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始終保持“群雄角逐，萬木爭春”的拚搏勁頭，增強躋身世界強手之林的自信心和創造力。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國內外市場競爭的日趨激烈使企業發展傳統模式麵臨嚴峻挑戰，企業必須保持“切忌浮躁、力戒虛誇”的清醒頭腦，尤其在增強核心競爭力上將眼光視野放得更加高遠。東汽人對此更有一種危機感和緊迫感，更加認識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是實現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切實把加快轉變發展方式貫穿於生產建設全過程，在全麵提升產品質量與經濟效益中實現企業發展質的飛躍。雖然企業屬於產品產業涉及國計民生和經濟命脈，從而具有某種壟斷程度的主導地位、支配作用並容易獲得低息貸款與政策扶持的支柱產業，但是與世界500強等跨國公司相比，東汽人自知其綜合實力、創新能力和發展後勁還有很大差距，發展質量水平和集約化程度不是很高，生產建設也更多依靠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增加投入擴大規模，產品研發在相當長時間裏仍處於學習借鑒、模仿克隆的“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階段。尤其是核心技術與關鍵產品的原始研發、係統集成、自主創新能力尚不完全具備，許多重要經濟技術資源等發展瓶頸依然受製於外國廠商，企業管理方法、人員素質、組織結構、運行機製也都存在明顯缺口和薄弱環節，企業的規模性擴張與跨越式發展大多依賴於“井噴式”市場需求、“火爆式”訂單增加以及生產要素的高投入。事實也已表明，這種粗放型增長方式顯然不能長期持久，更不能簡單地以發展速度和增長數量比短長、論英雄。尤其對於經曆過災難的東汽人來說，按照胡錦濤同誌、溫家寶同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殷切希望，創辦具有“四個一流”的“國際一流電力設備企業”的道路更加漫長。盡管重建後的廠房設施和技術裝備的數量等級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企業規模做大了、實力增強了，但從市場競爭力、國際競爭力與核心競爭力的比較衡量來看，還談不上有實質性的做大做強與真正意義上的競爭優勢。特別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步必將全麵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未來能源需求結構必然發生合理調整和重大變化，而傳統能源需求則明顯出現市場萎縮、訂單減少、產能下降趨勢的情況下，企業發展與經濟增長就更要重視和講求質量、效益和含金量，堅持需求拉動、投資推動、出口帶動的統籌兼顧，真正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發展之路。對此必須變壓力為動力，特別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打造發展的實力，努力實現外延式向內涵式擴大再生產的根本轉變，不斷增強企業市場競爭力、核心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力。
目前許多發展中國家正在步入工業化階段，能源消費增加也自然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我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與擺脫貧窮落後更是黨和政府與全國人民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主要任務。而且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我國作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世界的發展和繁榮做出了重大貢獻。我國同時也是居世界第二位的能源生產國和消費國，能源供應持續增長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能源消費的快速增長為世界能源市場創造了廣闊發展空間。中國作為世界能源市場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維護全球能源安全正在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黨和政府正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加快發展現代能源產業，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放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戰略的突出位置，努力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繼續為世界經濟發展和繁榮做出更大貢獻。因此在推進災後重建與科學發展中，東汽更將目光瞄準了新能源與世界最先進的核心技術，加大產業和產品結構調整力度。按照東汽黨委書記何顯富的認識理解，這就是“著眼未來需求和發展，我們隻能從風能、太陽能出發，必須把新能源、清潔高效能源裝備製造業培育成戰略性新興產業。而對於嚴重受災的企業來說，更要堅持恢複重建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結合，在產業重建中不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這樣才能走出一條高起點的科學發展之路”。