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讀者，有人告訴你，“社會是萬惡的”“世上沒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反證。
——丁文江
世事緣何反複爭，耄年靜坐保清明。
彩雲易散玻璃脆，悟徹榮枯與重輕。
若是初讀此詩，想必大多數人都會猜測作者乃是一位久經宦海浮沉且頗有文學功底的官員。如果我說該詩出自近代地質學泰鬥翁文灝之手，大概會引起兩種反應：一些人估計會大吃一驚：沒想到一位享譽國際的自然科學家竟能寫出這般意境的古體詩；另一些人則會好奇地問：翁文灝是誰？
翁文灝，這個名字對於現今大部分中青年人來說，的確十分陌生。一是因為在傳媒如此發達的當代社會，任何自然科學家都不能保證自己的聲名可以家喻戶曉，更何況一位民國的地質學家；二是翁的那段不堪回首的從政往事也少有人提及，逐漸湮沒在曆史的長河之中。
其實，翁文灝棄學從政的這段往事實在值得我們後人仔細追索。作為一名成就卓著的地質學家，在愛國經世觀念的驅使下，他竟然毫不猶豫地投身於政壇，輒一入閣便成為蔣介石的貼身秘書長，後來一再高升，終於成為位居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出任行政院院長）一職，不能不令人讚歎其仕途之順利。更令人嘖嘖稱奇的是翁的從政能力，作為一名科班出身的地質工作者，翁進入政府後完全沒有不適應的情形，而是處處體現出一位溫和幹練的技術官僚的特色，不冒進、不敷衍，有原則、有魄力，所經手的大小事宜大致都可以處理得井井有條，堪稱“治世之能臣”的典範。然而，時代的可笑之處就在於，這位“好人”和“能臣”卻在多事之秋選擇了國民政府，成為那些利欲熏心的政客們的裝飾品和馬前卒，任其驅使，一辱再辱。毫無政治經驗的翁文灝更是秉著無愧於心的原則，並未深究政府內的恩怨是非，隻顧低頭做事，始終是一名“局內的局外人”，卻無意間鑄成助紂為虐之大錯，成為人民政府通緝的“頭等戰犯”，上演了又一出“亂世之飯桶”的書生參政之悲劇。
“年來年去年年忙，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門去，獨對東風舞一場。”翁的這場悲劇，究竟是不甘寂寞的“越位”行為，而導致“彩雲易散玻璃脆”的下場？還是由於時代危難而挺身挽救，卻落得個“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可憐宿命？時焉？命焉？
中央召喚
翁文灝之進入政壇，倒頗有些無心插柳、陰差陽錯的意味。本來，翁對政治一向是興趣索然，不甚關心。而且也不像同事丁文江那樣熱衷於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政治理論。即使是在國難當頭的時候，在他與胡適、傅斯年、蔣廷黻、丁文江諸人合辦的《獨立評論》上，也沒有撰文大談理論。在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等人為諸如抵抗還是妥協、民主還是獨裁等大而無當的問題上爭得麵紅耳赤、不亦樂乎之際，翁文灝卻始終保持沉默，僅寫一些有關具體問題的文章。他曾坦誠地表白過自己當時的心跡：
我原是一個毫無大誌的小百姓，家裏省吃儉用，隻想在自己範圍內盡一些力，做一點與自己興趣相合、於社會無害的小工作便算了。對於哲學、宗教、政治等大問題，雖然有時高興也看幾本書，或隨便談談，但自覺毫無心得，正如一張白紙似的，說不上有什麼信仰或主張。所以對於那些政治社會問題，或是現在所流傳的各種主義，都沒有什麼意見可說。
顯然，這不是故作謙虛。翁文灝的確是一個務實低調卻又不乏想法且勇於踐履的人。
因此，實施政治之類，翁文灝很少涉筆。大量的文章，是他運用自己的知識學力，從經濟建設、發揚國力的角度，旁敲側擊，喚起人心而作。當然，不談政治並不代表沒有自己的主張。翁在《我的意見不過如此》一文曾提出過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講到政治，我對於各種深奧的主義從未用心研究，各種特別的製度也不十分明白，當然隻好老實的守愚暗的態度，請學生們不必問我。我隻相信無論信仰什麼主義或采取什麼製度，都要用好好的人去好好地做。政者，正也。無論什麼製度，其最重要的目的，隻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夠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夠和平的下來。我更感覺到我們的需要，並不單是要找到一個現成的主義去信奉他，尤其要緊的，是要認識實際的問題去解決它。
因為國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時候，如果直接可以救國，當然應該奮勇地去做。萬一沒有這個機會和力量，至少更應盡力做我們分內的工作。不管成敗利鈍，我們將我們的工作做完了，總算盡了我們的心力。好像當義勇軍的，把他的子彈放完了，就是死在沙場，也算盡了國民的責任。光榮雖有大小，意義差不多一樣。
