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死，不是看透人生的消極自殺，以求解脫；亦非有負領袖，有負黨國，有虧職守，而一死以明心跡的自棄的愚忠者之所為；更不是從政本非所願而擺脫不了以死求一了百了；實在是抗戰勝利後，大敵雖除，大患又起，而國人醉生夢死，因循苟安，觸目心傷，心中抑鬱，難乎自解。接近布雷先生的朋友，在他生前終想替他解憂。後來我深深明白，布雷先生的憂，是無法解除的。因為私憂可以解除，公憂是難於解除的。布雷先生終身之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戚戚的，是天下國家之憂。他憂天下國家之憂，他憂領袖之憂，天下國家之憂無窮，領袖之憂無盡。仁人君子，又豈能有一日之歡？‘君子有終身之憂’，正是布雷先生一生的寫照。他的憂時憂國，可絕不是消極與悲觀。此在他許多遺書中可以窺見。
——程滄波
“文膽”之死
1948年11月14日，天剛蒙蒙亮，報童們已把剛印刷好的《中央日報》兜售到南京城的大街小巷。人們拿來報紙一掃，無不大吃一驚，原來在第2版上刊登了這樣一則令人震驚的新聞：
陳布雷氏於昨（十三）日上午8時，以心髒病突發逝世。陳氏前晚與友人談話後，仍處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寢為時甚晚。昨晨，隨從因陳氏起床較晚，入室省視，見麵色有異，急延醫診治，發現其脈搏已停，施以強心針無效。陳氏現年59歲，體力素弱，心髒病及失眠症由來已久，非服藥不能安睡。最近數日略感疲勞，仍照常辦公，不以為意。不料竟因心髒衰弱，突告不起。噩耗傳來，各方人士對陳氏學問事業之成就，公忠體國之精神。無不同深景仰。當茲國步艱難之時，失此碩彥，尤為可惜。陳氏遺體於昨日下午5時移入中國殯儀館。蔣總統夫婦親往吊唁。陳夫人已自滬趕返。中央黨部已成立治喪委員會，籌備喪事，定明日大殮。
作為蔣介石的幕僚長和心腹，陳布雷之死所帶來的效應實在無法估量。一時間南京城內疑雲密布，傳聞四起。
有人說，陳布雷平日雖然一副疲態，但並未聽說他有何心髒疾病。估計是因為他作為蔣委員長的貼身機要人員，對政府秘密知道的太多，或是做錯了事情，出於安全考慮，政府不得不殺人滅口。
有人說，遼沈會戰（我們稱遼沈戰役）輸得一塌糊塗，徐蚌會戰（我們稱淮海戰役）也是無甚勝算，國民政府已是山窮水盡。陳布雷大概是覺得前途黯淡，理想破滅，於是一死了之。
還有人認為，陳布雷絕不是意誌薄弱、輕生懦弱之輩，他跟隨蔣介石20多年，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今日之局麵也應在他的預料之中。他之所以選擇死亡，肯定是受到了某種奇恥大辱，無法忍受所致。聽說最近戰事不利，蔣介石心情很差，脾氣暴躁。陳布雷直言進諫，挨了老爺子一記耳光，這是陳從來沒遭到過的恥辱，因此……
更有人推斷陳布雷的死並非僅僅求個“解脫”而已，聽說他臨死前留下一堆信件，表明了自己的心跡與遺願。很明顯，這是陳布雷欲打算仿效古人，進行“屍諫”。
而在國民政府這邊，各位高級官員也是紛紛表示震驚和哀悼，送來了各自的挽聯。
李宗仁的挽聯曰：
有筆如椽，讜論雄文驚一代；赤心謀國，淵謨忠藎炳千秋。
孫科的挽聯曰：
慎獨存誠襄大業；長才濟世著文章。
黃少穀的挽聯曰：
一手文章扶國運；終宵憂樂係蒼生。
梁寒操的挽聯曰：
行己有恥，博學於文，誌不在溫飽；報國盡忠，守導能篤，死則為神靈。
朱家驊的挽聯曰：
為政不忘清勤慎；居家無愧孝友慈。
然而，就在親人好友為陳布雷處理後事、舉行大殮的同時，關於陳究竟是他殺還是自殺，是屬於“滅口”還是自己“輕生”的議論仍在繼續，成為那幾日僅次於前方戰事和物價上漲的熱門話題。
既然封鎖消息已失去意義，於是國民政府於11月18日的《中央日報》上公布了陳布雷實屬自殺身亡的消息：
