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在我國萬紫千紅、競相爭豔的優秀企業文化百花園裏，災難彰顯、曆史鑄就、時代催生的東汽精神，如今也在抗擊“5·12”特大震災中脫穎而出，使之作為企業靈魂的東汽文化成為格外矚目的一朵奇葩。誕生於“文革”年代，發展於改革開放新時期，重生於抗災重建的東汽，已帶給世人太多的驚歎和無限的感慨，其背後的精神支撐和文化引領必然有著與眾不同的閃光耀眼之處，其中最具有特色的“人和”文化則蘊藏著最深厚的文化基因，從而有著旺盛的生機與頑強的生命力。堅持“以人為本”既是共產黨人一貫遵循的根本宗旨，也是東汽精神彰顯的個性內涵和核心理念。所以，正確把握作為東汽文化核心內容的東汽精神所堅持的傳統本色和鮮明特色，尤其從體現“人和”文化的特有魅力，培育“三獻精神”的特定情結，重視“凝心聚力”的特殊能量等方麵，著重在價值觀和實用性上充分反映東汽精神的固有特質與突出個性，深刻感受黨的“以人為本”執政理念體現於東汽精神的特殊針對性。
春華秋實，花落花開。回首過去，40餘年撫今追昔、繼往開來，東汽步伐堅定地與祖國同行，走過昨天，走到今天。寶劍鋒從磨礪出，梅花香自苦寒來。患難中誕生的東汽白手起家，以發展壯大民族工業為己任，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雖遭受“5·12”特大震災的再次磨難，東汽人卻沒有倒下而是經過暫時的陣痛，抹去臉頰上的淚水又繼續前行，大災之年仍然完成108億元產值，再次創造了曆史的輝煌。所以，隻有萬眾一心、同心同德，才能戰勝一個個困難並激流奮進、勇攀高峰。這種“人和”才是企業興旺、做大做強的堅實基礎，才能凝聚東汽人的智慧和力量。當年一群好兒女響應黨和國家號召，告別父母和親朋好友並放棄哈爾濱、上海等大中城市的優越生活，先後來到荒涼的漢旺鎮，紮根在龍門山腳下，加入到轟轟烈烈的三線建設行列，並使共同理想追求孕育出兄弟姐妹般的情義。他們和睦相處、團結一心，憑著“一根麻繩鬧革命”的精神意誌，不僅搬動了機器設備、撐起了房屋梁柱，更豎立起了東汽人堅強不屈的骨氣和脊梁。這種“人和”的發展環境和文化氛圍，激勵著東汽人齊心協力、玉汝於成，邊基建、邊生產，自主研製國產“爭氣機”；在國家計劃指標為零的情況下，東汽人不等不靠，提出了“做行商、吃雜糧”的口號，放下架子，到各地攬活，生產提糞機、菜刀、榨糖機、保險櫃、椅子等，全體幹部職工上下同心，共同渡過了難關，東汽創造了在最困難時期都沒有虧損的奇跡；在市場競爭激烈的年代，東汽堅持自主創新，多元發展，並用“多電並舉”發展戰略拓展生存空間；遭受特大劫難更是出生入死、眾誌成城，用鮮血和生命換來新東汽的浴火重生。總的來說，東汽“人和”文化就是坦然麵對艱苦惡劣的生活環境、簡陋的生產條件和各種不利因素，時刻以“自助者天助之，自棄者天棄之”等千年古訓警示自己，特別重視“人和”文化的培育造就，“人氣”氛圍的熏陶激勵和“人為”作用的影響發揮。
一、沒有天時地利卻從不怨天尤人，精心培育“誌同道合、心心相印”的“人和”文化，始終將“感情紐帶”作為企業求得生存發展的特殊優勢
文化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又直接關係民生幸福。在我國，過去比較多地強調文化的教育教化功能，對文化與民生的關係認識相對滯後，其實文化是維係一個社會團結和睦的精神力量，不僅應當重視發揮文化教育人、引導人的作用，更要看到“文化之於人類，應當是一種精神上的內在需求，普遍需求，也是終生相伴的需求”“注釋1”。恩格斯說過：“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我們必須在堅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同時，更好地用文化溫潤心靈、紓緩壓力、涵養人生，更好地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滿足人們多樣化的文化需求。幾代東汽人從企業的生存和發展，追求幸福生活，建設精神家園的高度，傾力打造以“人和”為核心理念的企業文化，既是對唯物史觀的深刻認識，又根植於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貼近實際、貼近職工、貼近生活且具有時代性，立足於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核心理念。
