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高手雲集，小小的係主任倒也不是啥特別引人矚目的角色。劉半農在北大的“領導時光”還是蠻愜意自在的。隻是當時的吃喝之風頗讓劉頭痛。每年暑假前，北大按照慣例要擺“瓊林宴”。本來，學生畢業不必請什麼酒，學生請老師一次，老師還請學生一次就完了。可是這次，學校開始是全校學生請全體教員，接著是全體教員還請全體學生；接著，各係學生分請各係教員，然後各係教員還請各係學生；還有，某某高足合請某某恩師，某某恩師還請某某高足，鬧了足足一個月。劉半農也夾在裏麵跑飯局，趕場子，早上一起床就坐車去北城某個酒樓赴宴；中午喝得剛進狀態，便又叫輛人力車趕往東城某飯館聚會，吃到四五點；趁著天還亮，就急忙再坐車奔赴南城某處再吃一頓。有時候路不好走或店不易找，那時候也沒有手機，無法與主人聯絡，隻好自己撒開腿一家家打聽。等找到了，都已是夜裏八九點了，滿頭大汗的自己望著滿桌的殘羹冷炙、酒壺菜碟，真是有苦難言，心裏不禁感歎：每飯必局，不是勞民傷財嗎？
1929年7月，在陳垣校長的一再邀請下，劉半農開始擔任輔仁大學教務長，他的坎坷仕途也由此開幕。新官上任，劉半農便發現該校內情複雜，矛盾重重，真是接了一個燙手的山芋。
秋日的一天，一個學生找到教務長劉半農，趾高氣揚地說：“我不願意進高中二年級，可否準我在本科一年級旁聽？可以呢？我來。不可以呢？我就不來了！”原來，這個學生投考輔仁大學本科國文係一年級，因程度太差，學校把他放到了高中二年級。
劉半農見這個學生態度不好，不客氣地說：“因為你程度太差，要進本科一年級旁聽，絕對不準。來不來的要挾，對於本校是用不著的，因為本校並不短學生。”
過了幾天後，劉半農偶然經過某大學的門檻，看見該校門牆上的榜，列著一大批新生姓名，這個學生居然列在本科國文係一年級第一名。
劉半農心想，可見，我們輔仁大學招生分數不算很低。
輔仁大學地處北平中心地帶，校舍麵積極其緊張，長此以往，必定會影響學校的未來發展。於是劉半農等人經過商議，決定向教育部申請土地和經費立案，以擴大輔仁的學校麵積和硬件設施。當時的國民政府正忙於“圍剿”紅軍，哪裏管得上輔仁這攤子事，而且財政部部長更是鐵公雞一隻，摳門得很。於是劉半農就不停地奔波於北平和南京之間，托關係、找熟人，嘴皮也磨破了，雙腿也走斷了，終於在一年後，奉到教育部準予立案之命令。其時，劉半農已是心力交瘁，加上校事已定，便辭去教務長，歸政於陳垣先生，離開了輔仁大學。
三年後，一家報紙刊登消息雲：“詩人劉半農除在輔仁大學擔任教務長職外，還在北大研究生院任職，每日頗形忙碌，故新作品很少。”劉半農感歎這位新聞記者不了解情況，不知道自己已不當教務長好多年，遂吟詩《不知有漢》雲：
稱我詩人不敢當，近無作品事尋常。
“不知有漢”風流甚，猛憶洋場大富商。
離開輔仁這個“火坑”，劉半農心想這回可算是清閑了，誰承想自己前腳摘烏紗，後腳就有人送官印，1930年4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劉半農為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政府親自授意，加上自己心中那一點點讀書人當經邦濟世的理想，劉半農倒也沒有絲毫推托，痛快地答應下來。
然而，凡事都是想來容易做來難，作為一把手，劉半農本想施展一下個人抱負，孰料很快就栽了個大跟頭。1931年2月9日，劉半農在北大女子文理學院發布了一個《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場布告》：
現在本市各飯店所設公共跳舞場，大都流品不齊，空氣汙濁，絕非青年學子所應參加。茲特嚴重告誡：諸生務須自惜羽毛，絕不涉足；如有故違，一經查出，立即除名。
