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半農準備不久就回國，到北京後，他打算特意邀請徐先生做一個試驗。幾年前，徐誌摩也留學英國。蔡元培到倫敦時，大家一起陪同，還合影留念。因熟悉，劉半農開玩笑地寫道：
屈徐先生為sujet（受實驗者），當然萬分對他不起。但為探求真理起見，徐先生既不像上海新世界賣野人頭的一樣胡謅，我想他當然一定可以俯允我的要求。
玩笑開得很過，文章寫好後，劉半農當天寄給周作人，請他在《語絲》上發表。
徐誌摩於1931年11月19日乘飛機遇難，兩耳無法立遺囑送給劉半農“解剖研究”了。但這個玩笑的結果，是劉半農萬萬沒有想到的。
魯迅與劉半農不約而同，也不同意徐誌摩的觀點。魯迅在12月15日《語絲》周刊第5期上發表雜文《音樂》，也和徐誌摩開起了玩笑：
慈悲而殘忍的金蒼蠅，展開馥鬱的安琪兒的黃翅，頡利，彌縛諦彌諦，從荊芥蘿卜玎朋洋的彤海裏起來……你聽不懂這種絕妙的音樂嗎？那麼借用徐誌摩的話回答你：你聽不著就該怨你自己的耳輪太笨，或是皮粗，別怨我。
魯迅和劉半農等人的反駁文章出來後，徐誌摩於下一年1月26日給周作人寫信說：“你要我報答，給《語絲》一點東西，我還不敢隨口答應。”徐誌摩之所以不再寫稿，原因之一是“我不敢自信，我如果投稿不致再遭《語絲》同仁的嫌（上回的耳朵！）”。
提到徐誌摩，還有一件頗為有趣的事情，也是由徐引起，劉半農跟進“起哄”的。1920年的一日，陳西瀅與徐誌摩在雜誌上互相吹捧，陳把徐比作中國的泰戈爾，徐則誇陳應當進入英國文學史。這種文人之間的揶揄雖然自古有之，不過陳、徐二人開得有些過分。直性子劉半農自然看不下去了，他說，朋友間互相吹捧標榜得有個分寸。陳源把徐誌摩比泰戈爾，唐突了泰戈爾，因泰戈爾不是一天做成的，是幾十年來的修養與努力做成的；幾個月或一兩年就成了泰戈爾水平，不是泰戈爾本人變作了一錢不值嗎？同時，對於誌摩也唐突，因為誌摩的事業正在開場，還是上升期，怎麼好胡亂比擬已到頂點呢？
大家乘酒興起哄，勸劉半農就此意寫篇文章。劉半農借了酒興，當場揮毫，寫了《罵瞎了眼的文學史家》短文。他寫道：
最近，又聽說我們同事中，出了一位奇人。此人乃是北京大學教授陳源先生，即名署西瀅的便是。
……我所代陳先生憤憤不平者，便是我翻遍了一切的英國文學史，沒有看見陳先生的名字。這些編文學史的，真是瞎了眼……再退一萬步，H。G。Wells的那部《世界史大綱》中好像也沒有陳先生的名字，這真有些古怪了。
Wells是陳先生的好朋友。我記得有一次，他寫信與陳先生，不寫dear Mr。—，而寫dear—，陳先生便高興得渾身搔不著癢處，將原信遍示友朋。無如Wells竟糊塗到萬萬分，著述時一個極重要的人物，而同時又是他最親密的朋友，竟輕輕地忘去了。
“我記得有一次，他寫信與陳先生”，指劉半農在英國親身經曆的事。
關於陳西瀅的姊姊說，他阿哥的英文比Dickens好，是酒席上的朋友說的。劉半農相信這位朋友不說謊，所以大膽寫了出來。寫完，他也沒仔細看，便隨手交朋友處理。
文章被《語絲》刊登出來後，劉半農才知道，朱希祖等人在自己走後，鼓動“愛管閑事”君做了一個表，並鼓動林語堂做了一篇大文章，放在一起刊登。
1月30日，陳西瀅在《晨報·副刊》發表兩封《致半農》信，質問劉半農，尤其對“阿哥的妹妹似”一句表示不滿，認為這是劉半農“無緣無故地欺負一個弱女子”。
劉半農很尷尬，因文章的內容已被別人改動，不是原版。原文是陳西瀅的“姊姊”，現在變成了“妹妹”。改動者是朋友，劉半農不好責怪，簽的是自己的名，官司隻好自己打了。
