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國家當年實行“好人好馬上三線”的方針政策，許多“三線”企業本來也彙聚了各路精英和優秀人才，然而客觀不利的條件因素卻使企業人才隊伍難以為繼。東汽由於地處西南偏遠山區，是全國唯一一個不在中心城市的汽輪機製造企業，企業生產與職工生活的配套條件也就最差。尤其在事關職工家庭的生老病故、衣食住行、交通運輸、文化教育、住房建設、醫療衛生、治安管理、社區服務等方麵，幾乎沒有任何社會職能和城市功能作依托。麵對三線企業這種不利因素和特殊情況，東汽幹部職工設身處地、深有感觸，尤其對“鄉村的環境，城市的條件”等追求達成了共識，特別對“解決了職工的實際問題，就等於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一半”這一管理理念有著深刻理解和切身感受，麵對現實實事求是地提出解決問題的特殊舉措和治本之策。這就是從解決職工的實際問題入手來吸引人才、留住人心、穩定隊伍，尤其靠關心職工生活、多辦實事來凝心聚力，以此改善職工生活狀況，提升職工生活質量，激發員工投身創業發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依照市場法則和客觀經濟規律，東汽重心前移的眼界並非隻限於本省市範圍，更不是用眼睛隻盯著周邊環境轉圈圈，而是立足社會化、現代化大生產的原則來確定新的分工布局和經濟增長點。其選點設址破除了以往的定勢和局限，既要考慮鐵路運輸與海運接口等的可行性，又要考慮生產協作與技術合作的便捷性，還要考慮拓展市場與擴大開放的重要性，也要考慮條件配套和資源配置的優越性，先後設置了依靠城市依托的成都輔機生產基地，發揮產業優勢的樂山矽材料研發基地，實行強強聯合的天津風電葉片生產與海水淡化設備製造基地，有利於對外合作的廣州燃機熱部件研製基地。根據曆史形成的現狀和形勢發展需要，對於以開發新興產業為主導，以服務社會為宗旨的國有骨幹企業來說，東汽的產品業務幾乎涉及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即農業、工業、服務業等各個領域，企業發展不僅有著傳統優勢和難得機遇，而且麵臨嚴峻挑戰和許多不利因素。在這當中，企業既有生產經營任務和經濟建設職能，又有社會穩定職責和社區服務義務；既有沿海東部發達地區的生產布局和經濟開發，又有三線國有企業的生產建設和經營管理；既有電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術與高端產品的研發製造，又有機械、化工、運輸服務、生活保障等傳統產業與低附加值產品的加工作業。所有這些都在相互製約和交叉影響，使得人員綜合素質與產品技術含量參差不齊，企業管理水平與產業研發水平很不平衡，並且存在建設攤子大、投入需求多，工作戰線長、生產成本高等特殊的情況和問題。這無疑使企業的協調發展與高效運作增加了難度和繁雜程度，其任務更為艱巨。肩負重要使命的東汽人，以一種敬業奉獻、開拓進取的精神，需要為之付出更多的艱辛和努力。
東汽作為國家機械工業與重大技術裝備製造業的骨幹企業，既在國民經濟中具有重要地位，又在產業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且具有機械和重裝產業所體現的共性與個性。按照社會化大生產的分工布局，重裝產業主要是研發製造包括大型發電設備、重型機械設備、冶金采礦設備、化工生產設備、交通運輸設備等在內的重大技術裝備，幾乎涉及機械、能源、交通、化工、冶金、礦業等所有傳統產業和重要工業部門。由於產品技術含量高、設備成套性強、生產關聯度大，其知識、技術、資金密集程度更為突出，從而是機械行業最核心、最關鍵、最基礎的國家工業主導產業，其發展狀況和建設水平直接影響其他產業的生存和競爭能力。作為承擔重大技術裝備研發製造的重裝企業也就成為重要的工業經濟組織，構成重點骨幹企業組成的“國家隊”陣容的主要成員。