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對能源的需求量將越來越大，要求會越來越高。而現有的資源已經滿足不了我們的需要，比如化石能源開采，煤炭還可開采119年，天然氣則可開采64年，石油隻能開采45年時間。今後怎麼辦？必須要尋找新的能源……”這是中國東方電氣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斯澤夫2011年在接受新華網記者采訪時，根據客觀情況和工作實際談出的一點見解和感受。事實上，隨著人類社會的大量消耗和地球能源儲量的日益減少，煤炭、石油、天然氣等不可再生化石燃料的開采利用均趨於枯竭狀態，因此，世界各國麵臨全球能源危機與資源減少短缺的共同困窘，紛紛都將目光聚焦在儲量巨大的核能、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上。德國科學家最近經過研究證明得出一個結論：今後完全可以依靠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他們廣泛收集散布各地的生物質能、風能、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眾多數據，根據用電高峰低穀分配計算的結果顯示，德國具備這些豐富資源，能夠支持該國的能源需求而不必再使用核能和煤炭。美國前總統布什等西方國家政要也都認為：過分依賴石油對國家經濟已構成實質威脅。如果不改變現有能源供求思路，將來經濟增長越快則對石油的依賴越重，況且油價上漲也勢必拖累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而美國聯邦政府和私營部門也不斷向新能源技術領域投資以研發和推廣替代能源。
與此同時，正當我國新能源產業和低碳經濟嶄露頭角，力求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時候，胡錦濤同誌在天津等地視察風電和慰問電力員工時深刻指出：大力發展包括風電在內的可再生能源，是搶抓世界新一輪能源革命先機的必然要求。他希望電力企業要抓住國家扶持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有利時機，著力於加強技術創新和降低運營成本，為做大做強風電產業，開發更多清潔能源，改善我國能源結構發揮更大作用。胡錦濤同誌的深刻闡述和殷切希望，無疑是對在廢墟上崛起的東汽人的及時指導和鼓舞，他們在開發新能源、進軍新領域、追尋長久的發展底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前進道路有了方向引領和指路明燈。如今投資數十億元重建的東汽新基地，無論建築設施布局還是為未來預留的發展空間都遠非昔日被震毀的漢旺基地可比。人們也都看到，東汽新基地的建設進度不僅超出了原來預期，生產流程也更加合理，製造能力和工藝布局均上台階，汽輪機核心部件的產能已經達到4000萬千瓦。而且除了汽輪機等傳統主導產品以外，又繼續拓展了企業的產業鏈、價值鏈，在深入推進火電、風電、核電、氣電、光電“多電並舉”發展戰略的同時，又使產品研發的觸角向海水淡化、低勢位能源、自動化控製等體現市場需求多元化、係列化、差異化的領域延伸，從而使產品產業結構與企業發展後勁得到新的優化和增強。
追逐普天下的光明、獲取永久性的動力……向來是人類社會一個飛天夢想，也是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的上下求索之路。從遠古神話的誇父逐日到近現代社會的蠟燭、油燈和電能，這是人類社會與中華民族追逐光明的曆史足跡。世界最早的火力發電是在1875年巴黎北火車站的火電廠實現的。20世紀50年代中期，全球火力發電機組的容量由200兆瓦級提高到300兆～600兆瓦級。1973年，世界最大的火電機組達1300兆瓦。到20世紀90年代初，全球火力發電單機容量穩定在300兆～700兆瓦。然而電能引入中國已是19世紀末期——1879年為歡迎美國總統格蘭脫路過上海，英國人在上海公共租界舉辦“水龍盛會”，特地從外國運來一台小型引擎發電機和一些照明器材，安裝在黃浦江邊外灘使用了兩個晚上。中國大地上亮起的第一盞電燈和輸出的電能雖然是國外傳進來的，我國人民自此也開始了電能與光明的求索和追逐，並且跌宕起伏地持續了漫長的時間和曆程。早在1882年，英國商人C。狄斯等人捷足先登，率先在華投資5萬銀兩開辦上海電光公司，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個商業性質的電廠。它於當年7月正式生產供電，發電能力自然小得可憐，僅為12千瓦。清王朝慈禧太後1888年退居修養後，修葺西苑即今天的中南海並建西苑電公所，後於1890年產出了中國人的電能，亮起了北京最早的電燈。華僑黃秉常1890年也“稟準”湖廣總督張之洞開辦廣州電廠，從外國購買機器設備安裝使用和發電供電。從此之後，中國的電業開始逐步發展提升，全國裝機容量從1911年的1.2萬千瓦陸續達到1949年的184.9萬千瓦……但是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發電設備製造業才得以正式起步並且迅速崛起。然而，人類對能源和電力的巨大需求卻與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一樣，它們既日益劇增而又永無止境……
