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全球現代化觀點
半個世紀以來，台灣的發展是一個現代化的故事。這個現代化故事的主要軸線是由一個農業型的傳統性社會“轉化”為一個工業型的現代性社會。台灣的現代化所型塑的現代的社會形態，從其製度、結構及價值觀念來說，在根源上，都可追溯到十八世紀西歐的“啟蒙方案”（Enlightenment project）或“現代性方案”。“注釋2”以製度言，經濟上的市場資本主義、政治上的民主政治，以及職業結構、教育結構、城市結構，以及人口結構，固然與“西方的現代性”有一定程度的“共相”；以價值觀念言，則啟蒙之民主、自由、人權等觀念亦日漸為人們所接受。應指出者，台灣的現代化事實上是亞洲、特別是東亞現代化的一個組成。而更擴大地看，則台灣的現代化是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特別是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全球現代化的一個組成。長期以來，在論述中國的現代化（包括台灣的現代化）時，大都是曆史地，從時間的角度來考察這個現代化過程，但今天我們來考察台灣的現代化時用另一個觀點，即橫向地，從空間的角度來看。的確，台灣的現代化的故事，如把它放到現代性的全球化格局中，則更能突顯它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西方現代性與現代化
亞洲的現代化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建構世界秩序的意識形態與政策是很有關係的。當時，世界上出現了兩大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一是美、蘇兩大超級強國間的冷戰對壘，二是亞洲、非洲等民族從殖民地統治中解放出來。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不獨擁有全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力，並且有一種宗教式的樂觀自信的政治意誌去圍堵共產主義的擴張，並去重建大戰後的世界秩序。美國政府與民間的基金會（如福特基金會）都有一種“發展的意識形態”（development ideology），相信世界通過科學理性啟蒙的進步觀，相信通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與自由主義的民主，可以建造一個安定、自由、幸福的世界。這種“發展的意識形態”成為美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價值取向。在這裏應指出，這種“發展的意識形態”與當時美國社會科學界發展的“現代化理論”有密切的關係，在一定的意義上，美國政府與民間組織的“發展的意識形態”是來自社會科學的“現代化”觀念。像福特基金會的薩頓（Sutton）在總結福特基金會的目標時說：“我感到，我們有一些東西可以送給世界其他的人們：現代化、教育，把人們從古老的偏見中解放出來，我們有道德的義務為這些做點事。”“注釋3”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非西方社會，包括台灣，所推動的經濟發展、工業化、政治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現代化理論的經驗陳現。美國之向非西方世界推動現代化，可以說是源於一種“文明的使命感”（civilizational mission），而把現代化看作是一種“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es）。
美國現代化理論基本上是一種演化論的觀點。這個理論的源頭是十八世紀西歐的“現代性方案”，但它把“現代性”與西歐的曆史文化脫離，而把“現代性方案”轉變為一個超時間空間的一種社會發展的“中性的模型”（neutral model），“注釋4”並賦予它一種科學典範式的地位。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把西方文明、特別是美國的文明視為現代文明的高峰，也即是現代性的典範，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現代化理論把西方，特別是美國特殊的曆史文化建構的現代性視作為普遍的現代性模型。無可否認，在二十世紀的下半個世紀中，現代化已成為一個全球現象。羅馬俱樂部在1992年的《第一次全球革命》中認為：“我們現在正處於形成一個新型態‘全球社會’的初期階段”。“注釋5”值得指出的是，美國的現代化理論自七十年代之後已經受到依賴理論、世界體係理論的挑戰，但現代化在非西方世界、特別是東亞地區始終是社會發展的支配性語言。“注釋6”
中國大陸自1978年向世界開放，走上市場經濟，固然踏上現代化之路，俄國與東歐更是明顯地轉向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模式。