東汽這類企業所擔負的重要使命和具有的綜合實力，必然要求它能支撐國民經濟發展、反映民族工業水平、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並能代表經濟建設與科學技術的發展要求和前進方向。很顯然，與高新技術等新興產業以及分布沿海中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地區的企業相比，東汽這樣的企業又多缺少優越的地理位置、人文條件和自然環境。它們不僅因為建廠時間長、曆史久而存在設施陳舊、裝備落後等硬件條件方麵的諸多差距，也為冗員多、負擔重，效率不高、效益較低和經營機製存在弊端的難言困擾，這種曆史狀況和普遍現象還在相當長時間裏難以根本改變。何況三線企業當年選址建廠更多的出於戰備考慮而非依據客觀經濟規律，使得所有企業都是按照“山、散、洞”的原則布局。無論涉及國計民生的三線企業還是事關國防安全的軍工單位，均得分散布局並依山靠洞甚至有的軍工企業還進山鑽洞，以分散注意力、增加隱蔽性並防範外敵入侵與戰爭破壞。這不僅使這類企業遠離沿海地區和中心城市，甚至遠離交通幹線和市場用戶，從而導致信息閉塞、協作不便、運輸不暢等困難局麵。由於位置偏僻和空間狹小，職工的物質文化生活匱乏和子女升學就業困難可想而知，企業長期辦學校、辦醫院的負擔和責任也更為沉重，這些都不利於企業輕裝上陣參與市場競爭。正因如此，東汽人早就秉承著堅韌不拔、艱苦創業、勇於犧牲、樂於奉獻等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優良品質，而且在缺乏天時地利又不能怨天尤人的情況下，特別看重人的因素和主觀能動作用，共同培育並鑄就了能夠凝聚人心、集合人氣等團結奮進、齊心協力的創業精神與“人和”文化。這種文化也包括成為全體東汽人精神支柱的東汽精神，它們集中體現了“三線人”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鬥的過硬思想和頑強作風，使東汽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由弱變強，現已發展成為擁有200多億元優良資產和強大綜合實力的現代化工廠，不僅保持了除“5·12”特大地震破壞以外30餘年從未虧損的驕人業績，也已成為當今世界能夠研發高等級、大功率各類發電設備國際俱樂部的重要成員。
鑒於三線國有企業不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對艱苦的生活環境，東汽“以人為本”的“人和”文化還體現為改善職工群眾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條件等方麵多辦實事，堅持將“鄉村的環境，城市的條件”作為服務宗旨，堅持將“解決好實際問題就等於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一半”作為工作信條，堅持將重視職工身體健康、勞動安全保護和生活豐富多彩作為應盡職責，想方設法並堅持不懈地在優化勞動生產條件、美化工作生活環境、提供交通通信便利、健全文化體育設施、重視職工醫療衛生、關心子女上學就業等方麵創造更多條件，以此凝聚人心、鼓舞士氣，團結一切力量聚合東汽人的旺盛士氣。因此，東汽向來就堅持通過自力更生改善處境，尤其是積極主動地做了許多大中城市也沒想到辦到的事，其中包括讓職工家庭很早就使用到安全、方便、環保的天然氣。東汽一位退休多年的職工說：在20世紀70年代，天然氣若進入每家每戶，人們就會從紛繁的家務中解脫出來，工作條件和生活質量都會大大改善。而在當年國家經濟發展還很落後、人民生活水平較為低下的情況下，東汽能因地製宜利用四川地區富藏與盛產天然氣等寶貴資源的有利條件，使得職工和家屬的興奮激動之情溢於言表而自不必說。當聽說工廠爭取到天然氣進入每家每戶的消息後，東汽的家屬區沸騰了，不管是老人孩子還是男人女人都喜出望外、奔走相告。