在這當中，東汽人既有“追風逐日”的飛天夢想，又有“領跑超越”的雄心壯誌。新東汽建成投產後的產值已超過200億元，生產規模、經濟效益和社會化、現代化程度越來越高，產品產業結構更趨合理並向清潔高效和節能環保方向迅速發展，適應了又好又快發展的客觀要求。東汽新基地無論從工藝流程上還是建設規模上，其技術裝備和製造能力都遠超過震前的漢旺基地，尤其是新產品、新技術的研發製造能力得到空前增強。這也說明新東汽並非簡單意義上的恢複重建，而是在重建中調整產業結構、堅持多元發展，尤其用綠色、環保、節約、和諧的發展理念和思路定位進行科學重建。如今在道路寬廣、廠房敞亮、機器轟鳴的東汽新基地，棲息於一排排華燈之上的一隻隻“海鷗”的企業徽標告訴人們：幾十年來它曾經是工廠的一個顯著標誌，今後也永遠是東汽的一個重要象征。它昭示新東汽還會像海鷗那樣，在祖國大地和世界東方高高地騰空、自由地飛翔。所以，我們弘揚“自主創新、勇攀高峰”的東汽精神更應像東汽人那樣，始終堅持科學發展觀的引領支撐，超前適應市場需求走向和經濟發展趨勢，力爭在傳統能源和火電市場呈現下降趨勢的情況下，奮力扛起追求經濟社會永續發展的鮮豔旗織，堅定執著地在“比肩世界強手，謀求人類福祉”的奉獻奮鬥中，為祖國繁榮昌盛、人民幸福安康做出新的努力和更大貢獻。
四、弘揚東汽精神敢於切中時弊，切實保持直麵現實的清醒頭腦
曆史和事實充分表明，經過建黨90多年、新中國成立6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鬥，與時俱進、頑強拚搏，我國社會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起來，全國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曆史性跨越，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是也應清醒看到，中國經濟社會領域本身還麵臨相對貧困、通貨膨脹、高負債率、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諸多問題，而解決與克服這些經濟社會問題和發展障礙又並不容易。即使今後維持每年10%以上的經濟增長，也不意味中國就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更不是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以及關鍵的消費市場。而且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還必須高度重視解決貧富、城鄉、區域差距問題。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誌就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然後先富帶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其中縮小貧富、城鄉、區域這“三個差距”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所在，也是國民經濟穩定協調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又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與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客觀需要，從而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與堅持科學發展的應有之義。
為此，縮小“三個差距”就要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重要作用，既發展市場經濟又加強宏觀調控，讓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其中包括：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強財稅調節，利用稅收杠杆達到“限高補低”的效果，建立起財政增加對民生投入的長效機製，確保財力向基層和民生傾斜；大力促進就業創業，促進城鄉公共服務均衡發展……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按照黨的十八大的總體部署和根本要求，“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才能全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真正走出一條廣大人民群眾更加滿意的可持續發展新路子。
麵臨促進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艱巨任務以及利益多元、紛繁複雜的內外部環境，我們尤其應在四個方麵直麵社會熱點難點等現實問題：其一，要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經濟建設方麵，能夠著力解決“改革管理體製機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參與經濟全球化、增強核心競爭力……”等差距明顯的重點難點和關鍵問題；其二，要在追求發展包容性、促進政治建設方麵，能夠正麵觸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反腐倡廉、維護人權……”等疑慮甚多的普世價值和敏感問題；其三，要在增強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建設方麵，能夠正確處理“核心價值與人生價值、黨性原則與人性本真、教育引導與輿論監督……”等矛盾凸顯的熱門話題和疑難問題；其四，要在堅持社會公平觀、促進社會建設方麵，能夠積極麵對“實行同工同酬、抑製房價猛漲、健全醫療社保體係、滿足升學就業需求、保障居民遷徙自由……”等困擾很大的熱點現象和民生問題。