任何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社會變遷都有其劃時代的特殊意義，我國三線建設概念和戰略的提出實施也是一種經濟、政治、社會發展進程的調整更迭，它是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促使下，黨和國家基於戰備考慮以應對當時特殊複雜的國內環境和國際形勢，為徹底擺脫和告別中華民族承受過的千年苦難而反思做出的重大決定。毛澤東同誌於1964年8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慎重提出了三線建設構想，於是按照“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原則，我國自1964年開始展開了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以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為重點的三線建設。與東南沿海及東北等經濟發達地區且處於國防前沿的一線和位於中部的安徽、江西等二線省份相對，三線建設的範圍包括四川、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廣西、雲南、貴州、陝西、青海、甘肅、寧夏等13個省、自治區，它們均位於祖國的中西部偏遠山區和欠發達地區。其中位於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七省被稱為“大三線”，而中部六省被相對稱為“小三線”，又以貴州、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地區的企業數量、規模、人口為最大最多。在“靠山、分散、進洞”布局方針原則的指導下，位於一線、二線的重點企業如同細胞分裂般地分離出許多優秀人員和先進生產設備，迅速地集結於中西部地區荒蠻原始而又隱蔽神秘的山巒丘陵之間，它們如同消失了一般地在極端艱苦的環境條件下默默地生根發芽和開花結果。
我國布局和實施大三線建設以前，已在上海、哈爾濱兩地擁有兩大電力設備研究製造基地，電力設備由於是複雜龐大的係統工程使其不得不分為鍋爐、汽輪機、發電機三大主機部分。於是，上海研製基地就有上海鍋爐廠（簡稱“上鍋”）、上海汽輪機廠（簡稱“上汽”）、上海電機廠（簡稱“上電”）這三大動力廠；哈爾濱研製基地則有哈爾濱鍋爐廠、哈爾濱汽輪機廠、哈爾濱電機廠等三大動力廠。新中國成立初期先建了上汽，國家開始有了發電設備製造業；後在蘇聯的幫助下並作為156個援建工程中的兩項，國家於“二五”計劃期間由上汽承建了哈汽，國民經濟特別是工業建設有了迅速發展。然而由於中美關係的長期緊張與“九評”“注釋2”後中蘇關係的徹底破裂，尤其是相互意識形態、社會製度以及在軍事、外交等方麵的對抗更加嚴重，我國黨和政府及時調整了發展戰略並決策部署了大三線建設，將以四川為核心地帶的西南、西北地區作為遠離前線戰場的大後方。於是，東汽也與其他三線骨幹企業一樣，按照“靠山、分散、進洞”即“山、散、洞”的選址原則，建在西南部的偏遠地區和大山腳下。人們當年也都這樣認為，有朝一日中美中蘇之間對抗真的到了劍拔弩張和兵戎相見的地步，東汽則能泰然自若而所處位置依然是固若金湯高枕無憂，絕不會受到任何戰亂的威脅與破壞，此地在當時確實是躲避戰火、遠離災禍的避風港和棲息之所。在這當中，上海位於我國與美國遙遙相對的太平洋西岸的華東長三角地區，因而屬於當時“反帝反修”的絕對一線；哈爾濱位於我國毗鄰中蘇邊境的黑龍江省南部，也屬於“反帝反修”的絕對一線。一個國家工業要發展，能源和鋼鐵是基礎。作為電站設備研究製造骨幹企業，這三大動力廠必然屬於三線建設重點項目，因此趕上了三線建設大潮中的第一波。