布告張貼在臘月二十二日，很快學生放了寒假。到了1931年3月25日，即新學期開學不久，劉半農舊話重提，要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學生改稱“密斯”為“姑娘”。
劉半農的話在當天的《晨報》發表後，立即引起軒然大波，西報譯載，滬報用特電登出。從3月25日至5月3日，北京《晨報》的“教育界”“家庭樂園”副刊、《世界日報》“明珠”副刊、天津《大公報》“讀者論壇”“小公園”副刊等，發表了署名梅子、老太婆、登尾、景楊、周萬明、瑩等人的文章20多篇，有的報刊還開辟了“密斯和姑娘專號”“密斯和姑娘征文”“密斯和姑娘總投票”“密斯和姑娘大發獎”等欄目和活動，一時間熱熱鬧鬧，不亦樂乎。
在這個混混沌沌的時刻，劉半農的這個布告，給新聞界增加了興奮的話題，成為各家報社文娛專欄的頭條新聞，劉也因此成為各家媒體追逐采訪的搶手貨。接受《世界日報》記者采訪時，劉半農說：
跳舞，為娛樂消遣之一種。我雖不主張積極提倡，亦無一概禁止之意。唯近來平市各舞場，空氣太壞，往往容易引誘青年人於浪費、虛榮、曠時、耽愆之迷途，或竟至造成悲慘之結果。此等舞場，歐美都會中亦有之，然自愛者絕不涉足。我為愛護青年及徇各生家長之請求，於一月半以前，布告禁止學生到舞場跳舞。蓋雅不欲今日中國之大學生，僅成其為一對對跳舞之所謂摩登青年也。至於家庭集會，偶一跳舞，我固並不反對。
談到為什麼令學生互稱“姑娘”，以代“密斯”，劉半農說：
我不讚成學生間以“密斯”互稱，係去歲我就女子學院院長職時，向學生發表者。第一，女子稱謂之名詞，國語中並不缺乏，為保存中國語言之純潔計，無須乎用此外來譯音之稱呼。第二，“密斯”在英語中，並非有何特別可貴之處。英人對使女及飯店下女之類，亦稱“密斯”，未必一受此稱，便有何等光榮。第三，吾人口口聲聲乎打倒帝國主義之口號，而日常生活中尚將此不需要之帝國主義國家語言中譯來之名詞引用，誠不知是何種邏輯。根據以上理由，餘主張廢棄帶有奴性的“密斯”稱呼，而以“姑娘”“小姐”“女士”等國語中固有之稱呼代之，固非主張代替“密斯”稱呼，非用“姑娘”二字不可；而廢棄“密斯”之理由，亦非因其雅致或不雅致也。日前報載不過舊事翻新，然與我原意出入太多，致引起許多誤會，實令人引為遺憾也。
不料這次風波，卻促使劉半農離開女子文理學院院長一職。這也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輿論沸沸揚揚，影響了劉半農任院長的威信。6月19日，他致函教育部及北大校長沈尹默，要求辭職。他寧願辭職，也不放棄自己的主張。社會風氣是大事，自己的職務是小事。如果自己收回以往所說的話，就等於向這種奢靡的世風妥協低頭。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和社會的良心，劉半農明白自己絕對不能這麼做！在輿論轟炸麵前，他唯有選擇死挺！
這年12月24日，劉半農見政府明令禁止跳舞，非常欣慰。這實際是支持了自己過去的主張，並成為政府行為。劉半農寫信給北平市市長周大齊，大加讚賞說：
反對營業舞場，複實首創其義。半年前複長女院，曾牌告學生，倘稍涉足，立除學籍。一時中外報紙，傳達至為異聞，攻擊譏嘲，數月未息。而複屹然未動，持之愈堅。良以青年正當力學救國之時，一旦墜入奢靡淫汙之窟，不啻飲以蜜酖，而致其死命也。幸末歲，政府即頒禁閉之令。平市賴公果斷辦理，不及二月，即告肅清。複今雖已不負學校行政責任，而能目睹陷害青年之惡瘴，得以排除一麵，亦不禁額手稱慶，深佩政府之賢明，及我公處事之敏捷也。
劉半農進一步希望政府也禁止外國人辦在旅館裏的舞場，因為該旅館設在使館界外，不禁止跳舞，是他們蔑視政府命令的表現。