胡錦濤同誌在紀念建黨90周年大會講話中特別告誡：全黨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下，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禦風險能力，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麵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是長期的、複雜的、嚴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麵前。這也要求我們必須從新的實際出發，堅持以科學理論和以改革創新精神研究和解決改革發展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著眼於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然而應當看到，由於體製機製方麵利益驅動、人情世故、權錢交易等造成的行業壟斷、地區割據、部門封鎖、政策歧視等情況還十分嚴重，每個社會公民還不能完全自主利用個人的智慧、知識、技能、勞動來賺錢贏利而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並保護個人產權、自身利益不受侵害。所有這些必然限製了公平交易、買賣自願、產權自主以及創業、融資等自由平等的市場競爭，從而使社會經濟在很大範圍和程度還存在特權壟斷，因而沒有建立起一視同仁的市場經濟的真正基礎。其中，產權既是社會信任的基礎，也是人們創新的基礎。隻有每個人對自己獲得的東西充滿了信心，他才會願意投資並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去追求一種新的非常具有不確定性的東西。但是目前對有形資產的保護相對還好一點，而對無形資產的保護卻有很多問題。因此就要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動搖，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大力發展各項社會事業，積極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堅定不移地走“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共同富裕道路。自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目標以來，我們黨把保障社會公平正義擺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黨的十八大還提出“兩個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強調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人民，提出“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這些都充分體現了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路，從而“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為此，我們就要更好地兼顧速度和質量、效率和公平之間的辯證關係，堅持把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緊密結合起來，才能切實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些也都作為黨的建設與經濟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課題擺在了全黨全國麵前。
我國國有企業現已分成“公益性質”與“競爭領域”兩種類型，而涉及國計民生的國企一般都兼有公益與競爭兩種性質。這也決定了企業之間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夥伴，從而為兼顧經濟利益與社會效益擔負共同的社會責任。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客觀要求，我國許多企業已經自覺地將社會責任與自身經營發展聯係在一起，尤其將如何履行社會責任上升到企業發展的戰略層麵。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支柱和主導力量必然走在踐行“社會責任”的前列。2011年“中國國有上市企業社會責任榜”就以“大行有義，大愛無疆”為主題，從“經營狀況”“社會貢獻”“社會責任”“公眾形象”等方麵評估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情況。在這當中，東汽也緊密聯係企業實際和客觀情況，認真研究探索新時期新形勢下黨的建設新方法、新舉措、新手段，堅持在全體黨員中開展以“思想上領先、行動上率先、工作上爭先”等“三先”活動為龍頭的創先爭優活動，積極探索具有東汽特色與講求實效的企業黨建工作新路子。其中包括堅持“以黨風正官風、促民風”，著重在領導幹部與重要崗位人員中強化“三不”機製，即強化廉政教育以打造“不願腐”的自律機製，強化製度監管以打造“不能腐”的約束機製，強化打防懲處以打造“不敢腐”的懲戒機製，努力營造“不願腐、不能腐、不敢腐”和“無違紀、無違法、無犯罪”的“三不三無”企業黨風廉政建設良好風氣。黨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思想作風事關人心向背和事業興衰，也是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幹事創業的根本保障。東汽人在經受抗震救災、恢複重建、應對危機、推動發展等嚴峻挑戰考驗中，首先靠黨員幹部在顧全大局、勇於擔當、超常努力中的以身作則、率先垂範，以此帶領全體員工堅定克服困難、戰勝災害的意誌信念，以砥礪意誌、崛起危難、戰勝災難的英勇行為和出色業績向黨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份合格滿意的答卷。