對於陳西瀅，劉半農並無成見。當初，還是自己與傅斯年在英國將他推薦給蔡元培的呢！月底，一位校長到劉半農家，問：“你能不能推舉一個教英國文學史及英文修辭學的教員？”劉半農說：“就我所知，擅長此二學者，隻有陳通伯、徐誌摩兩位。不過現在他們的身價很高，能不能請教得動，你且去試試看罷。”劉半農還在背地裏替他們說好話呢。
次日，劉半農寫了《奉答陳通伯先生——兼答SSS君及某前輩》，刊登在2月1日《語絲》第64期上。劉半農回國已五個月，一直沒有碰見陳西瀅。想不到，一篇無聊遊戲文章，使得兩人有了通信的機會。劉半農寫道：
我們那天在太和春吃過了飯，我是寫完了一篇文章就走的，後來如何有人做表，又如何鼓動了林語堂的興趣，也大做而特做其文章，我竟全然不知道。我是直到《語絲》出了版，才知道我的大文之後還有一個大表，大表之後還有一篇大文。那麼，你若要把表裏的話也當作我的，豈不是等於要把“漢”朝人的《四書注疏》中的話，也當作了孔老先生的話嗎？我做文章，一向喜歡用真名，不寫劉複就寫半農，除五六年前作詩，有時寫寒星二字之外，再沒有什麼別的外號。“愛管閑事”究竟是誰，我至今還沒有知道，將來查出了，定要同他（或她）上地方廳去打官司。因為他表題中用了我的姓，顯然是影戲商標的行為。
陳西瀅信裏說，“就是五六年前的半農先生也有些不好意思吧”這句話，劉半農想，陳的意思，大約以為從前的半農不成氣候，現在總該成得東西了（法國國家博士）。劉半農也不讓，寫道：“無如我先天就不是個麵筋，乃是一塊頑石，到了油鍋裏便浸上一百年，也還是分毫不動。所以從前是無聊的，現在仍舊是無聊；從前是頑皮的，現在仍舊是頑皮。這真是大大地辜負了你和其他各位老友的希望了。”
說“老友”，是因為劉半農幾年前在歐洲，和徐誌摩、陳西瀅也有往來。但徐誌摩過的是闊日子，帶了太太，還追著林長民的千金林徽因，和在貧困中的劉半農談不到一塊兒。飽漢子哪裏能體會餓漢子饑呢？
可能大多數人不知道，劉半農還是一位戲劇家，曾經將大仲馬的《茶花女》改編為現代劇，在北京各大劇院上演。
一天，劉半農也買了張票，去劇院看《茶花女》，順便觀察一下觀眾的反應。在戲場裏，有兩位先生坐在劉半農前排談天。
“《茶花女》是林琴南譯的？”
“不，這個戲是什麼複譯的。”
“哦，我知道了，是嚴複，嚴又陵。”
“嚴又陵也做白話文嗎？”
“是，他做，林琴南可不幹。嚴林雖然齊名，他們倆可要抬杠。”
劉半農聽了他們的話，像吃了悶葫蘆，十分不爽。
出劇院時，又有另外兩位先生在劉半農後麵大發議論。
一位說：“茶花女盡美矣，未盡善也。夫既不惜一戰，即當於杜父之前剖心以自明，而後乃成其為轟轟烈烈之奇女子。”“杜父”指劇中人物杜法爾的父親。
一位說：“不，不，非也。使果死於杜父之前，天下後世將以杜父為何如人？其所以不即死，正所以全杜，亦所以全杜父，舍其所易，為其所難，此其所以盡善盡美也。”
劉半農聽了，心裏說：“茶花女啊，您別在杜法爾麵前死啊，死了咱們這出戲就唱不下去了啦！”
看了三次之後，劉半農有許多話想說，但自己又處在不易說話的地位：說演得不好，良心不答應；說演得好，不免犯“戲台裏喝彩”的嫌疑。雖然自己隻是“坐觀厥成”，他們演出的成功與否，與自己並沒有關係。
次日，劉半農寫文章說：“我現在隻說一句極簡單的話，就是：這是一本極難演的戲，甚而至於可以說，是一本不容易嚐試的戲。”
糗事實在不止這一件。1934年3月24日夜，劉半農到燈市口公理會會堂，聽貝滿、育英兩校聯合歌詠團第三次音樂會，效果不錯。其中，李抱忱演唱的劉半農十年前所作“教我如何不想他”及“聽雨”二曲，最為聽眾歡迎。