於是在第一機械工業部的直接領導下，哈爾濱三大動力廠於1964年9月抽調人員與部委同誌一起組成內遷籌建組來西部省份考察並選定廠址，其中一機部等有關部委於1965年4月發文決定在四川省綿竹市漢旺鎮組建東方汽輪機廠。按照國家“好人好馬上三線”的原則考慮，一機部便在哈汽、上汽選派了一大批年富力強、業務熟悉、技術拔尖、工作得力的幹部職工到漢旺參加東汽的建設，並在成都、綿陽、德陽、綿竹等地招收青年工人。由此，來自於四麵八方的建設大軍彙聚東汽，帶來了各企業、各地區的文化，在東汽這片土地上，取長補短、融會貫通，並形成東汽的特色文化慢慢生根發芽、發展壯大……而限於當時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東汽的設計綱領確定的年生產能力僅為以中小機組為主的60萬千瓦以下汽輪機。這種產能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全國裝機總容量的1/3，卻僅占當今企業年生產能力的1/330.時到如今，我國大型發電設備製造業現已組成上海電氣、哈爾濱電氣、東方電氣這三大集團，其占據國內市場份額的綜合實力、競爭能力也形成各有千秋、各領風騷的三足鼎立局麵。追本溯源，東汽、哈汽、上汽分別是與東電、東鍋、哈電、哈鍋、上電、上鍋等企業配套生產的鍋爐、發電機等發電設備主機產品的大型骨幹企業一樣，號稱是我國三大汽輪機製造廠，而且是由上汽承建哈汽，哈汽又包建東汽，這三大廠家從人文業緣上講又可謂是祖孫三代、一脈相承。
囿於曆史原因和客觀局限，東汽作為國家重點布局的三線國有企業，地處偏僻山區並遠離沿海東部發達地區，成為全國大小10餘個專業廠家中唯一不在中心城市甚至遠離運輸幹線和交通樞紐的汽輪機廠，從而使企業生產環境與職工生活條件格外艱苦。尤其在事關職工家庭的生老病故和衣、食、住、行等方麵，無論是交通運輸還是文化教育，無論是住房建設還是醫療衛生，無論是治安管理還是社區服務，幾乎沒有任何社會職能和城市功能做依托。這種情況必然使企業生產和職工生活麵臨許多困難，從而更缺少天時地利之便。而且，作為國家開發研製大型發電設備的高新技術骨幹企業、全國三大汽輪機生產廠家和重大技術裝備製造龍頭企業，東汽又屬於典型的資金和技術密集型企業，其資本有機構成和員工素質要求都很高。這就更需要發揮人的因素和主觀能動作用，尤其體現在良好的隊伍素質與和睦的人際關係之中。而且經過十年“文革”的衝擊磨難和推進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的洗禮考驗，東汽這樣的三線企業因受計劃經濟體製束縛影響甚大，所以更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有著強烈願望，必然蘊藏著自強不息、拚搏奮進等深厚的文化積澱和精神內涵，從而更需要企業員工激流勇進，具有更多的勤勞和智慧，付出更多的代價和努力，才能擺脫困境、克服障礙，改變不利的處境和地位，實現自身的生存和發展。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鬥和不懈努力，東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現已發展成為擔負全國近1/3大型火力發電、核能發電、風力發電，以及重型燃機、太陽能光伏發電設備與重大技術裝備研發任務的重要基地和龍頭企業。然而作為三線內地企業，囿於曆史緣由和客觀局限，東汽的創業發展既無天時地利又不能怨天尤人，之所以取得今天令人矚目的建設成就，還更多依靠職工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感召激勵，以此來凝心聚力並打造企業的軟實力與核心競爭力。