工廠組織隊伍在野外挖溝穿洞鋪設輸氣主管道，職工家屬則自發行動在樓棟架設支線網絡，一時間大家上下齊心、熱情很高，連老人孩子也來幹活出力，每個人都有一身使不完的勁。天然氣很快地通到了東汽廠區和家屬區，職工下班回家就可以直接點火燒水做飯，再也不用去買煤燒柴而耗時費力了。東汽人雖身在山鎮卻自己動手先行一步，不僅使企業的生產建設很早用上天然氣這一清潔高效能源，取暖供熱並提供所需的熱量和動力，而且使職工家庭也很快告別了“運煤、挑炭、燒柴火”的原始生活方式，做到一摁開關就能生火做飯，充分享受人類最新的文明成果與現代科技手段，人們都很自豪甚至感覺有些生活條件比城裏還好。在這當中，東汽人不僅能夠緊跟經濟發展與科技進步的時代步伐，主要靠自力更生、土法上馬而捷足先登及時用上了程控電話和移動電話，並且率先運用電子信息等當代高新技術，實現了企業眾多機床、重要設備的數字化改造，迅速提高了產品加工、生產製造的自動化、現代化水平。這些主觀努力和有效做法確實解除了職工的後顧之憂並促進了他們的身心健康、提高了生產力，而在那個年代確實令人非常羨慕並在全國也是屈指可數的，從而使東汽人的工作生活質量與文明和諧程度，都令業內同行與社會外界羨慕和稱讚。
由於東汽地處山區，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異常艱苦，東汽早就提出了“鄉村的環境，城市的條件”的服務宗旨和價值取向，以此不僅美化生活、穩定人心、留住人才，而且保證職工家庭的豐衣足食和安居樂業。按照國家政策和客觀需要，東汽於建廠初期在四川全境招收了數以千計的複員退伍軍人和城鎮青年進廠工作。這批為數眾多的員工因父母和家屬都遠在農村老家而長期分居兩地，每年元旦、五一、國慶等節假日因時間短而無法回家團聚。每逢佳節倍思親，人到春節就要回家過年。當時交通不便、物質匱乏、職工收入不高，回家團圓談何容易。東汽黨政對此看在眼裏、掛在心上，想方設法創造方便條件讓他們回家過年。當初在沒有長途客車的情況下，廠裏就用貨車搭上篷布，備好食品，準時在春節放假前頭一天淩晨集體送單身職工回家過年。工廠黨政班子和幹部職工還每每到場送行，節後上班前一天按時派車將他們平安地接回。隨著員工隊伍的不斷壯大，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日益改善，工廠後來就改成租用地方正規公交車進行接送，回家過年的職工則更是高興而去、安全歸來，勞作生活得更加投入和愉快。東汽一位家住四川嶽池的職工羅增倫對此感慨地說：“在20世紀70年代，回一趟老家在路上來回就要耽誤四五天時間，而坐廠裏的接送專車，我在當天就可以到家，而且又安全又省心。現在生活條件好了，但想起當年工廠為我們單身職工探親煞費苦心，我仍然感到非常溫馨。”數十年中，這種做法在東汽不僅成為一種優良傳統和一道獨特亮麗的風景線，而且使企業員工深感欣慰，令當地人格外羨慕。由於地處偏遠山區，遠離中心城市，條件艱苦，東汽黨政也更重視職工的身心健康，即使在資金十分短缺的情況下，也要添購設備並投入人力物力，堅持為員工進行健康體檢和疾病預防。如今職工實行兩年一次普檢，女職工實行一年一次專檢，對職業病患者每年體檢診治，早已納入職工疾病救助互助基金和企業集體合同一起實施，使職工的身心健康和切身利益得到保障。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這類體貼關愛員工的人性化做法，在“十裏東汽”“百裏東汽”和“千裏東汽”隨處可見，已經成為伴隨企業員工日常生活的工作常態。年年歲歲，每逢炎炎夏日，廠裏總會發放飲料並增添防暑降溫設施，堅持為一線生產職工送“清涼”；每逢寒冷冬天，廠裏總會備好熱飯熱湯並采取禦寒保暖舉措，堅持為夜班職工送“溫暖”；每逢休息日、節假日，廠裏總會組織文娛活動，堅持為職工家庭送“歡樂”……數十年來這些做法從未改變，對東汽員工來說都是那麼熟悉親切，也都成為人們工作生活的親密伴侶和重要內容，並且以小見大地體現了東汽“人和”文化具有的親和力和凝聚力。
