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眼下中國的一些講壇上，常常多有各種虛虛實實的價值判斷的宣泄，而像羅爾斯那樣的理性思考卻少之又少。也許怪不得中國人的智力，隻能怪某種過於急功近利的宣泄式的價值觀推廣。這種氛圍之下，無包容可言，理性思考總顯得不合時宜。在意識形態的塑造問題上，首先要講包容，誰也不必急於壓服誰；其次要講理性，否則包容就變成了死水一潭的折中主義，最終還要喪失包容。
在當下中國，學術界的朋友們喜歡講某“左”某“右”之類的話，近期似乎還把這種劃分推廣到了一些地方官員身上。例如，有朋友就將重慶的“唱紅”提高到了左右評判的層次上。有時候，這樣講話有簡便的好處，但壞處是容易失去包容性。依筆者看，一個社會，左和右也可以包容。
若把強調效率忽視平等看作“右”，把強調均等而忽視效率看作“左”，那麼，這種對壘即使在高度市場化的發達國家也存在。之於西方社會，我們甚至可以把耶穌看作“左派”的領袖，把教會看作左的意識形態的倡導機構，若承認這個說法，就可見西方世界左的意識形態其實有普遍的影響。再深究一點，西方的宗教曾長期是“社會不穩定”因素；在有的曆史時期，它也罪惡累累。但到如今，西方的宗教也被“和諧”了，現在還有多少自詡為思想家的人有很大的興趣去批判它呢？也許羅素是批評宗教的最後一位思想家。這不是因為西方宗教經脫胎換骨後消失了，而是它退回到了一個合適的邊界裏麵，它不再強加於人。
西方宗教的曆史給我們一個啟示，那就是問題不在於要不要左的意識形態，而在於這種意識形態存在的方式。我看左的意識形態是客觀存在的，隻是應讓其有適當的形式和適當的作用範圍。重慶的“唱紅”本身是強調奉獻，強調平等，似乎有些左，但不要忘記，重慶的政治家們還在不遺餘力地抓經濟效率，絕非“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隻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重慶近日甚至用基尼係數來考核下級政府官員，可見，他們不是僅僅把平等當作歌謠來唱的。隻要重慶和成都在經濟活動領域積極推進市場化改革，積極打破各種壟斷，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並舉，用“唱紅”的辦法來約束公務人員也是一種嚐試。“唱紅”範圍擴大既不必要，還可能有負麵影響；學者們擔心會產生某些不好的影響，出於對“昨天”曆史的餘悸，應該可以理解。但依我拙見，過去那種登峰造極的專權恐怖，其實已經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了。根本沒有了馬克思主義的一點影子。依我善意的觀察分析，對重慶、成都改革的擔心似無必要。當然，從長遠看，“唱紅”是不是約束公務人員以求自律的最好形式，倒也不一定。未來也許中國需要不同意識形態在公共領域更大的分工，為此，傑出的政治家應有更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