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獨立評論》時期，丁文江還參與了民主與獨裁的論戰。20世紀30年代初，集權主義一度有蔓延之勢：德國與意大利盛行法西斯主義，蘇聯的斯大林也是一言堂。在專製主義的控製下，這幾個國家反而發展迅速，這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中國也不例外。由於中國向來有專製主義的傳統，加上民初以來二十年的民主政治極不成功，不僅無法整治內亂，對外上也束手無策。鑒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丁文江和蔣廷黻等人提出中國應該實行“新式獨裁”，以渡過難關。這遭到了胡適的堅決反對，由此引起了“民主與獨裁之爭”。
原本信奉英國式的自由民主的丁文江為何會提倡“新式獨裁”，這與當時國內外形勢的發展以及他自己思想的變化有很大關係。1933年，丁文江與葛利普等地質學者赴美參加第16次國際地質學大會，會後經歐洲入蘇聯考察。雖然他對蘇聯素無好感，但當時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完成，與剛剛經曆大蕭條的歐美各國相比，顯示出欣欣向榮的活力。這對向往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丁文江來說，無疑具有極大的震撼力。在蘇聯期間，丁文江留下了《蘇俄旅行記》。在日記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蘇聯經濟發展的肯定。其中，蘇聯地質學的發展讓丁文江極為羨慕。他說：“單就地質家和工作隊的數目講起來，蘇俄比我們多一百倍！”在蘇聯，他與眾多的地質學家有過接觸，他們給丁文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胡適認為，正是這些好印象，使丁文江願意忽略他在蘇聯旅途中親眼看到的一些不好的現象。回國的火車上，丁文江問自己：“假如我能夠自由選擇，我還是願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蘇俄的知識階級？”他毫不遲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他又問自己：“我還是願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蘇俄的地質技師？”他同樣毫不遲疑地答道：“蘇俄的地質技師！”
胡適認為，丁文江是有信仰的，那就是“為全種萬世而犧牲個體一時”的宗教。在蘇聯，他看到幾千個地質工程師犧牲了自己的一點物質享受，甚至犧牲自己的自由；而蘇聯的領袖也不惜一切犧牲，隻埋頭苦幹，要把一個落後的國家建成一個工業國。這使他相信中國可以借鑒蘇聯的某些經驗。
回國後，丁文江與蔣廷黻等人提出“新式獨裁”，但這並不意味著丁文江拋棄了民主與自由的原則。他隻是覺得目前中國處於一個較低的發展階段，新式獨裁有利於中國的發展，並最終達到自由民主。他說：“我以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並且這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共產主義國家共有的現象——羅斯福總統一麵向議會取得了許多空前的大權，一麵在政客以外組織他的‘智囊團’，就是現代政治趨向的風雨表。”在《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文中，丁文江曾明確規定“新式獨裁”必須具備四個條件：第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第二，獨裁的首領要徹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第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第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個旗幟之下。最後，他得出的結論是：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它於最短期內變為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獨立評論》是一個影響力極大的雜誌。它雖然不能發揮直接的政策引導作用，但南京國民政府也開始注意到胡適、丁文江等人的影響力，並通過各種途徑與之建立聯係。隨著國難的加劇，蔣廷黻、翁文灝相繼進入國民政府，丁文江也做好了為國民政府效力的準備。