東汽地處山區、雨區、泥石流區、地震區和汙染區，而且交通不便、信息閉塞，當地發展落後，職工就醫、小孩上學、子女就業都很困難，職工家屬的業餘文化生活枯燥而又單調，所有條件與上海、哈爾濱等大城市相比則差距甚大。因此在建廠創業的很長一段時期裏，職工生活單調清苦與子女上學就業不便都成了嚴重的後顧之憂，從而使“人心思走、人才難求、人員流失”等困局一度成為製約企業建設發展的突出問題。尤其自20世紀80年代實行改革開放以後，各種利益驅動和社會思潮不斷湧向並影響這個偏僻的小山溝。外麵的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新的用工製度也衝擊著漢旺鎮，各類人才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自由流動，許多來自大城市的專業骨幹人員更是情緒波動。由於工廠生產科研能力上不去，加之漢旺地區偏僻狹小，環境條件均不適應自身發展，也有著專業不對口、無用武之地等出發點和考慮，一部分人就率先離開工廠選擇到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闖蕩，留下的人們一下子產生了人去樓空的失落感覺，整個企業出現了人心思走、“孔雀東南飛”的離散現象。而且，天時地利差不僅體現為地處偏僻、環境艱苦和條件落後，也反映改革時差和發展順序對三線企業的客觀製約。我國曆史上原本存在地區之間較大的天然差距，相對來說沿海東部地區經濟本身較為發達，由於地理位置優越又率先試點實行改革開放，因此與內地相比獲得了先行發展的更多機會。近年來雖然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西部地區發展速度開始加快並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差距，但事實上差距依然十分明顯並有拉大趨勢。由於當時國家財力與綜合實力十分有限，改革開放重要舉措必然是從條件成熟而容易推行的地方開始，尤其是從深圳、珠海、寧波、廈門以及青島、大連、廣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與沿海城市推開，因為那裏的條件最成熟、運作最便捷、情況最有利，也最容易立竿見影取得成效，從而理所當然地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如此之後才能總結經驗、創造條件，進而依次從沿海東部向中部發達地區，再向西部落後地區整體延伸、拓展及至實行西部大開發戰略。這種循序漸進的做法無疑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但也因如此，西部偏遠地區以及內地三線企業沐浴改革開放的春風，就必然有一個相對滯後的過程，加上物質基礎薄弱、思想觀念落後，缺乏社會配套條件，這裏的改革開放在某些方麵會顯得困難重重、舉步維艱。
麵臨“不沿海、不靠城、不逢時”的不利情勢，處於艱苦惡劣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使得東汽人形成了求存圖強的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奮鬥的品格意誌。而且長期風吹雨打的曆練也使他們切身感受，艱苦奮鬥、艱辛創業的建設成果不僅確實來之不易，別說遇到一場毀滅性的特大地震，甚至幾場暴雨引發的山洪、泥石流都會使他們的生命財產遭受劫難，並使他們辛勤耕耘的勞動果實損失殆盡。麵對這種人心思走的局麵，東汽黨政的首要任務就是穩定人心，於是提出了東汽不靠天時、不圖地利、隻求“人和”的文化理念，力圖在沒有天時地利的情況下更多用事業心、人情味特別是重視思想溝通、關心生活、解決職工後顧之憂等情感氛圍和真誠做法留住人才、穩定人心、激勵士氣。這種激勵與安撫的對策在後來得到了不斷的繼承和完善，並且形成了東汽人格外看重與擁護的“感情留人、事業留人、適當待遇留人”的有效做法和價值取向，以此吸引人才、穩定隊伍並增強企業發展後勁。這種“人和”文化的實質內容與獨特內涵就是：坦然麵對艱苦惡劣的客觀條件、自然環境和各種不利因素，時刻以“人自助、天助之，人自損、天損之”等千年古訓警示自己，特別重視“人和”文化的培育造就、“人氣”氛圍的熏陶激勵和“人為”作用的影響發揮，更多靠人的主觀努力打造企業求存圖強的競爭能力。這是東汽人長期以來一直飽經風雨、艱苦創業，求得生存發展的獨特優勢和關鍵所在。