烈的救國意識，思想激進，積極從事各種與救亡有關的活動。對於出生中層階級的丁文江來說，這是一生中為數不多的思想激烈的時刻。
在留學英國期間，丁文江的政治思想開始成熟，英國的政治改良使他看到社會進步不是一步登天，而是一步一個腳印；出生於中產之家，也使他反對完全打破現有社會秩序的急風暴雨式的革命方式；最重要的是英國的科學訓練，讓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壞的革命的方式。我們也可以從丁文江的交友圈子看出他的政治傾向，梁啟超、徐誌摩、胡適、徐振飛等人，都是丁文江的生死之交，他們要麼信奉自由主義，要麼信奉改良主義。丁文江曾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在他看來，改良是救火，而革命則有趁火打劫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