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招收女生問題，羅家倫上任之初在就職演說《學術獨立與新清華》中用極簡單但無可辯駁的語言表明了他堅決的態度：“關於學生，我今天還有一句話要說，就是從今天起，我決定招收女生。男女教育是平等的。我想不出理由，清華的師資裝備，不能嘉惠於女生。我更不願意看見清華的大門，劈麵對女生關了。”之後，羅更是大筆一揮，也不呈報什麼部門，直接在招生簡章上寫個“男女兼收”，就把這件當時應屬於事關重大的變革給解決了。可見羅之行事頗有霸氣。
對於學校基礎建設，羅家倫也是大力投資，毫不含糊。他曾經對自己建設校園的想法做過如此總結：
我的想法是大學裏對圖書館、實驗室不厭其講究舒服；體育館不厭其大，球場不厭其多；而宿舍則斷乎不可講究，這樣才能使學生樂意到圖書館、實驗室去工作，到體育館或操場球場去運動，免得老是留戀在臥室裏高臥隆中！
相對於推行前三條政策方麵時的風風火火，羅家倫在“紀律化”上卻栽了大跟頭，可以說是“完全失敗”。所謂“紀律化”，實際就是對學生進行軍事化的統一管理，其具體形式便為軍訓。但實際操作時，卻幾乎成為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羅家倫和楊振聲在校時，常穿著軍製服和馬靴，以示表率。又將全校學生分為四隊，各設隊長一人。隊長與學生共同生活，早晚點名，按時作息。男生平時一律穿製服，女生也必須身著規定的製服。男生敬禮、起居、休假均有一定的規則。每天早晨六點鍾上早操，學生們在開始的時候還有一點興趣，可是，夏天過後，白天日漸縮短，天氣漸趨轉冷，學生們來上操的自然就隨之減少。於是羅家倫就下了一個命令：早操無故缺席，記小過一次。按照校規，三次小過為一次大過，三次大過就要開除學籍。學生們因此叫苦不迭，怨聲載道。當時有位學生名叫沈有鼎，平日裏散漫慣了，極不適應這種軍事化生活。他經常不上早操，也不請假，積累下來，竟有八次小過，如果再有一次小過，就要被開除學籍了。幸好在這節骨眼上，早操無形中取消了，他得以留在清華。還有一位學生即後來的哲學家張岱年，原來是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學生，1928年他從附中畢業，因為成績優異，可以免試直接升入師範大學。可是他慕清華之名，報考了清華大學，也被錄取了。然而，等他報到入學之後，發覺清華的早操製度實在缺乏“人性”，消受不起。幸而師大的入學期限尚未過去，他就退出清華上師大去了。他不知道清華大學的早操終究是要廢止的，一直等到大學畢業後方才來到清華當助教。正是這一不得人心的軍訓製度，使得羅家倫初到清華時積聚的人氣消散殆盡，廣大師生對羅是怨氣滿腹，也為後來的“驅羅運動”埋下了伏筆。
那這位“五四”運動的旗手，追慕西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緣何要采取如此專斷的軍事化管理手段呢？不禁讓人感覺頗為矛盾，難得其解。其實，羅的這種舉動看似出人意料，實亦在情理之中，其中的緣由甚為複雜。簡言之，實乃時代思潮與個人宗旨的綜合所致。當時的中國思想界，對“五四”運動的自由民主熱情已漸漸降溫，而傾向於另一種潮流。早在1926年，傅斯年就曾大膽提出：希望中國出現一位有能力的“獨裁者”。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這種呼聲在知識界越來越有市場。以至發展到《獨立評論》時期著名的“民主與專製”之爭，丁文江、蔣廷黻等人呼喚類似土耳其凱末爾式的新式獨裁者能夠帶領中國人民挽救危機，走向複興。羅家倫不免受此影響，並漸漸認同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強力政府。