在此時期，丁文江還在蔡元培的邀請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當時，中央研究院的院長名義上是蔡元培，但他對於日常工作甚少過問。有“行動的巨人”之稱的丁文江出任總幹事，處理日常事務，蔡元培十分滿意。在任上，丁文江做了幾件頗有意義的工作：第一，創建評議會。評議會是一個代表全國學術研究的評議機構，在它的基礎上，才有後來的院士會議，中央研究院的體製才算正式完成。第二，建立基金保管會，為學術發展提供充足的經濟支持。第三，製定中央研究院及下屬各單位的預算。對於他的去世，蔡元培極為惋惜，在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中，他說：“在君先生是一位有辦事才能的科學家，普通科學家未必長於辦事，普通能辦事的又未必精於科學；精於科學而又長於辦事，如在君先生，實為我國現代稀有的人物。”這正是他優於常人的地方。
魂歸南嶽
胡適曾經戲說，丁文江其實也迷信。他多次跟朋友們說，他活不過五十歲，因為他的家族裏就一直沒有活過五十歲的，這也是丁文江拚命工作的原因。1934年，他就曾以鄰近五十歲，怕因自己早死耽誤事業而不肯就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後來做了全麵的身體檢查，覺得沒有什麼毛病才接受職務。即便如此，他仍在四十九歲那年寫好了遺囑。可是，命運就是如此湊巧，丁文江並沒有打破這個家族男性壽命的讖語。
1935年年底，為了調查粵漢路沿線的煤礦，在鐵道部部長顧孟餘的請求下，丁文江親自出馬，赴湖南調查煤礦，不幸因煤氣中毒身亡，終年四十九歲。
丁文江的去世，有很多偶然因素。第一，他從礦洞裏出來，就傷風了。晚上洗完澡睡覺，想出汗，故關閉窗戶。第二，他缺少用壁爐的經驗，更沒有料到那晚風大雨大，壁爐煙囪裏的煤氣出不去，反吹回屋內。第三，他的鼻子沒有嗅覺，聞不出煤氣味。第四，他的習慣是要睡足八小時，因為次日要去看礦，服了一片安眠藥。
除了這些偶然因素，醫院的治療也耽誤了他的病情。煤氣中毒，在北方是常見的事。但當地的醫生都是南方人，沒有經驗，隻把病人當成溺水來救治，做了六小時的人工呼吸，造成肋骨折斷，胸部受傷，以至左胸積膿。當朱經農找來汽車，把他送到長沙時，已是回天乏力了。
臨死之前，丁文江立下遺囑，就地安葬。親友根據他的意願，將其葬於湖南長沙嶽麓山上。
說來也奇怪，當年丁文江的師長梁啟超也遭協和醫院錯割“腰子”，最後導致死亡。七年後，丁文江又是死於救治不力，難道真的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嗎？
師友之道
丁文江去世以後，胡適等人在《獨立評論》上出了一期紀念專刊，眾多好友均撰文懷念這位待人真誠的老大哥。1956年，丁文江去世20周年，那時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是，台灣的舊友仍然沒有忘記他。愛朋友超過愛自己，丁文江確實值得人們紀念。我們可以從他與梁啟超、胡適、翁文灝的交往中，品味他的待人之道，順便了解民國學人之間的交往。
丁文江與梁啟超認識時間不長，前後隻有短短的十來年，但在這十幾年中，他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梁啟超也成為丁文江最敬佩的老一輩學人。1920年，從歐洲回國以後，梁啟超和丁文江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北京和天津，有較多的相處時間。當時梁啟超雖說宣布退出政壇，從事學術活動，但時局的動蕩使他時不時仍有複出之心，加上身邊朋友的慫恿，他的政治欲望經常會蹦出來。在大多數時間，丁文江扮演的是“滅火者”的角色，他認為梁啟超應該用他活潑的人格去影響學生，而不是將精力投到政治中去。正是由於他的不斷勸阻，整個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才沒有公開從事政治活動。