劉半農禁止學生跳舞，是怕學生沾染不良風氣；他不喜歡華語裏夾洋人的話，是反對崇洋媚外。張恨水認為劉半農是“一肚皮不合時宜”“借題發揮”，係據劉半農《自題畫像》中一句詩“磊塊橫胸且自寬”而來，但並未完全摸透劉半農的心事。
1933年9月30日，劉半農讀北京《世界日報》，上麵說：“關於繼任（女子學院）院長人選，日來活動者，頗大有人在，並有前任院長劉複之呼聲。但平大當局，是否能即時聘請，尚為問題。”
女子學院顧院長因風潮辭職後，誰接替，有許多說法。但《世界日報》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因為點了自己的名字，劉半農當天給報館寫信說：我因為不願意終身做事務員，而事務員的滋味也已嚐過一點，所以在前年暑假，就把所有什麼院長、教務長、主任等職務，同時一股腦兒地辭個幹幹淨淨。兩年以來，教幾點鍾功課，餘下的工夫自己安心讀讀書，滋味很好。若要我把已打開的書本闔了去做事務員，除非餓得要討飯，自然做事務員總比討飯好，我又何妨去做做。否則，老實說一聲，做一個學院院長的光榮，在我眼中，未必比一大子一堆的花生米更有風趣。等而上之，做個大學校長，也未必優於兩堆花生米。
信中，劉半農吟詩《院長》一首，打趣雲：
院長花生米一堆，非緣窮嘴弄潮詼。
老夫一個冬烘耳，隻解圍爐畫冷灰。
劉半農不是看不起做院長、校長，隻是自己曾經蹚過這條河，知道了其中的深淺和自己的優劣，人各有誌而已。
大學教授也瘋狂
前麵聊了許多劉半農身為詩人和領導的諸多趣事，現在該談談他的本行了，畢竟人家的正式身份是大學教授。而這位教授，卻是十足的瘋，萬分的狂。
至於劉半農是如何當上北大教授的，倒頗有幾分值得說道的地方。任職北大之前，劉半農僅僅是“漂”在上海灘的一個靠翻譯小說、撰寫短文糊口度日的文學青年，既無固定工作，也無社會名氣，真真稱得上是普普通通、默默無聞。然而命運之神卻在1917年特意垂青了他一次。該年夏天，劉半農從上海返回老家江陰，一方麵在家中賦閑，另一方麵思考著自己未來的人生道路。由於沒有固定收入，隻好靠變賣家中物品度日，經常窮得揭不開鍋，最困難的時候連貓食都無錢購買，妻子因此不得不經常到娘家去借貸。就在一家人貧困潦倒的時候，劉忽然接到了一封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寄來的聘書，正式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教授。一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突然接到全國最高學府的聘書，不僅妻子難以相信，劉半農自己也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怎麼也不相信這樣一步登天的好事會落到他的頭上。想了半天才想到原來不久前在上海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的一次難忘的會麵，現在看來一切應是那次會麵時的結果。事實也正是如此。那次會麵，陳獨秀慧眼識珠，不僅看出劉半農身上的那股子靈氣，更看出他是一個可造之才。北大正需要這樣的人，於是向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蔡元培先生做了大力推薦。隨著一紙聘書，劉半農這個連中學都沒有畢業的人，一步跨入了北大這個全國最為顯赫的高等學府。同時與他一起執教的還有錢玄同、周作人、胡適等人。最初他教授詩歌、小說、文法概論和文典編纂法等。雖然連中學都沒有畢業，好在他的國學功底並不遜於他人，而且又長於寫作，閱讀廣泛，上課又認真準備，不久就站穩了腳跟，得到了學生的認可。很快人人都知道北大來了一個中學肄業的國文教授劉半農。