而強力政府統治下的大學教育，自然應當采用戰時的軍事化管理，實行軍訓自然成為題中應有之義。同時，軍事化教育也並非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新生事物，其實早在清末時期，知識界曾提出軍國民教育的口號，以期達到重鑄民族精神、強健國民體魄的目標，而羅家倫的恩師蔡元培便是這一主張的堅定擁護者。羅家倫深知恩師軍國民教育思想的底蘊所在，並且繼承了其衣缽，開始在清華進行實踐，而其具體形式之一就是厲行軍訓。羅家倫有段演講詞頗能體現其對軍訓作用的極大期望：
軍事訓練不僅是體魄的訓練，乃是精神的訓練，是習慣的訓練。當現在的中國，更是一種民族求生存的訓練……我們中國民族到現在不但體魄衰落，而且精神頹唐不振，習慣浪漫不羈；沒有自衛的能力，以致失去自尊的勇氣。這種民族的墮落，若是不趕快由大家覺醒轉來，設法挽救，那我們的民族，是不久將沒有生存餘地的！
羅的想法固然很好，不過就任伊始，就匆忙實行軍訓，確實存在考慮不周、適得其反的毛病。此外，羅家倫畢竟還是國民黨要員，身掛少將軍銜，他實施的軍事化教育不免讓人想到其有秉承中央意誌“黨化”清華的嫌疑，不過這種猜測是否站得住腳，就不得而知了。
羅家倫在清華的日子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僅僅待了兩年時間。關於羅離校的原因，也堪稱頭緒繁多。首先是政局的變換動蕩。無須諱言，羅家倫兩年前得以順利入主清華，是因為背後有著國民政府的強力支持。而北伐所帶來的新氣象也是清華師生願意接納羅的最主要原因。然而，政壇瞬息萬變，軍閥爾虞我詐，此一時彼一時也。1930年年初，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中原大戰拉開大幕。不久，閻係勢力進入北平，並且看中了清華這塊“肥肉”，有意染指。而羅家倫作為國民黨官員，自然“非走不可”。羅家倫也認識到這一點：“我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叛變，勾結汪精衛在北京設立擴大會議，另組政府。當時物理係的薩本棟先生開始在物理係裝置了一架收音機，被閻錫山知道了，以為我們與南京通消息，派人前來搜查過兩次，並且預備了一個山西人，是以前清華的畢業生，來做校長。這個時候，人心自然浮動起來，我在這種環境之下，更不能留在北京了，所以由天津坐海輪南下。”異己政治勢力的介入，導致校務多有掣肘，此時的羅家倫已無法控製局麵，淪為局外人了。難怪馮友蘭說道：“況且像清華這樣的學校，在教育界和學術界有相當高的地位，在財政上又有充分的來源，閻錫山和他那一派的人，豈有不想搶去之理？所以羅家倫的辭職，是見機而作。如果能在學生開會以前就先表示辭職，那就更主動，用當時的話說，那就更‘漂亮’。”
既然羅的辭職乃“見機而作”，為何馮友蘭還認為如果羅能在學生開會之前辭職，會做得更“漂亮”呢？清華學生在羅家倫離校當中又扮演了何種角色？這便涉及第二個原因，即羅離開清華的最直接原因——學生發動的“驅羅運動”。那麼所謂的“驅羅運動”緣何而起呢？這包括內外兩層原因。從內因上講，羅家倫的個人風格不免招致了清華師生的不少非議與反感。剛步入而立之年的羅家倫，行事直率果斷，從不猶豫，並且毫無收斂的意思，處處咄咄逼人，霸氣十足。無論是在“專轄廢董”事件還是處理其他校務方麵，他都是大刀闊斧，不徇私情，不留情麵，顯得元氣淋漓。然而，他這種辦事風格未免顯得走極端，因此，雖然一路風光，也是一路結怨。在自由主義氣氛濃厚且學生權力很大的清華內，像羅家倫如此的做法令人感到有些獨裁專斷的味道。加之羅的不少舉措顯得操之過急，如學生軍訓、教師宿舍製度調整等方麵，事前並沒有同大家商議，就匆忙上馬，搞得大家措手不及，難以消受。而當有人對政策表示不滿的時候，羅不懂妥協安撫，卻依然我行我素，堅持到底，這勢必同部分人的關係搞僵，致使摩擦不斷。