除了政治上，丁文江在生活上對梁啟超也是關懷備至。1925年，梁啟超開始便血，他自己卻不把這當回事。在篤信西醫的丁文江的不斷勸說下，最後他才住進了協和醫院，雖然治療結果並不理想，但丁文江對他的關心可見一斑。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病逝於北平協和醫院。丁文江悲痛萬分，在北平的追悼會上，他送上一聯：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星辰。
以管鮑來比喻二人，可見他們關係之深。
在梁啟超去世以後，其親友聚在一起，商議編訂文集和年譜的事。盡管事務繁多，丁文江仍主動承擔了編訂年譜長編的任務。可以說，對梁啟超，他做到了仁至義盡。今天，由他主編的《梁啟超年譜長編》已成為學術界研究梁啟超必不可少的資料。
丁文江與胡適可算是一生的摯友。據胡適先生弟子羅爾綱的《師門五年記》回憶，胡適有兩個最好的朋友，丁文江即其中之一（另外一個是徐誌摩，有趣的是，這兩人也都是梁啟超的門人，可見民國學術圈的關係也是犬牙交錯的）。與胡適訂交之後，丁文江即對他關懷備至，向來老成的胡適也稱丁文江為“丁大哥”。民國時，學者們也像今天一樣，經常聚在一起吃飯。丁文江不愛喝酒，有幾次看到胡適醉酒，就開始“操心”。他從胡適的《嚐試集》裏摘出幾句詩，請梁啟超題在一把扇子上，把扇子送給胡適，要他戒酒，其中有幾句是：
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後來，丁文江在長沙病重時，北平剛好爆發“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胡適無法離開北平，沒辦法與老朋友見上一麵，讓他終生引以為憾。1956年，在丁文江逝世20周年之際，胡適寫成《丁文江的傳記》，以此來紀念這位人生的益友。
翁文灝與丁文江同樣是地質學出身，同樣關心政治，丁文江對翁文灝的關心，最能體現他對朋友的情誼。丁文江與翁文灝在民國初年相識於北京地質調查所，相同的經曆使他們很快成為好友。1934年，翁文灝在杭州出車禍，險些喪命，正在北京的丁文江此時也因為身體不佳住進了醫院。當他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不顧醫生的勸阻，執意出院，趕赴杭州看望翁文灝。在他的精心照料下，翁文灝終於轉危為安。當翁文灝臥病杭州，幾近不起時，丁文江寫下《我所知道的翁詠霓》一文，向大眾介紹翁文灝對社會的貢獻。殊不知兩年後，丁文江魂歸道山，反而是翁文灝寫下《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讓我們不由感歎命運的變幻莫測。
丁文江的待人之道，還有幾件事值得我們回味。年輕的地質學家趙亞曾很為丁文江賞識。1928年，他帶團赴西南考查，趙亞曾在貴州途中遭遇土匪，不幸遇難。悲痛之餘，丁文江出版了趙亞曾遺作，撫恤家屬，照看孤兒寡母。在後來幾年，他一直把趙亞曾的長子帶在身邊，供養其讀書，直至病逝。丁文江的這一舉措，可謂高風亮節。傅斯年說過：“朋友死了，他便是孤兒寡婦第一個保障人。”此話真是說到了點子上。
1927年，丁文江避居大連，經濟極為困難，卻意外收到了楊樹誠的一筆救助，這還要從他任地質調查所所長講起。民國初年，曾跟隨美國人學習礦業的楊樹誠到北京拜謁丁文江。經過交談，丁文江知道此人雖幾近文盲，卻有實際采礦經驗，於是將他介紹到某礦場工作。若幹年後，丁文江正值落魄之時，楊樹誠卻已發家致富，得知丁文江的境況後，他決定送恩人一筆錢。湊巧的是，丁文江的一個學生趙鑒衡知道了他的計劃，要求搭贈二千元，隻是怕丁文江不肯收受學生的贈金，名義上仍由楊樹誠單獨贈送。丁文江本來不願接受這筆錢，後來在楊的一再勸說下，權當借了五千元，待他日歸還。就這樣丁文江收了這五千元，隻是他到死都不知道，這裏麵有自己學生附贈的二千元。
通過以上幾件小事，我想讀者們也可以理解為何丁文江去世多年，卻仍然活在朋友們心中了吧！
完美人格