唱畢，李抱忱登台，熱情地向聽眾介紹，說歌詞的作者劉半農先生也出席了今天的音樂會。大會鼓掌歡呼，一定請劉半農出來見麵。劉半農無法推辭，“如猢猿之被牽上台，向大家一鞠躬而退”。聽眾一齊鼓掌。下來時，劉半農聽到一女士悄悄說，“原來是這樣一個老頭兒”。
劉半農聽了這話，且是出自年輕的女士之口，心裏不是滋味。想，此語大可玩味也。其時，劉半農不過44歲，真是歲月無情催人老啊！回家後，劉半農戲吟詩雲：
教我如何不想他，請來共飲一杯茶。
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教我如何再想他”裏的“他”，已經改指劉半農自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他”則指中國。
據趙元任的夫人楊步偉回憶，她20世紀30年代在女子大學體育係教生理和解剖學。她在班上，有一個女學生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一天，劉半農來做女大校長了。女學生們見他穿了一件中國藍棉袍子，很失望。因為學生們偷偷傳說，劉半農是很風雅的文人，怎麼是這樣一個土老頭呢？楊步偉對她們說：“你們有的人一天到晚唱他寫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這就是那個他呀！”
大家哄起來說：“這個人不像嘿，那歌不是趙先生寫的嗎？”
楊步偉說：“曲是趙先生譜的，詞是劉先生寫的。”
趙元任經常給劉半農的詩詞作曲，劉半農去世後，他寫文章說：
半農的詩調往往好像已經帶了音樂的“swing”在裏頭，這些年來跟他編曲和討論樂律問題也都像成了一種習慣似的。最近他到綏遠，臨出發時候寫來的一封信還是提到作歌的事情。哪曉得這封信到了不久，跟著就得到他的死耗了。
另外，身為大學教授，劉半農還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為名妓賽金花作傳。劉半農曾有過一段很著名的評價，他說20世紀初，中國出了兩個活寶：一個賣國，一個賣身；一個可恨，一個可憐。前者是西太後慈禧，後者就是名妓賽金花。為了給賽金花作傳，劉自己掏飯菜錢請來賽金花，由他提問題，賽金花回答，他的學生商鴻逵記錄。這本人物傳記在劉半農去世後以《賽金花本事》為名出版，並以《賽金花傳》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當時，許多文人紛紛議說劉半農此舉，連得風氣之先的胡適也驚異：“大學教授為妓女寫傳，還史無前例。”看來，劉半農這個大學教授，的確夠“瘋”！
舍身忘我為國計
白山兮高高，黑水兮滔滔。
有此山川之偉大，故生民質樸而雄豪。
地所產兮豐且美，俗所習者勤與勞。
願以此為基礎，應世界進化之洪潮。
沐春風時雨之德化，仰天光化日之昭昭。
痛國難之未已，恒憤火之中燒。
長蛇兮薦食，封豕兮喧呶。
（東夷兮狡詐，北虜兮矯驍）
灼灼兮其目，霍霍兮其刀。
荀捍衛之不力，奚宰割之能逃。
唯臥薪而嚐膽，庶雪恥於一朝。
唯知性合一方為貴，唯取乎空論之叨叨。
唯積學養氣可致用，無取乎狂熱之呼號。
其自邇以行遠，其自卑以登高。
愛校愛鄉愛國愛人類，其中大於世界大同之目標。
使命如此其重大，能不奮勉乎，吾曹。
說起這首歌，很多人都知道是東北大學校歌，不過估計很少人知道這首歌的作者就是劉半農。其實每個人都有幾張不同的麵孔，每一麵都代表其人格的一種特征。拿劉半農為例，打油詩人、高校領導、瘋狂教授，除此之外，他最讓人欽佩之處是他那股子濃濃的愛國情懷。