人逢喜事精神爽，入主北大之後，劉半農頭抬起來了，腰板兒也直了，行文做事也愈發高調起來。當時恰恰是新文化運動開展得如火如荼的階段，作為骨幹分子之一，劉半農在寫給錢玄同的信中說道：
先生說“本是個頑固黨”，我說我們這班人，大家都是“半路出家”，腦筋中已受了許多舊文學的毒。即如我，國學雖少研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心中何嚐不想做古文家，遇到幾位前輩先生，何嚐不以古文家相助。先生試取《新青年》前後所登出各稿比較參觀之，即可得其改變之軌轍。故現在自己洗刷自己之外，還要替一般同受此毒者洗刷，更要大大的用些加波力克酸，把未受毒的清白腦筋好好預防，不使毒菌侵害進去。這種事，說是容易，做就很難。如做戲，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台柱”，另外再多請名角幫忙，方能“壓得住座”。
“你，我，獨秀，適之，四人，當自認為‘台柱’”——這句話後來傳開，大家逐漸地有了一個印象，陳、胡、錢、劉四人是《新青年》的四根台柱。
既然是四大台柱之一，就應當不畏艱險，衝鋒陷陣，起到急先鋒的作用。不久，劉半農便聯合錢玄同上演了一出精彩絕倫、傳頌後世的“雙簧”大戲。1918年正月初二，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冒充舊派人物，寫了《王敬軒君來信》，以期引蛇出洞，樹立批判的靶子。信中，錢玄同自稱一度留學日本學過法政的人，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封建衛道士。為了混淆視聽，其中特地反駁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等人的白話新詩：
如兩個黃蝴蝶改為雙蝶，飛上天改為淩霄。不知為什麼改為底事，則辭氣雅潔，遠乎鄙倍矣。此外如胡君之他，通首用他字押韻。沈君之月夜，通首用著字押韻，以及劉君隻相隔一層紙，竟以老爺二字入詩，則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劉君之相隔一層紙”，是指4卷1期《新青年》上刊登的劉半農的新詩《相隔一層紙》：
屋子裏攏著爐火，
老爺吩咐開窗買水果，
說“天氣不冷火太熱，
別任他烤壞了我”。
屋子外躺著一個叫花子，
咬緊了牙齒，對著北風呼“要死”！
可憐屋外與屋裏，
相隔隻有一層薄紙！
實際上，錢玄同很喜歡這首詩，他有意找個毛病，給劉半農等人留個反駁的由頭。
2月19日，劉半農以記者名義，寫了《複王敬軒書》，痛快淋漓地反駁了“王敬軒”。在替別人反駁的同時，還為自己辯駁了一番：
且就“老爺”二字本身而論，元史上有過“我董老爺也”一句話；宋徐夢莘所做的《三朝北盟會編》，也有“魚磨山寨軍亂，殺其統領官馬老爺”兩句話。這一部正史，一部在曆史上極有價值的私家著作，尚把“老爺”二字用入，半農豈有不能用入詩中之理。
這樣，雙簧戲在青年學生中反響很大。安徽詩人朱湘在劉半農去世那年寫文章回憶說正是劉半農的那封《複王敬軒書》，把他完全贏到新文學這方麵來了。他認為劉氏與王氏還是有些意氣用事，不過劉氏說來，道理更為多些。筆端更為帶有感情，所以，有許多的人，連朱湘在內，便被他說服了。將來有人要編新文學史，這封劉答王信的價值，一定很大。由此可見，當時劉半農在青年學生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無愧於台柱的名號。
作為一名典型的現代文人，劉半農的“雅趣”（即業餘愛好）是極為廣泛的。除寫打油詩、收集各地方言文辭之外，他還是地地道道的淘書迷，經常出入於潘家園、琉璃廠等舊書攤，尋找老版本的書籍。