17日下午8時臨時中常委舉行會議時，陳委員治喪委員會提出報告：布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於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於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能略睡，晨起總在上午7時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時，尚未見起床，秘書蔣君章推門進入臥室，見布雷先生麵色有異，急請總統府醫官陳廣煜、熊凡救治。兩醫官判斷布雷先生係服安眠藥過量，其心髒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其時，蔣秘書於布雷先生臥榻枕旁，發現遺書一封，囑其不必招醫救治，並囑其慎重發表信息，不可因此舉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
顯然，國民政府的這則新聞對於陳布雷死因的解釋依然十分曖昧，肯定滿足不了人們的好奇心。不過，“服安眠藥過量”一語已將“他殺”的可能性排除。那麼，陳之自殺究竟係不堪重負而尋求解脫，還是借助死亡來苦諫當政呢？這個問題至今似乎都沒有定論。不過，人們在推測陳布雷死因時往往會陷入一個思維誤區：即從結果推斷原因。這樣做雖然看似可以較快地找到答案，但實際上卻常常因為“先見之明”而忽視了對一些曆史細節的分析和考察。所以，不妨換種思路，從頭開始思索這位號稱蔣介石“文膽”的陳布雷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末路的。
朝野之間
陳布雷之死當從他與蔣介石初次相識開始談起。
本來，陳布雷的人生理想是做一名仗義執言、善打筆仗的新聞記者，並且他確實具備這方麵的天賦。他原名陳訓恩，筆名“布雷”，於辛亥革命爆發前進入《天鐸報》，負責社論。其文簡潔有力，觀點鮮明，把矛頭直接指向了腐敗無能的清政府。一時間，“布雷”之名已是名滿天下，人皆以“布雷先生”或“布公”尊稱之。八指頭陀曾贈詩有“迷津喚不醒，請作布雷鳴”。這一年，他才22歲。
說到陳布雷的筆名，還有一段有趣的來曆。原來當陳布雷在杭州高等學校讀書時，由於自己麵頰圓滿，同學們戲以“麵包孩”稱呼他，而麵包英文單詞乃“bread”，再由譯音翻譯過來，即“布雷”也。陳布雷遂以此為筆名撰稿，不料卻名滿南北。
辛亥革命之後，陳布雷由於父親亡故，作為長子，他忍痛放棄心愛的新聞事業，回到家鄉，擔負起主持一家之重擔。轉眼間，九年的時光一晃而過，陳布雷又等到了一個重操舊業的好機會。1920年，《商報》創立，同仁力邀陳加盟。如此“美差”，陳布雷自然求之不得，出任編輯部主任一職。此時，他改筆名為“畏壘”，抨擊時政，反對軍閥混戰，支持工人運動，其新聞稿件不啻黑暗夜空中的道道閃電，擦亮了大眾的眼睛，其風采絲毫不減當年。難怪民國報界的風雲人物張季鸞也誇陳為“論壇寂寞中突起的異軍”。
名氣這東西，既有其好處，又會招致許多煩惱。自從“畏壘”聲名鵲起之後，陳布雷成為國內各種政治勢力紛紛爭取的對象。江浙軍閥忌憚陳布雷的犀利筆鋒，派人欲以重金進行收買，希望陳以後不要再寫對他們不利的文章。這種行為讓為人正直的陳布雷更加鄙視他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辦的《向導》周刊也曾經轉載《商報》的評論，並且加以評注。中國共產黨人蕭楚女投函《商報》，讚揚“畏壘”的革命精神，希望“畏壘”能為無產階級革命貢獻力量。可是陳布雷卻婉言拒絕了中共的盛情邀請。至於陳布雷拒絕中共的原因，一般的解釋都認為，作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陳因受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影響太深，堅持“聯合各階級之力量，打倒軍閥，爭回主權”，堅持“全民革命”實際上即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所以拒絕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爭取。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似乎並不全麵。若是綜合考慮個人信念與時勢背景，對該問題的解釋似乎能更加開闊一些。