這種“人和”文化既包含“用情感凝聚人才，用事業造就人才，用機製激勵人才”，也包括“讓每個人都能快樂工作、快樂生活”……它們殊途同歸，體現的都是人性化氛圍與人情味色彩。所有這些促使東汽人不會有任何安於現狀的滿足感，有的多是居安思危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東汽人為此更加注重營造“關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企業文化氛圍，以此贏得信任並調動東汽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更加講究“以心暖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等具有人情味的溫馨做法，以此凝聚人心並激發人們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更加追求“人心齊，泰山移”等充滿人氣場的群體效應，以此感召激勵並增強人們的戰鬥力和創造力。
在事業與感情留人方麵，東汽黨政竭盡所能做了許多工作，為各種專業人才施展聰明才智搭建工作平台和人生舞台。這樣的事例有很多：東汽有一位汽輪機專家叫王平子，他於1961年從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分到哈爾濱汽輪機廠從事產品設計和實驗工作，1966年又申請加入三線建設行列來到貧窮閉塞的漢旺鎮，與同事們一道先參加土建工程、設備安裝之後，再從事汽輪機產品設計工作。1978年經過考試，他被選拔赴清華大學學習深造，畢業後受多個單位邀請又輾轉成都調到上海汽輪機廠工作。東汽領導以及同事每次到上海出差辦事都會去看他，與他共同回憶工廠創業時的苦與樂並告知東汽的發展情況，尤其希望和盼望他能夠再次回川來廠施展才華。他被真情感動，在東汽最需要人才的時候，他又從繁華的上海大都市回到冷僻的漢旺小鎮。由於回廠後一直受到生活照顧和重視，他能安下心來充分發揮其專長和優勢，先後翻譯了500餘萬字的汽輪機文獻資料，參與了863科技攻關項目，如《超超臨界汽輪機關鍵技術研究》總結報告、《中國電氣工程大典》等教材編寫以及美國西屋公司工程專業設計手冊的翻譯工作，為促進東汽的產品研發和技術進步做出了寶貴貢獻。東汽還有一名老數控專家叫淩守邦，他在多年工作實踐中培養了敏銳的創業意識，20世紀90年代初就率先向工廠提出建議：盡快搶占先機，組織研發數控加工應用技術，以提高汽輪機葉片等重要零部件的加工效率和製造水平。於是在工廠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他主動請纓，帶領一批青年技術人員開始了數控加工的研究應用，很快使東汽數控加工形成規模，其技術水平也居同行業的領先地位。
東汽“人和”文化體現的企業精神不僅培養、留住了人才，也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與核心競爭力得到極大提升。除了燃機、火電、核電、風機、光伏發電、海水淡化等重大產品開發在行業範圍均為率先起步之外，諸如計算機信息化管理、樹脂塗料生產、表麵工程應用等產業也是異軍突起、勁頭十足，並使東汽各種產品迅速在全國叫響。東汽原總工程師宗福新也從一而終地對汽輪機研製做出突出貢獻，他幹了幾十年，退休後回首往事時對此還深有感慨：“人生在世，貴在有所作為。當初來東汽就是想創業的，因為我熱愛汽輪機這個事業。其實曾經有一段時間自己也動搖過，看到身邊同事一個個離開東汽，到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發展。因為那裏的生活條件優越，工作環境好，待遇收入也高。要不是一心想幹出一番事業，我自己也會離開東汽的，正是這種想法讓我堅持到現在。現在回想起來，我當初留下來的決定是正確的。”確實這樣，有理想抱負的熱血青年和仁人誌士，追求事業發展和人生價值始終處於第一位。而東汽恰恰能給他們搭建平台，使他們有著施展才能的廣闊舞台。