劉半農愛國表現之一，就是拒絕說外語。一個周末，周作人請劉半農等吃午飯，幾位朋友到了一起，亂談瞎侃起來。其中談及中國人說外國話的話題。
借著酒勁兒，劉半農說，三年前，我在巴黎時向某先生說，“我回國後一定不說外國話，且將榜於門曰：不說中國話者不入吾門。若有外國人來看我，能說中國話的就說，不能說的自己帶翻譯來。”當時某先生聽了，一笑置之。回國後，我也想把這個主張提倡一下，不料一說出口，就碰了一鼻子灰。
劉半農在外國留學，吃了許多苦頭，侄子、侄女又死在外國人辦的醫院。一百年來，中國人總受外國人欺負，恨烏及屋，劉半農對外國話，增加了反感。在英國和法國，劉半農遭了不少罪，所以使他不喜歡講外國話。
一位先生說：“不差，這一層我們應當注意。我們在外國時，自然應當說所在國的話。現在到了本國，每逢一個外國人來見仍舊要說外國話，似乎我們做中國人的，無論在中國在外國，每見外國人必有說外國話的義務，想起來真有點氣悶。”
劉半農說：“本來我們到外國去，一上岸就該說外國話。要是現在也采用這方法對付外國人，恐怕外國人太不便了。最好是定出一個期限：凡是來到中國的外國人，不滿一年的，我們可以同他說外國話；滿一年以上，就非說中國話不可。”
另一位先生說：“一年的期限恐怕太短些。因為外國人學中國話，的確比中國人學外國話難一點。一年中所能學的，恐怕隻是些普通應酬話，若要說學術上的話，至少也該有兩三年以上的工夫。”
劉半農說：“這也是事實，但盡有方法可以補救，便是定普通應酬話的期限為一年，定學術話的期限為三年；或者是，一年以後，三年未滿，遇討論學術時，仍許外國人說外國話，中國人卻用中國話回答（雙方通信，也可以采用這種辦法）。要知道中國話是否難學是個問題，外國人願不願學又是一個問題。有許多外國人在中國住了十多年，仍是半句中國話也不會說；有許多留學生所娶的洋婆子，同她老公一張床上爬上爬下睡了幾十年，直到兒女滿堂，壽終正寢，還是半句中國話也不會說。這難道是學不會？幹脆來說，隻是不肯學而已矣。他們之所以不肯學，不是善意的，是惡意的。他們看不起中國人，因而看不起中國話；他們把中國人看成所謂‘土人’，所以中國話也不免是一種土人話；土人話不值得學，所以頭白老死也不願意學。這種態度最令人氣憤，我們非聯合起來痛懲他們一下不可。”
另一位先生說：“先生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有許多外國人，如福開森、鐸爾孟等，中國話說得很好，而中國人見了他，會說外國話的一定要搶著說，除非自己不會說。這樣，外國人到了中國，處處有‘賓至如歸’之樂，便不是看不起中國話，也懶得學習，而況本來就有點兒看不起呢。”
這使劉半農想到善承意旨的仆人，見主子剛去摸煙，他已嗤的一聲將取燈兒擦好了，送到主子嘴邊來了！
幾位說這說那，無非發發牢騷，全無結果。
不願說外語，卻避免不了同外國“鬼子”接觸，為了保護國寶，劉半農情願與西洋盜墓賊死磕，這也是他愛國表現的第二個方麵。
1928年4月12日，美國人安得思秘密率領第四次中亞考察團赴內蒙古高原挖掘。他帶領大隊人馬，到內蒙古一帶挖掘古物前後7次，每次挖掘幾十、幾百箱的東西運回美國，並在北京弓弦胡同設立了辦事處。中國政府既不過問，別人也不知道。
但劉半農知道，安得思那家夥是個不學無術的流氓，學問極其一般。有一次隻是因為挖到了恐龍蛋，美國人就替他大吹特吹，賣力忽悠，說是20世紀是大發現之一。殊不知，我國參加西北考察的中國成員之一的袁希淵先生，去年在天山一帶，不但發現恐龍蛋，而且發現小恐龍骨數十具呢！