作為一名具有獨立人格的著名報人，陳布雷敢於議論時政，這說明他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與入世精神。他是關注政局的，並不是一名書齋苦讀、坐冷板凳的學者。然而，正是由於他具有這積極的經世精神，所以他對現實有著自己的判斷。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的中國，由於北伐戰爭的開展，國民黨在中共和蘇聯的幫助下，重新煥發活力，他們的國民革命運動深入人心，實力亦隨之不斷壯大。這對於當時的廣大知識分子來說，無疑是極大的鼓舞與吸引，對陳布雷也是一樣。在他看來，要想施展改造社會、促進中國近代化的抱負，必須依托於一個開明強大、生機勃勃的政府。環顧當時的全國形勢，軍閥勢力本來就不得人心，自然入不了陳的法眼。而中國共產黨雖然是一種新興勢力，但一則力量有限，無兵無權；二則他們宣傳的理論也與陳布雷自身所堅持的政治信念格格不入。要知道，陳布雷自小受的是係統的封建化傳統教育，雖然後來得到新式教育的熏染，但他身上具有十分濃厚的傳統士大夫色彩，“正統觀”思想依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他的政治判斷。中共主張百姓翻身做主人，取消一切階級壓迫，這必然是陳布雷所無法接受的。因此，陳布雷並非不想參與政治，自古以來，書生言政的例子比比皆是，數不勝數。但是，如果真的要進入政壇，他必須慎之又慎，加盟自己認為最合適的政治力量。這放在古代社會，就是所謂的“賢士擇明主而事之”，一旦認定了所要投靠的君主，就義無反顧，竭心盡力，從一而終。當然，陳布雷所處的社會，封建帝製已被消滅，但這種皇權思想依然如同一股暗流，在人們頭腦中湧動。恰恰在這個時候，蔣介石所統率的北伐軍沿江北上，勢如破竹，陳布雷似乎看到了自己心目中的“明君”的降臨。
一個巴掌拍不響，如果僅僅是陳布雷對蔣介石頗有好感，那麼根據他那種謹言慎行的個性，並不一定有勇氣毛遂自薦，進入政府，走上那一條越走越窄的不歸之路。事情巧就巧在蔣介石此時也看中了陳布雷，欲把他招攬於麾下。其中，陳布雷的同宗大哥陳屺懷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作用。陳屺懷要比蔣介石大15歲，而且他與宋教仁、陳英士、張靜江、於右任同盟會元老關係密切。當時蔣介石還是陳英士手下一個團長。蔣介石對陳屺懷文名、人品早已聞名。有次在張靜江家中，陳屺懷與張靜江等坐而論道，蔣介石站在一旁，對陳屺懷也是當前輩看待的。蔣介石當上總司令要北伐，迫切需要一個既是寧波人又有文才而且比較方正的人作為重要幕僚長。他先選中了陳屺懷，可是陳屺懷當時已54歲了，屬於老字輩了。陳屺懷一是不願再在比他小15歲的一個青年軍人手下做事；二是確實也難以適應軍旅生涯了。於是他以精力不濟推托，蔣一再邀請。於是陳屺懷想到了小老弟陳布雷，文才當然可以，為孫中山大總統翻譯《告友邦書》，頗受好評；而且人品方正，不會同惡勢力同流合汙。於是蔣介石就在自己一幅照片上簽了名，派邵力子到上海送給陳布雷，邀他到南昌一談。據說當時陳屺懷也推薦了潘公展，兩人一道去南昌，不過蔣介石還是看中了陳布雷，不是說沒有其他文人可以供他選擇，人才多的是，但是像陳布雷這樣才思敏捷，文筆犀利，而且溫和謙恭，毫無野心，品行端正，忠心耿耿的，確實不多。這是蔣介石對陳布雷倚為左右手的一個重要原因。蔣介石對陳布雷是厚待的，可謂恩寵有加，這使陳布雷感激涕零。陳屺懷的推薦，使他的小老弟走上了跟隨蔣介石的道路，從此與自己心愛的新聞工作絕緣。陳布雷的自由之精神與獨立之人格也逐漸依附在了蔣介石的身上，一直走向生命的盡頭，這恐怕是陳屺懷當初所始料未及的（據革命前輩李一氓的回憶，陳布雷得以擔任蔣介石的秘書，中共也有暗中推薦之功。當年，蔣介石在北伐進程中攫取軍政大權後，其背棄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麵目已日益暴露。正好這時他到上海，想在新聞界物色一位秘書，為其佐理文字工作。在上海工作的共產黨員包括李一氓在內，考慮能不能通過一個特殊的途徑，推薦一個能為中華民族著想的人物，從而對減少革命的損失多少有所裨益。當然，推薦一位革命的人物必不能見容於蔣，隻能找中間的，比較正直的，於是想到了陳布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