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生平不畏強悍，而有時卻能負重忍辱。他本辯才無礙，而有時偏訥澀若不能言者。他通權達變，偶亦出入小德，而在重要關頭，確有來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操守。他周旋於黨、政、教育、外交界逾四十年，而始終未失其赤子之心。他一向唾棄文言文，而偏愛作舊詩，其絕句佳者幾可與龔定盦相頡頏……
——沈剛伯
沈剛伯這段評論的主角便是以“五四”健將和新文化旗手形象聞名於世的羅家倫。大概後人對羅的記憶與印象，差不多皆停留在“五四”時期那個出盡風頭的年輕英俊上麵。其實，“五四”之後，羅並未銷聲匿跡，無所作為。遊學歸來，羅先是擔任蔣介石個人秘書，在北伐中建立奇功，榮膺少將，頗有些“儒將風流”。後兩度臨危受命，出任清華大學和中央大學校長。執掌清華，羅大刀闊斧，厲行改革，使清華走上了綜合性大學的軌道；入主中大，羅更堪稱鞠躬盡瘁，十年耕耘，創造了那個時代高等學府發展的“神話”。然而，命運卻並不垂青這位民國知識分子，雖然為清華發展竭盡心智，卻落得個負氣辭職的下場，而掌管中大十載，最終也是落寞悲傷、無人道別的黯然離開。後來羅家倫涉足政界，更是不盡如人意，在新疆監察使駐印大使任上勉為其難，出任“國史館”館長後備受質疑，晚年淒涼、慘淡收場。緣何昔日的“五四”巨子落得如此結局？據其友人分析：羅一生轟轟烈烈，表麵上看起來像是粗枝大葉的人，其實內心卻非常細膩；他做事吃了虧，隻是啞巴吞黃連，不肯對外人言說；他為國家辦大學認真誠懇，忍受了別人所不能忍受的痛苦，隻求把學校辦好，做到了“勇於公義，怯於私鬥”。他的學生則評點他的性格說：“像他這樣帶有詩人氣質和士大夫教養的人，宦海浮沉，注定失敗！”是耶？非耶？
執掌清華
台灣學者蘇雲峰在《羅家倫與清華大學》中曾言：“羅家倫是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所任命的第一位清華大學校長。他自上任到辭職，不及二年，但他勇猛精進，不畏艱難，改革整頓，頗有貢獻。然而他的事跡多為人們所忽視，或遭貶抑。在台灣，因梅貽琦的聲望太高，所以談清華的人，不太注意他；在大陸，則因為羅氏與國民黨的關係，而遭到侮辱性的攻擊。這都是不太公平的。”
應當說，羅家倫是一個政治積極分子，就事功與學問來說，無疑要被歸入以事功勝之列。正如沈剛伯所言：“誌希先生是陳同甫一流的人。”他回國之時，大約仍把自己的人生寄望於學術生活。可是在回國之後的現實麵前，他的學術夢不久即告結束。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幾乎無論是他們自願或者被迫都將卷入政治。羅久芳這樣說道：“此時‘不談政治’已不可能，但羅家倫仍希望‘在國家有大問題時發表言論，苟與主體無妨，亦複無害’，不至影響他的學術生活。”不過，這僅是羅的一廂情願而已。自“五四”以來，羅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學術與政治間徘徊，他總在行動上傾向政治，在反省時又將自己拉回學術。而最終，他把自己認定為“天性與為學較近”，或許受他當時身邊一幫朋友的影響，他努力同政治保持距離，但其自我認同不免有些錯覺。羅久芳便指出：“可是1919年的‘五四’，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和1925年的‘五卅’期間，他在不同地點、不同情況，總不甘心站在旁觀者的角度而盡了最大的努力，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均發揮了他文筆上的功能。”於是，羅家倫在北伐戰爭期間的“投筆從戎”，便不難理解了。看似是機緣巧合，但實際上更應當是回歸本性、水到渠成而已。若非如此，就很難想象他敢於冒著遭人非議甚至嘲諷的危險接掌清華了。