但是與西方國家和資本主義社會製度明顯不同，我國要建立的是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製，其性質特點理應更多地體現社會主義的團結互助。何況在參與現代化建設與社會化大生產中，我國不同行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主要是按社會分工需要布局設置的，並且都為促進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發揮各自的特定作用。它們之間必然既是公平的競爭對手又是親密的合作夥伴，彼此更應當遵守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則以求合作互補的相互促進，絕不該實行你死我活的互相殘殺和冷酷無情的“叢林法則”。無論從社會公德、職業道德所體現的道德情操，還是從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所要求的黨性原則來說，人們彼此即使僅為爭求市場份額和生產訂單，同行之間也得與人為善地平等競爭，企業之間不能以鄰為壑地“窩裏狠鬥”，兄弟之間更不能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的敵視態度互相對待。這對一個行業產業範圍權且如此，因而在一個企業和集團內部更得這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現實當中的一哄而起、無序競爭、互相傾軋的現象卻司空見慣，以此造成的重複投資、過剩開發、產能放空的情況也屢見不鮮。以東汽涉及的產業和行業為例，相互之間也往往出現“你若上風電，我也上風電”“你要造這種風機，我也造這種風機”之類“不必求好，就怕沒有”等互相跟風攀比的觀念意識和思維做法。大家生怕在機會麵前不能見者有份、在利好之處不能急功近利而落後吃虧，從而不知不覺地以封建社會及其自然經濟形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從眾心理以及平均主義大鍋飯等傳統消極落後心態支配行為、參與競爭。由此可見，如果思想觀念與現代社會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馳，別說企業行業之間就是一個集團內部也根本談不上結成真正的命運共同體，兄弟夥伴之間也不會情同手足攜手並肩求得互利共贏。這就需要根據經濟轉型發展給社會建設帶來的新情況，嚴格規範市場體係秩序，努力構建和諧勞動關係，大力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與現代企業製度建設雖已多年，企業生存發展“統得過死”而缺乏生機活力現象卻依然存在甚至日趨嚴重，現實中有一種企業管理體製的“回潮”情況和“倒流”傾向更值得引起警覺注意。這就是企業之間的無序競爭也伴隨著集團內部集中管控而使企業更加缺少自主經營權利和自我發展能力的現象明顯存在。由於不少企業集團不是依靠產權紐帶、利益驅動等市場調節機製的“約定俗成”和有機合成，而是憑借計劃經濟模式下的行政手段包括“捆綁式”“拉郎配式”人為配置和連鎖鏈接而成。於是在許多企業法人與經濟組織上麵，雖然名義上少了政府管理機構的“婆婆”，但實質上多了上級領導層次的“公婆”。雖然這種“公婆”隻是經濟組織並非政府機構而不該履行政府職能，它卻在決定內部企業“人、財、物”等自主經營、自主權利方麵幾乎全麵行使政府機構的管理職權，從而使企業通過所有權與經營權“兩權分離”等經濟體製改革和現代企業製度建設以來被“鬆綁”的限權約束又得以重新恢複。由於這種“公婆”也屬於企業性質而不可能依靠政府財政開支辦公運作，從而不能與所管企業在外部“分灶吃飯”卻在內部“同灶用餐”，甚至用手上管控權力“切分蛋糕”或“在一個鍋裏爭著舀飯”。尤其在內部任意調用、劃撥、支配所管企業資產以及獲取收益回報方麵，往往不是采取“劫富濟貧”的做法就是實行平均主義分配，而且都以官本位、衙門式的體製機製實行威權式、強製性的管理控製。這種典型意義上的新的“政企不分”，因具有“既做運動員又當裁判員”“既是分配者又是獲得者”的壟斷地位和特殊權利，使之對企業集權管控和捆綁束縛所造成的失去積極性、創造力等消極影響，甚至比過去計劃經濟模式“政企不分”管理體製帶來的弊端損害更加嚴重。除此之外，由於此種不倫不類的管理體製又有經濟組織與政府權力兩者兼備的地位作用和性質特點，實質上使這種“公婆”既有政府機構那樣的領導管理職權，又能直接對企業資源和資產財富進行掌控支配，從而比原計劃體製的政府管理機構做得更加方便和隨心所欲。更有甚者，這種體製模式雖然作為國有產權代表行使行政管理權力，但因不是政府機構又有著不必履行社會職能、不可能有效解決諸如職工生活居住、學習就業以及生老病死等民生問題而處於更逍遙自在的超脫地位。這種體製還不像單純政府機構與經濟組織那樣受到國家社會對兩者相應的監督製約，就等於是“權力充分”而“責任缺位”，使之不僅在新的“政企不分”以及“兩權不分”方麵形成的集權化、特權化程度更高，而且對於保證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促進公平正義更為不利，甚至會造成更多的分配不公、不正之風乃至腐敗行為等社會問題。由於這類企業聯合體並非有機組合而係捆綁拚成，因而在市場經濟汪洋大海、驚濤駭浪的航行中就難以鑄成航空母艦，在市場競爭各種風險的搏擊中既不能有多大合力，也不可能真正結成風雨同舟、患難與共、同生共死的命運共同體。因此在這種管理體製下，企業不會真正形成“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激勵”的生存發展能力，更難以成為現代企業製度所要求的經濟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這也充分說明，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很多阻力確實來自包括國企內部的既得利益格局，沒有革自己命的決心和勇氣就不能趟過自身權力配置資源、掌控利益的改革“深水區”，也破除不了與科學發展和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體製缺陷和機製弊端。