一次，在逛廠甸時，劉半農見到《何典》。買的時候，隻當它是一部隨便的小書，並沒有仔細看內容。拿到家中，弟弟劉天華接了過去，隨便翻看一回，不到三分鍾，就咯咯地笑個不停。
劉半農問：“為什麼笑？”
劉天華說：“這書做得好極，一味七支八搭，使用尖刁促揢的挖空心思，頗有吳老丈的風味。”“吳老丈”即吳稚暉。他曾屢次說，他做文章，乃是在小書攤上看見了一部小書得了個訣。這小書名叫《豈有此理》。它開場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錢玄同連忙買了一部《豈有此理》來看，開場並沒有那兩句話，再買部《更豈有此理》來看，也沒有那兩句話。於是錢玄同大呼吳稚暉這老東西騙人。
劉半農說：“真的嗎？”搶過來一看，開頭“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兩句赫然在目！劉半農急急看了一會，歡天喜地地說：“吳老丈的‘老師’被我們抓到了！”
劉半農想，這疑古老爹不但是個“街楦頭”（是他哥哥“紅履公”送他的雅號），而且是個爛板凳腳，到了書攤子邊，就要攤下鋪蓋來安身立命、生男育女、生子抱孫的。以他這種資格，當然有發現吳老丈所說的那部書的可能。不料一年又一年，過了七八年，仍然是半夜裏點了牛皮燈籠——瞎摸。於是，疑古老爹甚至懷疑：“此吳老丈造謠言也！”
現在看來，吳稚暉並未造謠！
當下，劉半農一氣兒將此書讀完。這部《何典》是用俗諺寫成的，帶有諷刺而流於油滑的章回體小說，共十回。清光緒四年（1878年）在上海申報館出版。編著者“過路人”，原名張南生。其筆墨與吳的筆墨相比，真是一絲不差，驢唇直對馬嘴。
好東西到手，劉半農趁熱打鐵，迅速將書點校，交北新書局出版。
出版前，劉半農在《語絲》第70期至第75期刊登《何典》廣告。前三期隻刊登“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數語，未提《何典》書名。從4月5日第73期起，廣告開頭才是“吳稚暉先生的老師（《何典》出版預告）”，其中引用了吳稚暉的一段話：“我隻讀他開頭兩句……從此便打破了要做陽湖派古文家的迷夢，說話自由自在得多。不曾屈我做那野蠻文學家，乃我生平之幸。他那開頭兩句，便是‘放屁放屁，真正豈有此理’，用這種精神，才能得言論的真自由，享言論的真幸福。”
出版前，劉半農還請魯迅挎刀作序。魯迅前兩三年，讀光緒五年（1879年）刻的《申報館書目續集》，知道《何典》已刻有47年。《何典》題要說：
《何典》十回。是書為過路人編定，纏夾二先生評，而太平客人為之序。書中引用諸人，有曰活鬼者，有曰窮鬼者，有曰活死人者，有曰臭花娘者，有曰畔房小姐者；閱之已堪噴飯。況閱其所記，無一非三家村俗語；無中生有，忙裏偷閑。其言，則鬼話也；其人，則鬼名也；其事，則開鬼心，扮鬼臉，釣鬼火，做鬼戲，搭鬼棚也。語曰：“出於何典”？而今而後，有人以俗語為文者，曰“出於《何典》”而已矣。
魯迅見該書別致有趣，於是留心訪求，但和錢玄同一樣，有心栽花花不開，死活找不到那兩句糙話之所在。這次劉半農送來樣本後，魯迅喜歡不已。但寫序，也很躊躇，聯想到阿Q畫圓圈，手有些發抖，因不擅長於此道。他覺得，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這一門特長才好。如標點隻能讓汪原放，作序隻能推胡適之，出版隻能由亞東圖書館。他這話，也話裏有話。
但劉半農畢竟是《新青年》時代的老朋友，5月25日，魯迅寫了短序，其中說：
我看了樣本，以為校勘稍迂，空格令人氣悶。半農的士大夫氣似乎還太多。至於書呢？那是：談鬼物正像人間，用新典一如古典。三家村的達人穿了赤膊大衫向大成至聖先師拱手，甚而至於翻筋鬥，嚇得“子曰店”的老板昏厥過去；但到站直之後，究竟都還是長衫朋友。不過這一個筋鬥，在那時，敢於翻的人的魄力，可總要算是極大的了……夠了，並非博士般角色，何敢開頭？難為舊友的麵情，又該動手。應酬不免，圓滑有方，隻作短文，庶無大過雲爾。