對於羅家倫之出掌清華，據羅家倫女兒羅久芳的說法，實乃受蔡元培所托。當時羅家倫受命北上時，遊學歸國才僅兩年。在此之前，他與清華沒有任何淵源，任命公布前也毫不知情。提名的人是大學院（後改為教育部）院長蔡元培，而蔡對羅知悉之深和欣賞有加是人所共知的。把加速推行清華的改製，在一個用美國退還“庚款”設立的留學預備學校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完整的國立大學的重任交付於一位剛過而立之年、素無任何威望的年輕人，亦可見蔡對羅極為信任。羅家倫也在後來的回憶中披露其中之內情：“北平收複，華北大局粗定以後，國民政府自然想到整理北平的高等教育。當時王正廷任外交部部長，他以前在北平政府時代，亦曾擔任過這個職務，深知道清華是外交部部長的一個財源，也是外交部的禁臠，哪裏肯放鬆，仍舊要清華歸外交部主管。政府裏麵有人不讚成，他不得已，而提出一個由外交部會同大學院共管的辦法。他要外交部參加的理由，是因為清華是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辦的，似乎外交部不參加，美國就不答應的樣子。這種拿洋人來嚇中國人的手段，是當年辦洋務的人挾外力以自重的慣伎。他突如其來的向‘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先生提出他荷包裏的清華大學校長人選，他誤以為蔡先生是老好先生，不會持任何異議的。哪知道蔡先生對大學校長問題看得特別鄭重，立刻拒絕，並且說人選問題他已經決定了，要找我去。這對王正廷無異於一個晴天霹靂，是他想不到的。其實這件事我事前也不知道。那時候王正廷還是新投到國民政府方麵來，而蔡先生是元老，他不敢違抗，也就忍下去了。”辦非常之事必用非常之人，這或許便是蔡元培啟用羅家倫的初衷。
大概當時清華學生在矛盾態度中對羅表示的信任和歡迎，與羅家倫留給人們“五四健將”的印象頗有關係，這一身份對學生來說必定有特別的共通感和親和力，而對北伐力量所帶來新氣象的期望則是時勢所造的最重要因素。對於這一點，同羅一起進入清華的馮友蘭大有同感：“1928年，蔣介石又聯合閻錫山、馮玉祥，繼續北伐，趕走了張作霖，勢力一直達到北京。羅家倫不知在什麼時候當上蔣介石的秘書。1928年暑假中，南京的國民政府任命羅家倫為清華校長，到北京來接收清華。他來的時候，隻帶了一個秘書，差不多是單槍匹馬來的。到北京才開始組織班子。在紐約常同羅家倫和我在一起的北大同學楊振聲，這時候也在燕京。羅家倫把我們兩個從燕京‘挖出來’，列入他的班子之中。那時候，北方久處於軍閥統治的水深火熱之中，凡是南邊來的人，都非常受歡迎。司徒雷登也看到燕京將來是要和南京國民政府打交道的，北大、清華又是鄰居，不敢得罪羅家倫，而且要特別表示好意，就答應放楊振聲和我離開燕京……在清華那邊，教授和學生們也都震於北伐的聲威，表示歡迎。我們這個班子就順利地把清華接收了。羅家倫聘請楊振聲為教務長，我為哲學係教授兼秘書長。我們是靠著北伐軍的餘威進入清華的。開始做了一些重要改革……”
1928年9月18日，羅家倫在清華宣誓就職。他鄭重宣誓：“餘誓以至誠，謹守中華民國教育宗旨，某造就成國立清華大學學術獨立發展之一主要基礎，以完成建設新中國之使命，必遵廉潔，務去浮濫，如或有違，願受黨國嚴重之製裁。謹誓。”在羅的治校宗旨中，“學術獨立”乃重中之重。他特別強調：“要國家在國際間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中國的學術必須在國際間也有獨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我今天在就職宣誓的誓詞中特別提出‘學術獨立’四個字，也正是認清這個深意……我們要共同努力，為國家民族樹立一個學術獨立的基礎。”隨即他提出了改造清華的教育計劃，稱為“四化政策”：學術化、平民化、廉潔化、紀律化。
為了推行這“四化政策”，剛一掌校，羅家倫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了一場漂亮仗——“專轄廢董”。
當時清華的管理係統是畸形的。據馮友蘭日記記載：“清華受當時政府的外交部管轄，不受當時政府的教育部管轄。在清朝末年，遊美學務處在表麵上還是由當時政府的外務部和學部會同管轄，但是實際上實權是在外務部，學部不過是掛名。到了民國北洋政府時期，教育部連名也不掛了，遊美學務處成為外交部的一個附屬機關。清華學校成立後，它並不在中國的教育係統之內。當時外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名義上也還是中國教育係統以內的一個學校。清華學校則不然，它是一個不屬於中國教育係統的教育機關。”這種特殊管理體製已經構成學校發展的瓶頸，必須從根本上加以破除。在這一點上，校長、教師和學生的訴求完全一致。師生的代表從側翼助陣，而中心攻堅的角色則非校長羅家倫莫屬。他已下定決心：“要以我的辭職，換取清華基金的安全與獨立，和清華隸屬關係的正規化。”