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的文學創作代表著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在當時的作家中享有巨大的聲譽。如同歐陽修對他的奬掖、培養一樣，蘇軾也十分重視文學人才的發現和培養。除了“蘇門四學士”、“蘇門六君子”外，他還熱情地向不少後輩傳授自己的寫作經驗，擴大自己的文學影響。他的作品在當時就馳名遐邇，不僅在中原一帶廣泛傳誦，而且在邊緣地區乃至遼國、高麗等地都擁有不少讀者。
他的詩、詞、文對後世的影響更為深遠和複雜。蘇詩影響有宋一代的詩歌麵貌。金代有所謂“蘇詩運動”。明代公安派作家如袁宏道、袁宗道等十分推崇蘇詩，藉以反對“詩必盛唐”的前後七子。清代的宗宋派詩人，如錢謙益、宋犖、查慎行等都受蘇軾的影響。他所創立的豪放詞派直接為南宋大詞人辛棄疾所繼承，在辛棄疾前後湧現了一大批愛國詞人如張元幹、張孝祥、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等，形成了屬於豪放詞風的辛派詞人。直到清代，陳維崧、曹貞吉、顧貞觀、蔣士銓等人都效法蘇辛。至於蘇軾的散文也為後世文章家所崇尚。他的小品文在文學上影響更大。明代公安派在標舉“獨抒性靈”反對擬古主義時，就從蘇軾的《誌林》中學習抒情小品的寫作。在清代袁枚、鄭板橋的散文中，也可以找到承襲的綫索。
蘇軾的集子早在他在世時已有編輯。除了三蘇自己合編的《南行集》外，元豐四年（1081）蘇軾貶居黃州時，陳師仲就把蘇軾在密州、徐州兩地所作的詩編成《超然集》、《黃樓集》（《答陳師仲書》）。劉沔也替他編成詩文集二十卷，蘇軾還稱讚此書沒有一篇偽作混入（《答劉沔書》）。邵博《聞見後錄》卷十九載有“京師印本《東坡集》”，蘇軾曾指出其誤字。其他不同名稱的本子還很多。
蘇轍的《東坡先生墓誌銘》稱他所著有《東坡集》、《後集》、《奏議》、《內製》、《外製》等。但是，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蘇軾死後不久，他被列入“元佑黨籍”追削官爵，著作也遭禁毀。到了宋高宗趙構建炎時，始得昭雪；宋孝宗趙眘時追諡為“文忠”，他的集子又以多種版本廣為流傳，形成“人傳元佑之學，家有眉山之書”（《宋贈蘇文忠公太師製》）的盛況。
今存蘇軾全集以《東坡七集》本較為完善，是清人根據明刊本校印的，有解放前中華書局出版的《四部備要》本，內分《東坡集》、《後集》、《奏議》、《外製集》、《內製集》、《應詔集》、《續集》等七集。
此本不收蘇軾詞作。解放後商務印書館重印的《國學基本叢書》本，改題為《蘇東坡集》，七個集子的編次有些變動，內容全同。
蘇軾詩的箋注本也開始於北宋，有趙次公等五家注本。南宋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廣泛搜集舊注，按類編排；施元之等的《注東坡詩》，對注釋有所補益。清代蘇詩研究者更多，如邵長蘅《蘇詩王注正訛》、查慎行《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沈欽韓《蘇詩查注補正》、翁方綱《蘇詩補注》、紀昀評點的《蘇文忠公詩集》等都可資參考；其中又以晚出的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兩種，取材宏富，注釋詳備，總結了清代蘇詩研究的成果，對讀者很有幫助。
今存蘇軾詞集《東坡樂府》的最早刻本是元代延佑七年（1320）的南阜書堂本，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的新校本即以它為底本。後又有明毛晉《宋名家詞》本、清王鵬運《四印齋所刻詞》本、朱孝臧《強村叢書》本，朱本編年排列，而且所收詞最多。今存最早的蘇詞注本是南宋傅幹的《注坡詞》。近人有《東坡樂府箋》，校、注都較精審，有商務印書館本。
蘇軾散文的最早選本是南宋郎曄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所選文章頗具代表性，注釋也簡明扼要，有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部叢刊》本、解放後文學古籍刊行社本。明代茅坤編選的《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鈔》，為《八大家文鈔》之一，也是較重要的選本。
今天，蘇軾的研究和介紹工作有了新的發展。在四川眉山縣蘇軾故居，原有明洪武時所建的“三蘇祠”，歲久曆遭毀損，現已一再修葺；並在1959年正式改建為“三蘇紀念館”，大門兩旁掛有“一門父子三詞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楹聯，表示人們對蘇氏的讚賞。在湖北黃岡，也對“東坡赤壁”的建築群如“碑閣”、“二賦堂”、“酹江亭”等修繕一新，是憑吊這位詩人的地方。各地至今還流傳著不少關於他的傳說，並有“東坡巾”、“東坡肉”、“東坡餅”等名目。這都說明蘇軾是一位有深遠影響的大作家，並不隨著他的時代的消失而消失。作為發展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他留下的豐富的文學遺產值得我們很好學習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