寫完序後，魯迅由劉半農刊登《何典》廣告，想到陳西瀅刊登廣告對自己的攻擊，連夜又寫了《為半農題記〈何典〉後》，其中說道：
半農到德、法研究了音韻好幾年，我雖然不懂他所做的法文書，隻知道裏麵夾些中國字和高高低低的曲線，但總而言之，書籍俱在，勢必有人懂得。所以他的正業，我以為也還是將這些曲線教給學生們。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兼差又沒有。那麼，即使我是怎樣的十足上等人，也不能反對他印賣書。既要印賣，自然想多銷，既想多銷，自然做廣告，既做廣告，自然要說好。難道有自己印了書，卻發廣告說這書很無聊，請列位不必看的嗎？說我的雜感無一讀之價值的廣告，那是西瀅做的——順便在此給自己登一個廣告罷：陳源何以給我登這樣的反廣告的呢，隻要一看我的《華蓋集》就明白。主顧諸公，看呀！快看呀！每本大洋六角，北新書局發行。
“可是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是指這年春夏間，因段祺瑞政府長期不發教育經費，國立九所大學未能開學。北大3月15日開教職員評議會，決定如不發一個月欠薪，生活無法維持，不能開課。後雖勉強開學，但教員請假者日必數十，不得不提前於6月1日舉行學年考試。魯迅這段話是說，劉半農因經濟困難，在教書之外，不得不印書賣。
在我們現在的漢語詞典裏，指代第三人稱的漢字包括“他”“她”“它”三個，而在80多年前，是沒有“她”字的，從一個側麵也可以看出當時女性的地位之低下。而劉半農主張造一個“她”字，隻是私下裏和周作人隨便說過，並沒有正式提出。而周作人於1918年發表譯文《改革》，在“按語”中說，半農想造一個“她”字，和“他”字並用，算是把這個小秘密公布於世。因為對這個字如何讀，劉半農尚且拿不準，所以沒有發表，至於是否在文章裏用過，已記不清了。不過這次周作人既然已經把這料爆出來了，劉半農便是騎虎難下，不得不說了。
未等自己開口，便有人遞上“戰書”，質疑劉的主張。在《時事新報·學燈》裏，劉半農看見孫祖望寫的《“她”字的研究》和寒冰《駁“她”字的研究》。這兩人，劉半農都不認識，一個支持自己，另一個反對自己。本來，劉半農是無所謂發表的，也沒有下決心非要造這個“她”字不可，現在寒冰一反對，反倒認真起來了。他遂寫文章《“她”字問題》，正式提出：一、中國文字要不要一個第三位陰性代詞？二、如要，能不能就用“她”字？劉半農認為，“她”字不會無用，至少在翻譯中占一個地位。如：
她說：“他來了，誠然很好，不過我們總得要等她。”
這種語句，在西文中幾乎隨處皆是，在中國口語中若是留心去聽，也不是絕對聽不到。若以寒冰君的辦法，隻用一個“他”字。
他說：“他來了，誠然很好，不過我們總得要等他。”
這究竟可不可以，我應當尊重寒冰君的判斷力。若以胡適之先生的辦法，用“那個女人”代替“她”，則為：
那個女人說：“他來了，誠然很好，不過我們總得要等那個女人。”
意思是對的，不過語氣的輕重，文句的巧拙，就有些區別了。
好友胡適反對用“她”，主張用“那個女人”代替“她”，劉半農是不同意的。“文句的巧拙，就有些區別了”，委婉地說胡適的辦法“拙”。因是朋友，劉半農的語氣還算友好。
周作人也反對用“她”字，而主張用“伊”。劉半農反駁說：周作人先生不用“她”而用“伊”，也是因為“她”與“他”，隻能在眼中顯出分別，不能在耳中顯出分別，正和寒冰君的見解一樣。我想，“伊”與“他”聲音是分別得清楚了，卻還有幾處不如“她”：一、口語中用“伊”字當第三位代詞的，地域很小，難求普遍；二、“伊”字的形式，表現女性，沒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言，用於白話中，不甚調勻。我想，最好是就用“她”字，而在聲音上略略改變一點。