這就需要繼續深化體製改革和機製轉換，大力推進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創新，努力構建和諧的勞動關係與平等的競爭合作關係。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正如胡錦濤同誌2010年在金磚五國會議發表主旨演講時所說：中國雖然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但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麵臨巨大的人口、資源、環境壓力，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實現現代化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這當中，雖然一味盯著“蛋糕分配”也會影響“蛋糕做大”而像“鮑莫爾病”的症狀那樣，可能會因過分重視服務性行業、忽視生產性行業而使勞動生產率提升較慢，從而拉著社會整體經濟後腿並導致未來發展放慢的情況。但是毫無疑問，隨著我國改革發展與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涉及社會的就業、養老、醫療、教育乃至住房、分配等民生問題日益突出，已引起了黨和政府與社會各個階層的高度重視和密切關注，國務院發布“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製度改革”等涉及民生難點問題的改革“深水區”中的新舉措。這些都著力於人文關懷與重要關鍵民生問題的解決改善，堅持從實現“住有所居、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等理想目標出發，尤其在縮小貧富差距、消除分配不公、抑製房價猛漲以及解決看病難、就業難、上學難等難點問題上下功夫，努力在全社會營造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和發展環境。所以搞好“蛋糕分配”也得緊緊抓住科學發展與結構調整的主題和主線，既要把改善民生放在重要位置，也要把“做大蛋糕”作為工作重點，這就更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展道路。麵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深刻變化的新形勢和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企業黨政組織也要增強憂患意識和使命意識，密切與人民群眾血肉聯係並把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要求貫穿到各項工作中，始終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並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職工群眾根本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此切實加強黨的建設並發揮黨的政治優勢。其中包括關注、關心、關愛青年職工並重視對優秀年輕人才的培養使用，團結帶領全體職工把企業改革發展做得更好，使人民群眾以及企業員工生活得更加幸福和富有尊嚴。
受日本福島核電站泄漏事件的影響，不少國家政府決定未來更多地關閉核電站，我國政府在這方麵也引以為戒並高度重視和有效應對，主動加強與國際社會解決核安全問題的合作。溫家寶同誌曾為此專門主持召開了國務院有關會議，進一步強調核安全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特別把安全放在核電發展的第一位。尤其在立即組織對中國國內核設施進行全麵安全檢查，切實加強正在運行核設施的安全管理，全麵審查在建核電站，嚴格審批新上核電項目，抓緊編製核安全規程，調整完善核電發展中長期規劃等方麵，迅速采取了一係列安全防範的重要措施。麵對“機遇和挑戰並存、希望和困難同在”的客觀形勢，尤其因日本等國核危機與業內無序競爭引起的核電、風電市場的巨大壓力，東汽人身處這一具有風險敏感的產業領域就更是激流勇進積極應對，堅持變壞事為好事、變壓力為動力、變挑戰為機遇，緊緊圍繞國家政策和企業發展找措施、想辦法，而且以一種前瞻意識和國際化視野更加注重技術應變能力、經營管理水平、研發製造能力、員工隊伍素質等體現開拓創新能力的錘煉和提升，為參與競爭、開拓市場與實現獨立自主、求得生存發展提供強勁有力的支撐和保證。同時堅持“多電並舉”的發展戰略和市場導向，在努力形成規模化製造能力過程中，持續改進並著力強化產品質量的控製和保證體係，不斷提升機組運行做功的穩定性和可靠性，認真吸收國內外先進的製造技術和發展經驗，使東汽真正成為當代發電設備高端製造商，切實走出一條內涵提升和外延擴張並重的企業振興發展之路。
五、提升東汽精神貴在增強自信，自覺築牢“文化強國”的堅實根基