由於缺少天時地利因素，當時東汽還遇到研製30萬千瓦等大型機組這一對企業的競爭發展至關重要的先進技術和關鍵產品的引進與開發的困局。由於資金緊張和條件限製，國家當年對外引進合作項目隻有兩個，分別是從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西屋公司引進30萬千瓦汽輪發電機組，而爭取這兩個項目的企業卻至少有上汽、哈汽與東汽這三家大廠。也是基於上述原因和客觀限製，上級主管部門將這兩個項目分別交給了上汽和哈汽，結果使東汽人在這一重大曆史機遇麵前幾乎是兩手空空、一無所獲，甚至連其他經濟指標和生產任務都沒有。由於30萬千瓦機組將成為當時國內外各大發電廠家的主力機組，麵對這種“一無技術、二無資金、三無用戶”的困難境地，東汽人若要求存圖強隻有勒緊褲腰帶、臥薪嚐膽、自籌資金、自找門戶來背水一戰。而在沒有任何外援的情況下，東汽第一任廠長丁一帶領設計研製人員戴著“臭老九”的精神枷鎖，頂著沒有國家計劃指標的壓力，沒有向國家要一分錢卻硬是成功研製了30萬千瓦汽輪機。東汽人把這台機組叫作“爭氣機”。它的研製成功，不僅為東汽能自主研發大型火電機組奠定了堅實基礎，而且能跟上曆史潮流和時代步伐並在國內行業三強之中保留一席之地。事實也證明，如果沒有當年自主研發的30萬千瓦“爭氣機”，東汽也不會有後來開發60萬、100萬千瓦以至更大功率、更高等級發電設備的強勁底氣和實力，更不會為躋身世界行業強手之林奠定雄厚基礎與確立牢固地位，推進“多電並舉”發展戰略而成為企業領軍人物，處於行業領跑位置則更是無從談起。隨著客觀形勢的變化要求與企業生存發展的自身需要，東汽後來還確立了在環境條件相對較好的德陽市區建立工廠分部的戰略布局，這種觀念更新和思維變革不僅意味著工廠生產環境與職工生活條件的不斷改善，也為東汽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對外開放、向外拓展打開了一扇窗戶和大門，諸如生產協作、信息交流、用戶往來、產品運輸等難點問題都迎刃而解。後經“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等數個“五年計劃”的不懈努力，東汽在德陽迅速建設成集產品研發、生產製造、市場營銷成龍配套，特別是加工大型火電、核電、氣電、風電以及光電機組重要配套研製之大成的生產基地，其固定資產和生產規模也占據了東汽1/3以上的投入產出能力。這些有效做法和重要舉措如同“築巢引鳳”那樣，不僅為企業吸引人才、穩定隊伍並儲備寶貴的人力和智力資源，在物質與精神層麵也為東汽的做大做強，尤其是抗擊“5·12”特大震災而走向新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這種既堅持“以人為本”又體現“以和為貴”的精神文化早已滲透並貫穿於企業經營管理各個環節，深深根植並融入東汽人的腦海裏和血脈中，處處體現企業黨政的人文關懷，始終保持全體員工的旺盛人氣，逐漸成為凝聚人心、彙聚力量並實現企業發展的強勁動力。
災難彰顯精神，磨難砥礪意誌。從建廠至今，幾十年來東汽人經曆了“文革”與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磨難，飽嚐了創業發展的風吹雨打和甘苦艱辛。在這當中，許多員工家屬沒有忘記，在十年“文革”社會動蕩的歲月裏度過的人心惶恐的艱難日子；許多男女老少沒有忘卻，為了防止山洪暴發、河水泛濫對自己家園所帶來的威脅破壞，全體上陣並年複一年地堅持在河床山口修築防洪大堤和泄洪通道，最大限度地減少洪水和泥石流對生命財產的侵蝕吞噬；許多幹部職工也都記得，為了防範地震頻發終究會給這塊地質斷裂帶造成危險和災難，他們很早就搭住過防震棚並對艱苦創業的簡易住房進行了強化加固，從而在幾十年的大地震隨時發生的可能性中感悟著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由於東汽廠區建在山區、雨區、泥石流區、地震區、汙染區，東汽人幾十年來與水災、震災等自然災害的抗爭始終沒有斷過。在20世紀70年代夏天的一個深夜，漢旺地區大雨驟降、山洪暴發，奔湧而下的泥石流量多達上萬立方米，瞬間把縱貫東汽廠區的陰山溝全部填平，並對沿途的廠房設備甚至人身安全構成了威脅。