這年夏季，安得思從內蒙古挖了八九十箱的東西運回北平，打算從北平運天津出口，被文物維護會和古物保管委員會查到。查他的護照，並沒有中國政府允許發掘古物字樣，隻允許他們打獵。把他那八九十個大箱子一一打開，請專家審查，該扣留的扣留，該發還的發還；同時還訂了協定：此後發掘，不許自由行動，須先與中國學術團體接洽，由中國政府批準後，方可實行。安得思雖寫了“伏辯”，卻懷恨在心，慫恿北平各“鬼子”報，將文物、古物兩會大罵特罵，說劉半農等人“是妨害文化”“是中國人不懂科學的表示”。
9月，以馬叔平為主任委員，劉半農和翁文灝為委員的古物保管委員會北平分會在北海團城設立，並立即與安得思談判。根據10月20日達成的《處置安得思先生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在蒙古所采標本之辦法》，安得思被迫將一半搜集品留在了中國。
1928年1月，安得思的代表團去團城與劉半農、馬叔平、翁文灝三人就組建第五次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中亞考察團一事進行談判。劉半農等擬定出《中華民國教育部古物保管委員會與美國紐約自然曆史博物館中亞古生物考察團協定草案》，遭美方拒絕。安得思返回美國後，四處著文演講，煽動輿論，想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春季，安得思想再到內蒙古去，但不肯照辦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瑞典斯文·赫定所訂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辦法。他認為瑞典是小國，美國不能照搬小國的辦法！在與中國古物保管會十多次商量後，安得思電請美國天產博物院院長歐司本找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向中國駐美伍公使交涉。夏天，伍公使照電中國外交部王正廷外長，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王外長照電古物會，他來一電，劉半農複一電；來兩電，複兩電，拖延下來，終無結果。
王外長被美國佬逼急了，不得不親自到北平，和劉半農等麵談。他說：“我們很希望美國國務卿將來幫助我們撤銷領事裁判權，所以在這種小事上，最好退讓一點。”這話有毛病，王又改口說：“也未必一定是撤銷領事裁判權一件事。總而言之，外交上的手腕，是你拉我掣的（說時，以兩手握拳作拉掣勢）。小地方吃點虧，大地方總可以占些便宜。”
聽他這麼一說一改口，劉半農等嚇了一跳。乖乖！原來我們做的事，竟妨害撤銷領事裁判權！這還了得！
劉半農表麵上給王外長麵子，說：“得啦得啦！要是真能在這件事上吃些小虧而使國家占到大便宜，我們也未嚐不願意把當初所討論的條件重加考慮。但求於原則無悖，我們總可以退讓一些。”
王外長很滿意，嗚——一聲，汽車開走了。
過幾天，安得思約劉半農麵談一次。劉半農把最後的限度告訴了他，由他電告美國歐司本。再過幾天，安得思又約劉半農麵談，說：“奉到歐司本來電，不得與古物保管委員會訂結任何協定。”
1928年年底，劉半農接到美國寄來的一本《科學雜誌》，其中第一篇文章，是關於這一次交涉經過的報告，作者是天產博物院院長歐司本，他將“妨害文化”“不懂科學”等罪狀，一起加在劉半農等人身上。在雜誌裏夾著歐司本寫的一封信，末段說：