學習弘揚東汽精神貴在胸懷理想、駕馭全局，促進經濟社會的長治久安與協調發展。這必然要求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做到“四個堅持”：堅持個性與共性相結合，傳播東汽精神與倡導核心價值要密切聯係；堅持傳統與現代相結合，弘揚中華文化與建設先進文化要融會貫通；堅持繼承與創新相結合，發揚優良傳統與賦予新的內涵要相得益彰；堅持軟實力與硬實力相結合，創造物質財富與建設精神文明要互相促進。如同我國眾多的企事業單位團體一樣，東汽既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一個社會細胞，從而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同時擔負既出產品又育人才的雙重責任，尤其要求各項工作堅持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手抓和兩手硬。這是我們黨的幾代領導核心高度重視一以貫之的方針原則，也是貫徹科學發展觀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和重要保證。對於遭受各種災害嚴重損害的災區人民來說，建設“兩個文明”更需要處理好物質家園與精神家園重建的辯證關係和有機聯係。由此可見，災後恢複重建既是物質基礎支撐的重鑄過程，也是精神世界與文化家園的重塑過程。這種恢複重建不僅使災區城鄉麵貌、基礎設施、產業發展、社會建設實現了曆史性跨越，而且給人們思想觀念、精神麵貌帶來了新的提升，為我國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增添了鮮活內容。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是政黨和國家的精神旗幟。當今時代，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沒有文化的積極引領，沒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發揮，沒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一個國家不可能躋身於世界強國之列、一個民族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物質貧乏不是社會主義，精神空虛也不是社會主義。隨著經濟建設的迅猛發展與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當代中國現已進入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和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在此時期，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以及人民對經濟文化多樣化需求的新期待。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為此第一次以文化改革發展為主題，及時對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進行專門的研究和部署，並以打造文化軟實力作為強國目標和以滿足人民群眾基本文化需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向全黨全國提出“建設文化強國”的戰略任務和奮鬥目標。為此，我們要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要求，準確把握當今時代文化發展新趨勢，準確把握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在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在科學發展道路上奮力開創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局麵。同時，我們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為根本任務，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發展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培養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質，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弘揚中華文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同樣如此，企業文化作為企業的靈魂，在凝聚人心、引領方向、激發潛能、規範行為等方麵促進企業發展，也構成企業最寶貴的無形資產和精神財富，不管企業如何更迭、人員怎樣變動，均不會改變它的重要影響作用。東汽作為我國三線建設重點布局的骨幹企業與研發製造大型火力、核能、風力以及重型燃機、太陽能光伏發電設備的重型裝備與高新技術龍頭企業，本身產品技術含量、資本有機構成以及對員工隊伍素質的整體要求都很高，從而是一個典型的資金、技術和智能密集型企業。傳承與弘揚“災難彰顯、曆史鑄就、時代催生”的東汽精神更應牢固確立“文化自覺、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強的觀念意識和責任使命，通過建設先進文化與培育形成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為靈魂的企業文化、校園文化和社區文化，努力培育和形成導向鮮明、各具特色、富有凝聚力的行業產業精神文化，著力於增強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市場競爭力、核心競爭力與國際競爭力，努力打造使經濟社會具有發展後勁與生機活力的文化軟實力。因此，對於以追求“文化強國”“文化興企”“文化立業”為己任的企業員工與各行各業來說，尤其應當結合本地區、本單位和本職工作實際，著重從三個方麵進行深入思考、探索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