自20世紀60年代建廠初期喝山溝泥水、住古寺破廟，手拉肩扛建廠房，自己動手安機床，先生產後生活，邊基建邊生產的艱苦創業，到改革開放開始時“打菜刀、磨剪刀”，“計劃任務為零”就“做行商、吃雜糧”，“不因利小而不為”，積極參與市場激烈競爭。東汽從未因資金緊張而簡單草率地搞下崗分流和減員增效，更未因發不起工資而以組織名義安排一名職工下崗離廠回家待業，而是想方設法通過拓展新的經濟增長點而搞轉崗分流和用人增效，不僅在轉型改製許多企業轉產破產與員工下崗分流的時候是如此，即使企業遭遇“5·12”特大地震的毀滅性破壞而處於最困難的時候同樣如此，始終如一地以積極態度和有效做法保持著“以人為本”的人情味與親和力。東汽就是在這麼一個凝心聚力、充滿“人和”文化的環境氛圍中異軍突起，發展成為全國三大汽輪機製造企業之一，那種成就感讓職工對東汽產生了一種難以割舍的自豪情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東汽人更加認識到，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僅先進的技術、可靠的質量、合理的價格、良好的服務是贏得競爭的重要因素，而且寶貴的人才、便捷的交通、配套的設施、舒適的環境也是拿到訂單特別是招商引資、吸引客商的關鍵所在。於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東汽就開始以中心城市為依托實行口岸前置、重心轉移，充分利用省市重裝基地建設的優惠政策和資源優勢，陸續將產品研製、技術開發、市場營銷等重要部門，以及重型設備、大件加工和新產業開發等生產單位建在綿竹縣城或遷至德陽市區，在震前已在德陽分部成龍配套形成了火電、核電、風電與重型燃機等大型設備研發製造基地，在企業總部和漢旺基地遭受特大地震毀滅性破壞後，為迅速恢複重建發揮了極為關鍵的作用。如今40多年過去了，後來人對很多事物都陌生了，然而有一種東西還是那樣鮮活，那就是融入東汽人骨髓的“人和”文化，正是它使東汽人迸發出無窮的智慧和力量，創造了一個個輝煌業績。
東汽人後來習慣地把自己工作生活的工廠稱作“五髒俱全”的小社會，這也是自建廠起就從當時客觀需要和實際情況形成的。東汽地處偏遠山區而建在遠離城市的荒涼鄉鎮，要使公共設施匱乏的鄉村環境能夠具有城市的功能和條件，職工家庭衣食住行、子女入學教育、男女老少看病就醫以及諸如讀書看報、文化娛樂、活動鍛煉等包含文教衛生的社會職能，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企業應當關心的實際問題並急需解決的重要事情。於是，在建廠初期與“文革”時期等最困難的時候，企業就組織人員在全國各地四處奔波，想方設法為職工家庭采購回了大量的白糖、茶葉、豬肉、菜油、香煙、肥皂、牙膏、洗衣粉、衛生紙等緊缺物資……為了改善職工貧乏的物質文化生活和解決基本生活問題，東汽先後建起了自己的幼兒園、中學、小學、技工學校、培訓學校、職工大學、職工醫院等文教衛生機構，解決職工家屬在看病就醫、上學就業等方麵的實際問題與後顧之憂。同時因地製宜利用漢旺這一原始自然的鄉村環境，在百畝荒蕪的河灘地上填土方、開良田，種上了糧食和蔬菜，搞起了種植業、畜牧業等，陸續辦起了食堂、商場、賓館、農場、養殖場、畜牧場、奶牛場以及食品加工廠，著重從農副產品方麵滿足職工家屬對糧油、蔬菜、水果、牛奶、蛋肉等主副食品的基本生活需求。企業還修建了公園、體育館、運動場、遊泳池、旱冰場、圖書館、閱覽室、文化宮、俱樂部、電影院、廣播站、印刷廠以及舞廳、歌廳、棋牌室、健身室等運動鍛煉場所和文化娛樂設施，不斷豐富了職工群眾的業餘文化生活，並使“十裏東汽”變成了鳥語花香的園林式工廠，職工家庭生活也逐漸步入了小康水平。在此期間，企業設置了公安分局、法律顧問室、計劃生育辦、離退休辦和社區管理處，以此維護企業與當地生產生活的穩定的正常秩序……可以說，在國家政策與客觀條件允許而合情合理的範圍內，東汽在文教衛生等涉及民生方麵，為保證職工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做了許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東汽，可謂是事事齊備、樣樣俱全，應有盡有。除了沒有養老院、孤兒院、福利院、殯儀館這類民政機構之外，東汽對於職工的生老病死、養老送終的事情還是事事操心、樣樣在管。