全廠職工對此揪心了一個晚上，大多數人在清晨就自覺地趕到工廠、到達崗位，立即投入抗洪搶險，展開了與這場自然災害的搏鬥。許多職工不顧家庭一頭紮在搶險現場，硬是手抬肩扛使用簡易工具挖淤泥、撬石頭，在很短的時間就把廠區的陰山溝全部清理出來。而在當時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東汽人更多依靠主觀意誌和團隊力量築起了一道道防洪堤壩。當年鬆潘、平武發生大地震時漢旺地區的震感非常強烈，東汽人那時就有了抗震救災的努力和經曆，大家白天仍然堅持生產，晚上則住進簡陋的地震棚休息。為了保證職工家庭的生命財產安全，東汽人還自己動手把建廠初期的幹打壘房屋及時進行了防震加固，後來又向國家爭取了三線脫險政策資金並全部用於廠房和住宅的脫險改造。經過加固改造後的建築在這次特大地震中經受了一定考驗，也保護了企業的許多生命和財產。
數十年來曆經風吹雨打，因為有了這種“人和”特色的文化氛圍，東汽人就能做到：平常的工作、生活中一家人的事，就是大家的事、企業的事和國家的事，就能一起分擔、共同分憂，做到榮辱與共、唇齒相依。所以，東汽作為三線企業，尤其在缺少天時地利又不能怨天尤人的情況下，特別重視培育體現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的“人和”文化。對於不占天時地利、條件艱苦的東汽來說，這樣才能更好地凝聚人心、集合人氣、彙聚人們的創造力，增強企業的親和力和向心力，帶出一支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員工隊伍，打造了企業在經濟發展和市場競爭中的獨特優勢。而且在40餘年的培育積澱中，這種文化已在“十裏東汽”演繹了無數難忘的溫馨氛圍與“人和”情意，成為東汽人親切和睦、溫馨可愛的物質和精神家園。無論在震前這片熱土的精心耕耘和安居樂業，還是在震後的浴火重生和異地的重建發展，人們對它始終都有一種強烈感覺和深厚感情。也正是作為“人和”文化這一企業靈魂的東汽精神鑄就了精神支柱，東汽人在抗擊“5·12”特大震災時都能挺身而出、迎難而上，一呼百應、齊心協力，奮勇當先、共克危難，從而展示了強大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二、條件格外艱苦但特別能吃苦耐勞，不斷營造“集思廣益、群策群力”的“人氣”氛圍，始終將“群情勵誌”作為發展充滿生機活力的重要法寶
唯物史觀承認物質生產是社會的發源地和物質承擔者，就必然承認物質生產的主體——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是社會曆史的主體和創造者。堅持唯物史觀就是堅持“以人為本”，“以人為本”是群眾史觀的另一種表述。關於“以人為本”，胡錦濤同誌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黨的一切奮鬥和工作都是為了造福人民。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人的全麵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人為本”中的“人”即人民，“以人為本”中的“本”指人在社會發展中居於支配或核心地位，是主要的或最終的目標價值。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思想的基礎含義可以概括為：“發展為了人民”——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本；“發展依靠人民”——以激發最廣大人民群眾的主體創造性為本；“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共同富裕和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為本。在這裏，“以人為本”的科學內涵與群眾觀的基本觀點是完全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