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蘇軾研究結緣，起因於那特殊年代的幾次特殊機遇。
1958年暑假，北京大學中文係1955級同學響應當年“大躍進”的號召，決定自己動手編寫一部文學史，挾持“學術大批判”的狂飆，聲言要把“紅旗”插上中國文學史的領域。其時課堂教學中，還剛剛學完唐代文學，我卻被編入宋元文學寫作組，開始接觸蘇軾作品。在那個對古人粗暴批判、對老師批判粗暴的風潮中，寫成的兩卷本“紅皮”文學史卻獲得巨大的聲譽，同學們頗有自豪感。然而次年政策調整，糾正“大批判”中的過“左”傾向，於是我們又作全麵修改，出版了四卷本的“黃皮”文學史，向正常的學術書寫稍作回歸。1960年，我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又參加另一部《中國文學史》的編寫，再次承擔了蘇軾一章的寫作。三次修“史”標誌著我蘇軾研究的起步，甚至也可以說是問學之途的發軔。
然而，這一“起步”卻充滿惶惑、遺憾乃至悔恨，其教訓比經驗更多、更深刻，給我以長遠的影響。特別是“紅皮”文學史的寫作，使我們處於既熱情亢奮又思想僵化、馴化的矛盾交集之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逐漸體會到堅守主體意識的重要。蘇軾那首《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中的“楊花”，被作者的生花妙筆，賦予了活生生的生命。她漫天飛舞，姿態變幻，自以為充滿活力和情思，殊不知全是受外力之“風”驅遣的結果。我讀楊花詞就每每有種身不由己的悲哀。由此提醒自己：為時裹挾，望風落筆是學人的大忌，初步認識到獨立思考、保持自我是學術創新的根本。當然，這一“起步”也並非都是負麵的。尤其是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那段編寫文學史經曆，應該說受到了頗為嚴格的學術訓練和學術規範、良好學風的自律教育。開始懂得文獻資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基礎和前提，而作家的創作文本更是研究某位作家最重要、最核心的材料。正是閲讀了蘇軾的全部詩詞作品、大部分文章及其他背景材料，才對蘇軾有了一點自己的看法，並養成了強烈的讀蘇興趣，為今後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引導我繼續走向“蘇海”。
對曆史人物進行個案研究，通常采用專題論析、作品解讀、人物傳記、作家年譜等著述體裁，以期從多種角度、不同層麵來展示曆史人物的真實全貌。這是一種有效的、便於操作的方法。朱東潤先生研究宋代梅堯臣、陸遊，分別貢獻了三部著作，即《梅堯臣傳》、《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梅堯臣詩選》和《陸遊傳》、《陸遊研究》、《陸遊選集》，並能彼此互闡，相得益彰，在方法論上有示範意義。這裏彙集我的有關蘇軾著述四種，即《蘇軾研究》、《蘇軾選集》、《蘇軾傳稿》、《宋人所撰三蘇年譜彙刊》，也不外乎上述的著述體裁範圍，編成叢書，似略示係統性。其實，這原不是預先有意的策劃和設計，而是自然形成的。或出於出版社的約稿，或受新資料發現的啟發與推動。現將四種著述情況向讀者作個簡單的交代。
《蘇軾研究》是一部論文集，除作為“代序”的《走近“蘇海”》外，共收文二十三篇，分作“綜論篇”、“思想篇”、“品評篇”、“影響篇”、“譜學篇”五個專題，而對研究對象蘇軾而言，則經曆了從政治家蘇軾到文學家蘇軾再到作為士大夫精英型範蘇軾的演化過程，這與我國國內蘇軾研究的動向幾乎同步，也可說是與時俱進吧。學術工作者不論秉持何種立場和主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時代的影響，但“與時俱進”與“為時裹挾”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即在於能否堅持自我意識與獨立思考。這些論文都寫作於1978年“新時期”以後，表達的是個人認真研究後的一些心得，錯誤則自然難免，期待讀者教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