雖然現在看來，這些關心職工生活、解決實際問題的觀念做法確實帶有“企業辦社會”性質而不合時宜，尤其有悖於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與現代企業製度客觀要求，但是在那三線建設的艱苦環境特別是“文革”十年的困難時期，東汽也是為情勢所迫。而作為一個國有企業和經濟組織，為嚴格履行經濟職能，保證企業生存發展，全麵完成各項生產任務所采取的不得已而為之的措施和方略，其中還包括為上夜班以及節假日加班職工提供工作餐，在短缺經濟時代想方設法為員工家庭采購和發放主副食品、衛生保健用品等，在政策傾斜允許的情況下為職工子女中的返城知青安排就業、實行大學委培和農村職工子女輪換工等人性化的關愛和做法。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確實在客觀上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解決職工和家屬看病難、入學難、就業難、住房難等實際問題，並且營造“家庭有事、單位關心，一人生病、眾人看望，遇到困難、主動相助”等互幫互助的人際關係，鑄就了一種寶貴而又獨特的“人和”文化與溫馨和睦的群體氛圍，培育並形成了一種增強企業向心力、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重要法寶和優良傳統。幾代東汽人長期以來都有一個共識，山溝的條件比不上城市，隻有靠事業和感情留住人。多年以來，東汽一直像一個大家庭，工廠每年招進新職工都會安排並建立起導師帶徒的親密關係，熱情好客的老師傅也常會把徒弟請到家中包餃子並吃一頓“迎親飯”。無論你在東汽是領導幹部還是普通工人，隻要是誰生病住院，哪家生了小孩、老人去世、發生了天災人禍，單位黨政工都會組織工友們前去看望慰問，並給他們送上工廠大家庭的親情和溫暖。這些“人和”做法既穩定了人心，也為企業重生發展儲備了寶貴的人才隊伍和人力資源。如今，東汽這種和諧氛圍與“人和”關係聯結得更加牢固緊密，從勞務工到正式工，不管任何人從事任何工作，全體員工都有一種“手心手背都是肉”的平等感覺，都有一種企業主人翁的共同責任感和使命感。
雖然時光飛逝，已度過了40多個春夏秋冬，東汽卻在定期組織職工療養和健康體檢等方麵多動腦筋，堅持在炎熱夏季與寒冷冬季分別開展為職工送清涼、送溫暖等活動。為職工多辦實事，包括關心職工家庭的住房問題以及子女的高考升學和畢業就業，適時為員工提供免費疫苗，防止各種流行性疾病的發生，此類關愛活動至今也沒有停止。這些“以人為本”特別體現關心人的態度和做法與激勵安撫的對策在後來也與時俱進地得到了不斷的傳承完善，形成了東汽人格外看重與擁護的“感情留人、事業留人、適當待遇留人”的有效做法，一直深受人們歡迎並不斷激勵員工的敬業奉獻和追求奮進。“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東汽始終如一地堅持“築巢引鳳”、充滿人性化與人情味的做法，不僅根本扭轉了早先出現的人心思走、人才流失等無奈和尷尬的被動局麵，而且還積極營造了“孔雀東南飛，飛去又飛回”等人心安定、人才回歸的可喜情況。“無錫風光好，東汽人情深”，這也是東汽員工和家屬中一直流傳著的一段佳話。作為這段佳話的主人公——東汽產品開發處袁勝華，就是重回東汽的老職工。