對於寒冰說“這是劉半農的錯！”“劉半農不錯是誰錯？”劉半農說：“我要向寒冰君說：我很肯認錯。我見了正確的理解，感覺到我自己的見解錯了，我立刻全部認錯；若是用權威來逼我認錯，我也可以對用權威者單獨認錯。”劉半農這番話，頗有幾分調侃的意味，說明他對事不對人，心態很平和。
魯迅和二弟周作人一樣，根據紹興習慣，在文章裏用“伊”字代表“她”。1934年8月1日，魯迅寫《憶劉半農君》說：“‘她’字和‘牠’字的創造……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如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所以的確是‘大仗’。是啊，似乎這件事背後所蘊含的思想價值要遠遠大過單純語言學上的革新意義。是不是全中國的女性朋友都應該謝謝這位劉大教授，沒有他，怎會有‘她’呢？”
當然，劉半農是北大國文係教授，其本行還是研究語言文字。並且，劉半農還不滿足於已有的國內成果，赴歐攻讀法國國家文學博士學位（自然也有借此提高個人職稱、薪水的現實考慮），攀登學術之高峰。這個博士頭銜含金量是很高的。法國的博士學位分兩種：一類是國家博士，入學考試難度極大，論文要求十分嚴格，要想拿到這個學位，不掉個十斤肉、脫去一層皮是不可能行的；而另一類是非國家博士，這種要求極為寬鬆，基本上給那些混文憑的人們而設的，自然也得不到學術圈內的行家認可。劉半農讀的自然是前者，而且是中國人拿到的第一個此類型的文科博士學位，自然是意義非凡。套用如今的流行語來形容，人家劉半農是“極品海鮮”，而不是那些流品混雜的“廉價海帶”。
這一讀就是六年，語言不通、環境不熟、經濟拮據、拖家帶口、學業繁重，眾多困難並沒有使他氣餒，反而激發了他的鬥誌，讓他一路前行。也正是六年的專業訓練，把劉半農培養成一個十足的聲樂專家，一個對聲音尤為敏感的人，甚至導致他一度對“徐誌摩的耳朵”覬覦不已。
這當從徐誌摩的一篇文章談起。原來，1924年12月1日第3期《語絲》周刊上，刊登了徐誌摩的譯文《死屍》。劉半農不禁心花怒放，說：“好！題目有了，徐誌摩先生的耳朵！”很快，劉半農便將《徐誌摩先生的耳朵》一文寫就發表。
徐誌摩在譯詩前加了一段引言，認為詩的真諦不在於字義，而在於音節。他宣稱自己是一個神秘主義者，聽無音的“樂”，有神秘論和藝術至上的味道。他寫道：
我雖是鄉下人，我可愛音樂，“真的音樂”——意思是除外救世軍的那麵怕人的大鼓與你們夫人的“披霞娜”。區區的猖狂還不止此哪：我不僅會聽有音的樂，我也會聽無音的樂（其實也有音就是你聽不見）。我真認我是一個甘脆的mystic。為什麼不？我深信宇宙的底質，人生的底質，一切有形的事物與無形的思想的底質——隻是音樂，絕妙的音樂。天上的星，水裏泅的乳白鴨，樹林裏冒的煙，朋友的信，戰場上的炮，墳堆裏的鬼磷，巷口那隻石獅子，我昨夜的夢……無一不是音樂做成的，無一不是音樂。
徐誌摩的話，叫劉半農仿佛撞見了農村的巫婆神漢，說自己能看見鬼魂，祛妖辟邪。但徐誌摩可是哲學家、詩人，他居然很正式、很鄭重地宣布，他能聽別人所聽不到的。劉半農從專業知識角度分析：“或許誌摩所能聽得音，是極微弱的音，是常人聽不見的。這個假定如果對，徐先生耳朵上，一定具有自然的傳聲筒；也許徐先生聽到的是極遠的音，是常人聽不到的，那麼，徐先生耳朵上一定有一具自然的無線電受音器；也許徐先生能聽一秒鍾一顫動的低音，以至於一秒鍾一百萬顫動的高音。那麼，徐先生的耳鼓膜，一定比常人特別sensible。也許徐先生的耳朵不但能聽音而且能發音，發了之後還是自己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