而且，羅家倫喜歡高言闊論，天馬行空。一次，他熱情接見物理學家周培源，談興漸濃，羅不禁對著周大侃相對論。周氏心裏笑羅班門弄斧，一個曆史出身的人，豈能摸清相對論門道的深淺？事後周對羅的第一印象便是：我們的校長很健談，不過也很喜歡表現自己。諸如此類，數不勝數。知道羅為人倒不會計較他這些不拘小節的毛病，但不了解羅家倫的人則認為羅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政客，表現欲極強。因此，對羅的不滿情緒在清華校園內潛滋暗長，蓄勢待發。從外因上看，則是在閻錫山等人的授意下，一些師生利用大家同羅家倫的積怨，在校內散布反羅言論，火上澆油，鼓動學生驅逐羅家倫離開清華，以達到取而代之的目的。當時任教清華的蔣廷黻就在回憶錄中記道：“某些閻氏左右的學者煽動一次學潮，反對羅校長。”當然，若是羅家倫能夠處理好同廣大師生的關係，其離校時的情形似乎並不會那麼尷尬淒涼。兩相較之，內因或許更重要些。總之，羅之負氣離校乃政治施壓、學生驅動和教師袖手多方促成的結果。
縱觀羅家倫執掌清華的兩年，雖然時間短暫，但成績斐然。奪回基金、“專轄廢董”、招收女生，哪一次不是硬仗、攻堅戰？而羅家倫卻能夠迎難而上，處理得幹脆漂亮；延攬知名學者、改善興建學校硬件設施，哪一件不是非辦不可卻又難以下手？但羅家倫都能夠雷厲風行，應付自如，保證一座座高樓大廈拔地而起。就連當初趕走羅家倫的清華學生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看到羅氏回校後到現在一年之內，建築方麵有生物館、圖書館、氣象台和學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麵，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數量上較以前是多了。課程方麵比以前多了很多，經費方麵總數雖較以前還少，但圖書儀器的費用增加了很多。”隻可惜政壇風雲突變，校園驅羅驟起，羅家倫別無選擇，其進一步振興清華的抱負也自此戛然而止。最令人不解的是，對於清華發展功勞卓著的羅家倫在後世竟然幾乎無人提及，成為略去的一筆，實在可惜。不過，羅家倫倒是頗能洞察此中真意。他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凡是一件曆史的事跡，時代隔得愈遠，其意義和影響，愈看得清楚。”可見他對自己所作所為的自信。
中大輝煌
不過羅家倫的校長生涯並未就此終結，就在他卸任不久，便又一次“受命於危難之際”，接管了中央大學這個爛攤子，並就此踏上了治校之旅的黃金時期。此時的中央大學，可謂是多事之秋，一塌糊塗。先是易名風潮，1927年6月到1928年5月，四易其名，先後叫東南大學、第四中山大學、江蘇大學和國立中山大學。隨後是易長風潮，1931年到1932年，兩年不到，七易其長，直到羅家倫掌管中大為止。首都大學（南京）居然亂成一鍋粥，這怎能不讓教育部的頭頭兒們大傷腦筋，思來想去，他們最終決定啟用做事雷厲風行的羅家倫。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親自為羅打氣，表示全力支持他執掌中大，希望羅“放手去幹”，並說：“我逼誌希擔任中大校長，苦了誌希，救了中大。”
其實羅家倫何嚐不想大幹一場，在分析中大風波迭起的緣由後，羅斷定其根源在於經費落實上。於是羅責成政府承諾，保證經費按時到位。“如蒙裁可，則家倫願為一種教育理想而犧牲，成則為國家教育事業之成功，敗則為殉主張而失敗；否則斷不敢以不才之身，重增罪。”1932年10月11日，在就職演說上，羅家倫說了這樣一段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