她與丈夫陳壽福都是當時東汽的技術和生產骨幹，他們雖然來漢旺工作生活已經多年，卻一直惦念著無錫老家高齡體弱的父母，當然也盼望能再回那風調雨順、物產豐富的江南魚米之鄉。後來幾經聯係有單位願意接收，他們於是攜家帶口很快調往令人羨慕的魚米之鄉老家。然而沒過幾天，他們的全部行李又幾乎原封不動地托運回小小的漢旺火車站，一家人在同事們的關切和幫助下被接回了自己熟悉的漢旺東汽。麵對事後許多人疑惑的詢問，他們逢人就講這句從內心深處發出的意味深長的由衷感歎，這一說法確實也代表了許多已經調離的東汽人的深切感受。因為無論何時何地，特別是對知識分子來說，大家雖然看重工作地區的住房好、收入高、地方大，但也不容忽視人的精神需求和感情歸屬，絕不能忍受所在單位隻顧盈利賺錢、不管衣食住行，甚至連員工攜家搬遷等最起碼的接待安置都沒人管的情況。比起一些地方“一切向錢看，人情薄如紙”的冷漠風氣，東汽人的“人本”做法確實使人更多地感受自己所處環境氛圍的溫情和溫馨……正是有這種“人和”文化的感染熏陶和凝心聚力，幾代東汽人不僅被賦予了勇氣和智慧，並能始終如一地堅守自己的理想信念，硬是把一個荒涼之地建設成美麗的家園。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如熊世鑫等第三代東汽員工那樣，“在警校畢業了，又讀東汽技校，為的就是能回東汽工作”。東汽還有一名很能幹的中層幹部叫康錫昌，也曾應邀調到江蘇工作，調去的地方收入和福利待遇以及地理位置都比東汽好，但他於1984年又舉家遷回了東汽，他說：“東汽有我的戰友和同事，有我親手帶出來的技術工人，有我的事業，更有我離不開的‘人和’氛圍。”東汽人就是懷著這種樸素感情踐行“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的人生諾言，切實用感情和事業耕耘“十裏東汽”這片熱土，像蒼鬆翠柏那樣在大山深處“把根留住”。所以，東汽40多年的發展壯大除了依靠幾代員工的勤勞智慧，靠得更多的就是東汽精神與“人和”文化的引領支撐。
“5·12”特大震災發生後，東汽黨政在組織員工奮力投身抗災重建的同時，還特別建立了困難職工、傷亡職工檔案和“震災致困、愛心幫扶”長效機製，尤其從關心他們的工作、生活及其子女上學等方麵開展了各種“送溫暖”活動。地震發生不久，東汽就決定自籌資金給每個職工發放數千元生活費並申請當地銀行給受災家庭補辦存折，還通過招標花費上千萬元委托三家大型拆危搬家公司冒著餘震危險，為漢旺基地5000餘戶受災家庭搶出家庭的重要財產。為了能讓受災職工居有所住，在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援助下，東汽還在德陽市區、綿竹縣城等地先後搭建了多處帳篷安置營和3100餘戶臨時板房點，及時妥善地安置了所有失去住房的職工家庭。在這當中，東汽黨政工還設置了幫扶震災致困職工互助金，迅速組織上千受傷職工尤其是重傷員分別到德陽、成都、重慶、貴陽、遵義、武漢、長沙、上海等地醫院接受治療，繼而又組織傷殘職工赴無錫、大連等地進行康複療養，開展了對傷殘困難職工及罹難者家屬的幫扶和慰問活動……所有這些都使“以人為本”的東汽“人和”文化溫馨可人，更使遭受劫難的職工群眾始終不會“衣食無著”和“無家可歸”，人人又從中找到了一個“家”的溫暖感覺。這也使災難中彰顯的東汽精神更加催人奮進，這種精神就像一顆璀璨的夜明珠，越是置身於黑暗就越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由此可見，無論抗擊“5·12”特大地震的摧殘破壞，還是抵禦人禍帶來的國際金融風暴的席卷衝擊，東汽具有“人和”特色的企業文化始終能凝聚一種戰天鬥地的旺盛人氣和強大力量，東汽精神在激勵支撐人們戰勝各種自然災害中更加催人奮進，並充分彰顯其極為寶貴的鮮明個性和獨特內涵。
三、不利因素甚多更依靠主觀努力，特別注重“少求天命、多盡人事”的“人為”作用，始終將“事在人為”作為人們能夠改天換地的可靠保證