中國弄到如此樣子，自然大家都有不是，雖然程度略有不同。不過，因為不滿意而隻管你罵我，我罵你，是無用的，彼此自家相打更不應該……在這個危急存亡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一個政府，而且要一個有力量能負責的政府。我們不應該破壞政府，隻希望政府不要破壞自己。
不談政治，盡力工作，擁護政府，這便是翁文灝的政治主張。
像翁文灝這樣踏實肯幹、不唱高調的知識分子，自然引起了蔣介石的注意。蔣深諳權術之道，在軍閥割據、派係林立、政敵眾多、波雲詭譎的環境中，最善於延攬人才為其所用。他敏銳地發覺，籠絡知識分子的做法好處頗多，既能擴大自己的智囊隊伍，又可化解批判自己的社會力量，還能以“鼓勵學者從政”的美名，把自己裝扮成慧眼識才的明主，可謂是一舉三得。況且蔣介石在物色幕僚時，格外注意寧波人乃至浙江人。湊巧翁文灝就是蔣的寧波小老鄉，而且名氣特別大。所以他立即批準了手下的方案，拍電報催促翁文灝麵見。
1932年盛夏的一天，翁文灝來到廬山麵見蔣介石。蔣擺出一副虛懷若穀、求賢若渴的姿態，對翁文灝說：“中國失敗之由，在乎曆來工作，隻對內而不對外，以致內部事多而對外力弱。餘反躬自省，當以保全國家為己責。而欲盡此責，深願物色全國賢才，竭其所能，同心戮力。但當實行之時，則不宜與他人虛爭政權而在自身確盡責任。”書生本色的翁文灝“睹此態度，頗感佩慰”，覺得不妨一試。還賦詩一首，以表自己入閣的意向：
政學原是一貫同，險夷漫不滯胸中。
朝廷已是浸腐敗，尚見輝煌蓋世功。
說來可笑，翁居然認為搞政治同做研究竟是一脈相通，並且自詡能夠驅除腐敗，建立奇功。書生意氣般的天真想法真是令人忍俊不禁。
不過，翁文灝此時留了一手。雖然沒有多少政治經驗，但他對自古以來政治黑暗肮髒的本質也是多有耳聞，因此他生怕自己趟的是一攤渾水。於是他向蔣介石提出條件，在出任國防設計委員會秘書長的同時，仍留北京主持地質調查所的工作。這樣一來，於學於政，翁可以兩不耽誤，來去自如，萬一為官生涯不甚如意，也可以順利脫身。
蔣介石在用人問題上有一套理論：首先要有“良心”及忠義之氣，這是基本條件。在此前提下，則又強調“勇敢進取，實幹快幹，有條不紊”的工作才能。蔣介石特別欣賞從學問和實踐中教訓出來的人才，隻有“以樸拙堅毅的精神，勤勞刻苦的功夫，從學問和經驗中艱難磨練出來的人”才是蔣理想中的幹部。翁文灝正是這樣的不二人選，何況又是寧波同鄉，所以非把他召入帳下不可。為了能讓翁文灝伴其左右，供其驅使，蔣介石趁熱打鐵，任命翁文灝為教育部部長。
這一切來得太過突然，專心於學術研究的翁文灝，實在不習慣這種平步青雲、一步登天的感覺。然而“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胸懷，促使他難以拒絕國民政府的任命，隻好赴南京請辭。頗為有趣的是，動身那天，許多小學教員和新聞記者趕到車站找他，不料找遍了頭等車廂，也沒有發現他的蹤影。唯有丁文江，知道他出行隻坐二等車廂，即使當了部長也不會改變，果然一去就找到了他。
說來也巧，正當翁文灝在南京力辭不就時，他的繼母因病猝然離世。他立即北上奔喪，以“丁憂”的名義，通電辭職。一向標榜忠孝禮義的蔣介石，不得不準。就這樣，翁文灝又一次躲過了蔣介石的“五指山”，沒有成為其禦用官員。
全心為政
不過，命運似乎已經盯上了這位老實人，故意要捉弄他。1934年2月16日，翁文灝在武康發生車禍，生命垂危。翁氏遭難，引起了知識界的一致關注。胡適在《獨立評論》第90期的編輯後記中稱：“當消息最壞的一天，他的一位北平朋友寫信給人說：‘如此天才，如此修養，豈但是一國之瑰寶，真是人世所稀有！’還有一位朋友對人說：‘翁詠霓是用五十萬條性命也換不來的。’”而丁文江也誇獎翁文灝道：“青年的讀者，有人告訴你，‘社會是萬惡的’‘世上沒有好人’。你不要相信他，因為翁先生就是一個極好的反證。”
蔣介石得知此消息後，明白這是一個施與“皇恩”的大好時機，於是命令部下召集最好的醫生搶救翁文灝。在閻羅殿走了一遭之後，翁文灝最後順利脫險。
武康車禍曆來被世人看作翁文灝人生的一大轉折點，大都認為自此以後，翁文灝抱著知恩圖報的念頭，死心塌地為蔣介石盡心效忠。其實，這是沒有看透翁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屬性。作為留學多年，深受西方民主自由傳統熏陶的知識分子，即使腦海中還留存著些許正統觀念，但畢竟已與傳統的士大夫迥然不同。他進入政府工作，雖不排除有報答蔣介石救命之恩的考慮，但更多的是希望為複興中華民族盡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許身國家而不是替君買命，這便是現代知識分子同傳統士大夫的區別所在。翁不會將獻身國家同效忠個人混為一談，這便是他和陳布雷的差異所在。不妨再看翁車禍後的一首詩作：
艱難崖石落深陂，振作方能判險夷。
海不揚波賴障護，途多坦蕩仗良規。
救時誓作終身誌，拚死願回舊國危。
自古和平憑奮鬥，決心用力莫遲疑。
1935年11月，汪精衛遇刺，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院長一職，遂任命翁文灝為行政院秘書長。其中原委，明眼人不難理解。翁文灝身上有一股傻得可愛的書生氣，像這樣一位既可裝點門麵而又踏實肯幹的好材料，豈有不好好重用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