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傳稿》日譯本自序
拙著《蘇軾其人與文學》（即《蘇軾傳稿》）一書是導讀性的普及讀物，我為有機會將它介紹給日本讀者而感到由衷的高興。
我把蘇軾作品當作研讀對象，始於大學時代。當時，我被他那種文學藝術上的“全才”特點所吸引。在他的閎博的文化知識、成熟的藝術技巧、豐富而複雜的人生經驗麵前，在無限廣闊、難測其深的“蘇海”麵前，我錯愕、驚歎。蘇軾是北宋時期文化全麵繁榮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文化長期發展的曆史結晶，因而是值得我畢生探討的研究課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個人生活體驗的積累，我對蘇軾的思想和性格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蘇軾曆經坎坷沉浮，雖處逆境仍不失去對生活的信念，繼續堅持對美好事物的追求。這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一大典型。這本小書就是基於對蘇軾的這種認識而寫成的。
蘇軾的名字對於日本的讀者並不陌生。早在五山時代就有專門的“坡詩講談師”。我這次作為客座教授來日本東京大學任教，有幸讀到了五山時代的詩僧們所編的《四河入海》百卷本。他們對蘇軾作了非常詳細的解釋，其刻苦鑽研的情景，在五六百年後的今天，仍令我曆曆如在目前。日本現代的蘇軾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湧現出眾多的著名學者，出現了一些價值頗高的論著，這些都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文學是無國界的，像蘇軾這樣的文學家，不僅屬於中國，更是人類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本書日譯本的刊行，如果能讓更多的日本讀者熟悉和理解蘇軾及其作品，並對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產生一點促進作用的話，我就感到非常榮幸了。
1986年3月於東京大學
《蘇軾傳稿》韓譯本自序
蘇東坡這個名字，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甚至比他的正式姓名蘇軾，更廣為流布於眾口。無論是學識淵博的知識分子，或是在普通的下層人群中間，他都擁有熱誠而真摯的崇拜者。能夠在雅、俗兩個層麵上充分滿足人們不同文化需求和審美趣味的中國文化巨人，是極為罕見的，而蘇軾正是這少數精英中突出的一位。他以非凡的天才、畢生的精力，為我們留下了豐富深厚的文化遺產，舉凡詩詞文賦各個文學領域，乃至經學、考古、書法、繪畫、醫藥、烹飪等方麵，都有建樹和創造，在不少領域中還居於時代的頂峰。近千年來，他勵人以剛正，啟人以智慧，益人以知識，予人以美感，他與後世人們建立了持久的親切動人的對話、交流關係，因而被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所緬懷景仰，這是十分自然的。
早在蘇軾在世的時候，他的作品與事跡就已超越國界而走向世界，最好的例證就是當時的高麗。公元一〇七六年（宋神宗熙寧九年，高麗文宗三十年），高麗使臣崔思訓等來華，路經杭州，覓購蘇軾作於杭州時作品結集《錢塘集》歸國，表現出高麗士人對蘇軾作品的渴求與熱愛。而在一二三六年（宋理宗端平三年，高麗高宗二十三年），由高麗全州牧崔君址“新雕”的《東坡文集》也在韓國問世，並由著名政治家李奎報寫了跋文。這一“全州新雕本”所依據的底本是“尚州摹本”，那麼，其摹刻時間更在一二三六年以前了。高麗士人如此竭盡心力去宋朝購求蘇軾文集，又在蒙古兵前鋒已達全州的危急情況下刊刻蘇集，其目的就是為了閲讀、吸取與研究。高麗朝的權適有詩句說：“蘇子文章海外聞”，對蘇軾作品的流傳四海作了熱情的讚揚，而徐居正的一則記載，更說明蘇軾的實際文學影響是多麼的深入與廣泛。在《東人詩話》卷上中，徐居正說：“高麗文士專尚東坡，每及第榜出，則人曰：‘三十三東坡出矣！’”高麗士人以蘇軾作為士人學問文章的最高典範，無怪乎出身於名門望族的高麗大臣有金富軾、金富轍這樣的取名了。這一取名，把人們仰慕蘇軾、蘇轍兄弟的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