在這裏，我們必須對“現代化”與“西化”的概念作一討論。中國自十九世紀末，帝國體係崩解之後，一切改革或革命的運動，自覺或不自覺地都圍繞著西化與現代化兩個概念，西化有學習、模仿、擁抱西方，並以西方為優越，以西方為模型的意思。現代化這個概念則可以沒有這些情緒上的糾纏，而毋寧指一種更富於自我更新、自我轉化精神的社會變遷。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歐的啟蒙運動，正是康德的“敢於有勇氣用你自己的理性”的精神，敢於以理性擺脫依賴的精神。西歐的現代化是源於本土的轉化，以是，西歐社會當時發展出來的現代性是唯一的或第一個現代性。之後，西歐這個現代性方案擴展到了美國，也可以說是美國的“歐化”。但就非西方社會言，西歐與美國都屬於同一個文明體係，因此自然地被統稱為西方的現代性或西方的現代文明模式。在近四個世紀非西方社會與西方現代性的相遇的經驗中，非西方都處於弱勢，像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就被迫與西方帝國主義結城下之盟。非西方社會在失敗的過程中，都有過多種的自救自強運動，這些自救自強運動都常自覺與不自覺地被定性為現代化運動，但基本上都還是走上西化的道路。我們上麵提到“全球現代化”現象，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世界性的西化現象。馮勞（Von Laue）在《西化的世界革命》一書中指出，西方之進入非西方世界所產生的急速的社會變遷，對於非西方社會有創傷性的結果。非西方人一方麵對西方社會的許多東西產生欲望，一方麵又深刻厭恨西方所造成的對傳統秩序的破壞。他認為非西方社會所從事的往往是一種“反西方的西化”，“注釋7”這種“反西方的西化”現象其實正說明了現代化與西化二者之複雜關係。因為如前所說，西方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性，其實，迄今為止，西方的現代性仍是目前世界唯一的現代文明的秩序，因此，非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就很難避免不西化。今天已相當現代化的台灣，事實上，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特別是美國化了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由於全球現代化的趨勢，當非西方社會越來越在現代化上取得成功時，非西方社會出現了一種強烈地文化認同的追求，這一文化認同的追求，可以說是一種“另類現代性”的追求。對於這一現象，不能再以“反西方的西化”來表達，更正確地說，它是“現代性的本土化”的要求。
全球化與現代性本土化
七十年代幾乎聽不到學術界、文化界對於現代性、現代化的討論，但到八十年代，現代性的辯論又成為知識界的主要課題。吊詭的是，對現代性的熱烈興趣是，至少部分是由於“後現代主義”（post modernism）的興起。特別是由於後現代主義“現代之終結”的宣稱所激起的。後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的視域已經關閉，它的精力已經耗盡——即是說，現代性已經過時，後現代主義的社會思想對於十八世紀啟蒙以來現代主義者所遺留給我們的一切對道德與社會的進步，對個人自由與公眾幸福的集體希望大加嘲笑。”“注釋8”
後現代主義者的代表人物利奧塔拒絕一切全能性（totalizing）的社會理論，認為一切大敘述（grand narrative），不論是臆測的論述，或解放的論述（啟蒙論述），已無可信性。“注釋9”簡言之，後現代主義反對啟蒙的理性觀，批判現代性方案造成的現代的文明結構。現代主義講同質性、一元論，後現代主義則講異質性、多元文化。後現代主義極為複雜，“注釋10”其本身亦犯了理論之“全能性”之誤。“注釋11”不過，後現代主義所提供的一個闡明“差異性”的理論框架，“注釋12”則確是對啟蒙的普遍主義的有力抗製。“注釋13”在講後現代主義的同時，還值得再提到“全球化”問題。吉登斯認為全球化是西方現代性的結果“注釋14”，這個看法並不錯，但是不足夠。羅伯遜認為全球化是現代化的條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現代化的條件，則更有說服力。吉登斯完全忽略了文化的作用，羅伯遜則指出“隻有在一個（最低程度上）全球化了的世界中，他者（the Others）的問題才會發生”。“注釋15”
今天，非西方，特別是東亞社會，無疑都已進入到全球化的過程中，但在越來越強的全球化過程中，所出現的並不是一個越來越有同質性的世界，反而是一個更顯示文化“差異性”與多元性的世界。費若斯東認為全球化的過程，並不像有些人預測那樣走向一個越來越同質性的世界，反而“導向一個對差異性越來越多的敏感”。“注釋16”
事實上，全球化出現之文化多樣性與多元性，促成了西方人對啟蒙普世主義之反思，因而表現在後現代主義對“差異性”及“他者”的敏感上。另一方麵，在全球化過程中，一向被視為不值得重視的“他者”的非西方人也開始向西方開腔了。“注釋17”
經驗的現象顯示，在全球現代化過程中，非西方人因現代化之增加，不但沒有被“西化”淹沒，反而對本土文化的認同更增強了。亨廷頓對此有很深入的觀察：
在開始，西化與現代化是緊連在一起的，非西方社會吸收大量的西方文化，逐步地走上現代化。但，當現代化步伐增大後，西化的比重減少了，而本土文化再度複蘇。再進一步的現代化則改變了西方與非西方社會之間權力的平衡，並增強了對本土文化的承諾。“注釋18”
亨廷頓所說在非西方社會變遷之早期，西化促進現代化；在變遷之後期，則現代化推動“去西化”，並增強本土文化的再起，很能掌握今日非西方社會的文化動態。
今日非西方社會普遍地出現了文化認同的聲音。非西方社會的文化認同的聲音一直是存在的，此在中國，當西方力量入侵中國後，中國思想界即陷於文化認同的危機中。餘英時說：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實在是環繞著文化認同的問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結到最後，隻是下麵這個問題：在西方文化強烈的衝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呢？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呢？不可否認，以思想界的大趨勢說，向西方文化認同在二十世紀的中國終於取得了主導的地位。“注釋19”