曆史唯物主義認為，思想屬於精神層麵，屬於社會意識範疇，是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的反映，反過來又給予一定時期的經濟政治以巨大影響。思想觀念的變化和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變化總是處於一種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共生共變的動態過程。正如恩格斯所說：“隨著每一種社會製度的巨大曆史變革，人們的觀點和觀念也會發生變革。”“注釋3”東汽以“人和”為核心理念的企業文化，追求的是人心歸向、上下團結、奮力拚搏的境界，體現的是誌同道合上的“和”，倡導真善美，反對假醜惡，樹立清風正氣、同心同德的廠風。東汽人的“人和”文化建設，立足自身實際，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貼近職工的生活和工作，從細微之處做起，構築了“人和”文化最堅實的基礎。
東汽企業文化建設起步早，在中國眾多企業尚不知企業文化為何物的20世紀70年代，企業文化便在東汽萌芽，並且根植於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之中，在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相統一的基礎上，堅持以“人和”為核心理念，充分體現了東汽的特色，曆經考驗已成為幾代東汽人的精神和靈魂。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深入推進，“人和”文化的外延在不斷拓展，內涵在不斷深化，其價值取向的時代特征更加鮮明，提倡什麼，反對什麼，更具現實針對性，符合我們黨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這一重大戰略任務。如果說“人和”文化的精神紐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那麼自強不息、艱苦奮鬥、同心同德、愛崗敬業、勇攀高峰、與時俱進，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在“人和”文化中的生動體現；知榮辱、講正義、促和諧的行為準則和行為規範，就是“人和”文化的精神基石。
我國當年布局三線建設的一個重要初衷就是備戰備荒，然而事物之間的相互聯係似乎多少有點“二律背反”。正是處於備戰禦敵等政治軍事原因的專門安排和特殊考慮，使得東汽等三線企業處於條件艱苦的偏遠位置，並因遠離市場用戶、原料產地而違背客觀經濟規律，陷於難以發展商品經濟、參與市場競爭的不利境地。長期以來由於這種客觀局限，企業的建設發展環境一直存在交通運輸不便、信息協作不暢、物質文化匱乏等不利因素，既讓企業的生產建設麵臨很多問題，又使職工的工作生活存在許多困難，從而嚴重製約和影響了人才的引進和隊伍的穩定。正是在這種缺少“天時、地利”的情況下，東汽就更加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使用，特別看重人的積極因素和主觀能動作用，堅持實行“感情留人、事業留人、適當待遇留人”的用人辦法和激勵政策，努力為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和快速成長創造良好條件，不斷營造人氣氛圍與“人和”文化來增強企業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充分發揮東汽自身所獨有的發展優勢。曆經40多年的艱辛坎坷和風雨滄桑，東汽之所以能取得今天令人矚目的建設成就，更多靠的也是自己打造的這種文化軟實力與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