在翻閱有關丁文江的資料時，筆者也想找出他人格或者人品上的一些缺陷，畢竟人無完人嘛！但是，最後卻發現，丁文江無論是公德私德，都幾近完美。在筆者所了解的民國人物中，這是不多見的（可能也是孤陋寡聞所致吧！）。
首先，在公德上，他對國家盡心盡力，隻問付出，不問索取，而且從來不肯貪國家的小便宜。20世紀20年代，很多名流都會利用自己的地位和聲望，為親友謀取一些利益，這也無可厚非，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名人們大都會通過自己的關係為子女爭取公款留學的名額。那時，丁文江的四弟丁文淵正留學德國，丁文江由於要負擔整個家族的開支，經濟負擔比較沉重。丁文淵不忍看到兄長如此勞累，在留學監督的“點撥”下，寫信給丁文江，要求為他補上公費留學的名額（當時丁文江是中英庚款委員會的委員，給弟弟補上公款留學的名額，隻是舉手之勞）。丁文江的回信足以讓大部分國人肅然起敬，他對弟弟說：“雖然我的經濟現在比較緊張，但還是能供你上學。中國還有千千萬萬個才智不下於你的青年才俊，他們不能出來留學，隻是因為他們不像你有這樣一個哥哥。你是幸運的，你有一個能供你學費的哥哥，所以還是把公費名額讓給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吧。至於我的經濟，你不用擔心。”多年以後，丁文淵回憶兄長時，對這段話仍記憶猶新。
1926年，丁文江出任上海總辦，很多親友找上門來，要求安排工作。類似的信件一天能有好多封，丁文江一概不回複，一段時間以後，此類信件慢慢也就沒有了。當時，上海總辦是一個大大的肥缺，很多人都以為丁文江在任上肯定賺了一大筆錢。事實上，除了薪水，丁文江沒有多拿一個子兒，以至於後來還要靠別人贈送的五千金度日。
據好友胡適回憶，丁文江最喜歡的一首白話詩句是：
明天就死又何妨！
隻拚命做工，
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
對國家、對社會，他確實做到了這一點。
在私德上，丁文江同樣也是一個楷模！
他與夫人史久元的婚姻也是傳統的婚姻，兩人的習慣與思想也不全在一個世界，但這不影響他與夫人的恩愛。史氏婚後無子女，按照當時的社會傳統，他是有可能納妾或再娶的，更何況丁文江對小孩是十分喜歡的，可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與史久元廝守一生。傅斯年說丁文江愛護自己的妻子，“雖至新少年的恩愛夫妻也不過如此”。不僅在公開場合上，在私下裏，丁文江也沒有與哪個女性有過曖昧的關係（胡適雖然也沒離婚，但在某一時期，他與曹佩聲的關係還是非同尋常）。在崇尚家庭革命的民國，他的這一舉措的確值得敬佩。
在對待自己的親人上，丁文江也同樣盡職盡責。丁文江的父親去世之時，他剛剛出來工作，卻毫不猶豫地擔負起責任，將幾個弟、妹培養成人。家庭的支出，每年多達三千元。這對於一個沒有資本收入，隻靠勞心勞力得到報酬的人來說，確實是一個沉重的擔子。丁文江去世以後，他的弟弟丁文治說：“我們家族對他全是罪人。”即便是去世以後，丁文江仍眷顧著他的家庭，盡管此時他的弟、妹均已長大成人。在遺囑中，他還是將大部分的遺產都分給了兄弟及其子女。
在私德方麵，丁文江最為人稱道的還是對朋友的照顧。傅斯年曾回憶：“一旦即成朋友之後，他每每不自覺地以監護人自居，對於同輩（聽說對於比他年長的也有時如此）儼然像個老大哥。因此，朋友們一齊稱他曰‘丁大哥！’若他認為某一朋友不努力，或行為上喪失或減少其社會服務或學術的作用，他必要責備，必要督促著改過來，因此常和朋友發生糾紛。”從上節所述他和梁啟超、胡適等人的交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朋友的這種誠摯之情。
民國時期，傅斯年是一個眼界極高的人，能得他一兩句讚揚已很不錯。對於丁文江，他這樣評價：“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是啊，這樣的一個人，不應該被曆史忘記。最後，再次回味開篇那首“出山詩”，也許便“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了吧：
紅黃樹草爭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