在十一月中，我要向華盛頓的中國公使，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和美國總統，重新提議這一件。同時我請你向北京的美國公使，和我們的團長安得思博士接洽，表示你對於中亞考古團的科學上的重要，能於領會。
劉半農看後不禁大為光火，好家夥，一麵叫我去向美國公使和安得思磕頭請罪，一麵再破口大罵，把我劉半農當猴耍，真夠陰毒的！一不做二不休，劉半農決心據理力爭，不買王外長和美國佬的賬，終於保住了這批國寶，阻止了安得思的文化掠奪行徑。
20世紀30年代初，日本鐵蹄肆虐東北、華北地區，隻要是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會義憤填膺地表達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不滿。劉半農自然不甘人後，撰文抗日、痛斥敗類，這是其愛國表現最閃耀的部分。
“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淪陷，劉半農立即撰文呼籲民眾起來抗日。那篇文章寫得正氣回蕩、感人肺腑，絕對是一篇經典戰鬥檄文：
我們寧餓死，也不與日本人發生任何職業上的合作關係……我們一切都是不動聲色，隻是痛心切齒地記牢了四個字：總有一天！
到了那一天，我們就做，我們就拚命。
我們有槍就用槍，沒有槍就用刀，沒有刀可以用木棍，用樹枝，用磚石，再沒有，我們有頭可以撞，有拳可以揮，有腳可以踢，有牙齒可以咬！“困獸猶鬥”：當一條狗被人打得要死的時候，它還能占據一隻牆角，睜著殘綠的眼睛，露著雪白的牙齒，想要用最後的力量咬了你一毒口才死，難道中國人就不如一條狗！
我們拚！能組成軍隊就用軍隊拚，不能組成軍隊聯合了十個八個人三個五個人也可以拚，單獨一個人也可以拚！你叫我們軍隊也好，土匪也好，暴徒也好，什麼名義都可以，我們所要的是拚。一個拚死一個不賠本，一個拚死兩個還賺一個！
隻須世界上還剩得一個中國人，你們日本人休想好好地過；隻須世界上還剩得一滴中國人的血，必須拚到了你們日本人相等的血才甘心。
劉半農活得灑脫，活得坦蕩，也給後人留下了無數值得回味的精彩片段。隻可惜天不假年，1934年7月14日14時15分，劉半農因感染回歸熱，醫治無效，撒手人寰，年僅44歲。
聞此噩耗，生前好友紛紛送來悼詞挽聯。胡適寫道：
半農與我相處有二十餘年的曆史，回憶過去，我等同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寓今日第五宿之卯齋。當時同室者，計有陳獨秀、劉半農、趙元任，及餘共八九人。每日除讀書外，即以談玄為消遣。在吾國幹支時辰上講，卯本屬兔，餘等所住之宿舍，即卯字齋，而同室又多屬卯字者，又適半農辛卯年生，餘亦為辛卯年生。陳獨秀較餘長十二歲，生辰為庚卯，故當時同學，皆稱我等為一群“兔子”，而稱我等宿舍為“兔窟”。今日回憶斯情，不勝留戀。又謂半農先生為人，有一種莫名其妙之“熱”處。共做事素極認真，其對於學術之興趣極廣博，故彼卒能成為歌謠收集家、語言學家、音樂專家、俗字編輯家，彼之成功，完全由於一“勤”字。茲有一例可證，當彼在世時，對於音樂最感興趣，然而喉不能唱，耳不能聽，手不能彈，由此可見其天資愚笨。但伊並不因此灰心，終日以機械之方式，來做聲音之探討，結果不但對音樂能以講通，而且還發明各種測量聲音之器械。由此一點，足以代表半農一生治學之精神。
趙元任的挽聯更是含義雙關且自然貼切，當為絕妙好聯：
十載奏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