羅借助辭去校長一職而營造聲勢，在上海各大報紙發表長篇談話，向社會各界披露權威的會計師事務所對清華基金的查賬結果，其舞弊、貪汙和流失的嚴重情況，引起朝野震驚。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兩部會商此事。會前，羅家倫向美國駐華公使通報清華基金的實情，進而提議該基金由中美人士合組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代管，主權屬於清華，支配權歸屬教育部。這樣，就使基金擺脫了長期由外交部官僚把持的局麵，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長支配所帶來的誤解，對此美國公使欣然認同。於是，兩部會商順利通過了這個方案。至於促成清華專轄教育部，羅家倫意識到，在行政院會議上，教育、外交兩部的部長為避免爭執，極可能采取折中的辦法而於事無補。為此，他巧妙地繞過行政院，向教育、外交兩部部長均不出席的更高一級的國務會議成員戴季陶、陳果夫說項，由二人聯名提案。羅又事先爭得蔣介石、譚延闓、孫科三位與會大員的首肯，致使清華專轄教育部的議案在會上一舉通過。至此，兩部共管所產生的清華董事會也不複存在。
對於自己所采取的這種“非常手段”，後來羅家倫曾有一番自白：“老於人情世故的人，開始就絕不這樣做。但是我不知道什麼顧忌，人家對我的仇恨我不管。我為的是清華的前途，學術的前途。”不過，熟悉政府內部事務的人大概都不得不承認，若沒有羅家倫勇於任事的豪情和遊說上層的妙計，這件事得以如此迅速而幹脆的解決是不可能的。作為知情人的馮友蘭也認為羅家倫取得“專轄廢董”運動勝利的主因即是擁有他人不可比擬的雄厚政治資源：
羅家倫到清華後所辦的主要事情，就是加緊實現和推動清華學校改辦大學，這是他在清華所作的貢獻。羅家倫到清華來完全是依靠政治關係。那時候羅家倫和我們還都是中青年，在學術界沒有聲望、也沒有地位。羅家倫是蔣介石的秘書，蔣介石叫他來當清華校長。羅家倫受命到北京來，當時他隻帶了一個秘書，並沒有帶一個什麼班子。他和秘書兩個人後就在北京組織班子，包括他、他的秘書、楊振聲和我，這四個人就算是他進清華的班子。羅家倫憑借南京政府的政治力量來到清華，到清華後發表了一個講演，提出‘四化’：學術化、民主化、紀律化和軍事化。頭一條是學術化，他提出要動用基金擴建圖書館、建造生物館，這個計劃得到校內多數教授的擁護，但遭到當時外交部和基金會美國董事的反對。教授會支持羅家倫是因為憑他當時的政治地位，他能跟蔣介石直接說話。要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撤銷董事會，將清華從外交部管改到由教育部管，這在清華當時是大快人心的事。
羅在寫給妻子的信中談道：“清華事總算圓滿解決，此係公理勝利。我去固光榮，我回亦不失麵子……但外交部董事會確是恨死我了。將來有機會自亦拚命。但是世上的事，總是要鬥爭的，不過我與彼有公私之別耳……為個人精神安慰計，我視回校為畏途。但為始終貫徹政策計，我亦可犧牲個人安逸。”可見羅對公私是何等分明，而認準目標後，其信念又是何等堅決。
在收回校權的同時，羅家倫不忘招攬人才。為了延聘到一流的教師，他不僅不惜屈尊下駕，而且敢於得罪他人，請蔣廷黻出任曆史係主任便是典型一例。當時羅家倫親自從北京到南開邀請蔣廷黻。蔣本來在南開幹得好好的，不想離開天津。然而羅家倫便施展軟磨硬泡的功夫，坐著不走，整整熬了一夜。正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蔣廷黻終究拗不過羅家倫，答應赴清華任教。不過，蔣廷黻雖然答應任教，但要歇一年才去，這樣曆史係主任的位置便要空缺。當時如果按資曆來排，暫代係主任一職的人選無疑是羅的老師朱希祖（朱曾任教北大，給羅家倫授過課）。但在羅看來，假如請係裏原有的教授擔任係主任，不但朱先生感覺不安，而且其他的教授也不肯答應；如果讓朱先生暫代係主任一職，也不是很妥當。因為朱希祖僅是中國史方麵的專家，對於世界史學的潮流沒有接觸，自然沒有能力帶領曆史係朝著現代化的道路邁進。於是，羅家倫決定以校長的身份來兼任曆史係主任。這樣一來，“縱然得罪了我的老師，但是我為了曆史係的前途，也不能不為公義而犧牲私情了。”就秉著這樣寧缺毋濫的原則，羅家倫為清華招來了一批知名的專家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