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
昔日好與劉半農抬杠的錢玄同也沒心思再較勁了，送來了感人肺腑的長達148字的挽聯，以表達對摯友兼戰友的無限追思：
當編輯《新青年》時，全仗帶感情的筆鋒，推翻那陳腐文章，昏思亂想。曾仿“江陰四句頭山歌”，創作活潑清新的《揚鞭》《瓦釜》。回溯在文學革命旗下，勳績弘多；更於世道有功，是痛詆戰壇，嚴斥臉譜。
自首建“數人會”後，親製測語音的儀器，專心於四聲實驗，方言調查；又纂《宋元以來俗字譜》，打倒煩瑣謬誤的《字學舉隅》。方期對國語運動前途，貢獻力量；何圖哲人不壽，竟禍起蟣虱；命喪庸醫。
因劉半農而再度被人們想起的名妓賽金花也不顧老邁之軀，親自送來挽聯一副，以寄托對劉的感激之情：
君是帝旁星宿，下掃濁世秕糠，又騰身騎龍雲漢；
儂慚江上琵琶，還惹後人揮淚，謹拱手司馬文章。
綜觀如斯多的詩與文，最有代表性還要屬當初提拔自己的老校長蔡元培的碑文題詞：
故國立北京大學教授劉君碑銘
紹興蔡元培撰文
劉君諱複，號半農，江蘇省江陰縣人，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生。
四歲受父教識字。六歲就傅，能為詩。十三歲進翰墨林小學。十七歲進常州府中學。武昌義軍起，君輟學參加革命運動。中華民國元年，君在上海任中華新報特約編輯員及中華書局編輯員。五年以後，常為文發表於《新青年》雜誌。六年任國立北京大學預科教授，益與《新青年》諸作者盡力於文學之革新，著有《我之文學改良觀》《詩與小說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及《揚鞭》《瓦釜》等詩集。君所為詩文，均以淺淺詞句達複雜思想，於精銳之中富詼諧之趣，使讀者不能釋手。然君不以此自足，決遊學歐洲。九年，赴英吉利，進倫敦大學之文學院。十年，赴法蘭西，入巴黎大學，兼在法蘭西學院聽講，專研語音學。十四年，提出《漢語字聲實驗錄》及《國語運動史》兩論文，應法蘭西國家文學博士試，受學位，被推為巴黎語言學會會員，受法蘭西學院伏爾內語言學專獎。
回國，返北京大學任中國文學係教授，兼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計劃語音樂律實驗室。二十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研究教授。君於是創製劉氏音鼓甲乙兩種，乙二聲調推斷尺。四聲摹擬器，審音鑒古準，以助語音與樂律之實驗；作調查中國方音音標總表，以收蓄各地方音，為蓄音庫之準備；仿漢日晷儀理意，製新日晷儀，草編纂“中國大字典”計劃；參加西北科學考察團，任整理在居延海發現之漢文簡牘。雖未能一一完成，然君盡瘁於科學之成績已昭然可睹，而君仍不懈於文藝之述造。如《半農雜文》及其他筆記調查錄等，所著凡數十冊。旁及書法，攝影術，無不粹美。可謂有兼人之才者矣！君於二十三年六月赴綏遠，考察方言及聲調；染回歸熱症，返北平，七月十四日卒，年四十有四。妻朱惠，長女育厚，男育倫，次女育敦，葬君於北平西郊玉皇頂南崗。銘曰：
樸學雋文，同時並進；
朋輩多才，如君實僅；
甫及中年，身為學殉；
嗣音有人，流風無盡。
“嗣音有人，流風無盡”，蔡校長不愧是劉半農之知音！如此有個性、有風骨、有趣味、有故事的一個人，若是被曆史的塵埃湮沒於地層之下，豈不是太可惜了！讓我們記住他吧：“劉半農，教我如何不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